90年代，陳映真跑到大陸參加一個作家座談會。那個座談會的內容是環境與文化。張賢亮先發言，一上來就調侃，我呼籲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汙染，你們來汙染我們才能脫貧哇！會後陳映真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麼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
這不是陳映真第一次接觸大陸作家。
八十年代，陳映真在美國跟王安憶見面。見面前，陳映真特地看了王安憶在報告會上的發言稿。王安憶在稿子中講，希望從自己的個人經驗中脫出，將命運和更廣大的人民聯繫起來。見面後，陳映真問她以後打算如何，王安憶說，寫中國。陳映真聽了很高興，誇她：
“好樣的！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麼，感到中國有希望。”
後來王安憶把這件事告訴陳丹青。陳丹青的第一反應是，多麼淺薄啊！為什麼“寫中國”就是“好樣的”？哈維爾絕不會誇昆德拉：好樣的，寫捷克！
在八九十年代兩岸往來之前，陳映真對大陸有很多幻想。在臺灣坐牢的時候，陳映真有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的獄友，因為出海遇到颱風，漁船吹到島邊，被國民黨拘捕。他發現這個大陸同胞一開始飯量很大，漸漸地胃口小了，臉色好起來了。以此推測，大陸生活水平不高。
可是在陳映真看來，這有什麼呢，共產主義的社會不就應當是樸素的嗎？陳映真還向獄友學了首大陸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馬爾克斯說過，從某種程度上說，迫使我在政治方面腳踩大地的是現實本身，是相信至少在拉丁美洲，一切終將都是政治。改變那個社會的任務是如此緊迫，以致誰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很可能和文學志趣都從同樣的源泉汲取營養：即對人，對我周圍的世界，對社會生活本身的關心。
陳映真有過跟馬爾克斯一樣的立場，“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問題同臺灣在60年代所面臨的問題，逐漸逐漸有些類似性，我願意以我小說的方式，同大陸的思想家、讀者、學者們共同思考，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人的問題。”
但在王安憶看來，陳映真“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掉隊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王安憶講過一個故事，陳映真有次在臺灣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政策的遊行示威，扛旗走在臺北街道上。到了中午，陳映真在麥當勞門前歇息，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麼？陳映真就宣讀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個朋友卻指著陳映真手裡的漢堡問，你在吃什麼？陳映真一愣。
不管是對大陸還是臺灣來說，陳映真都成了掉隊者。
01
跟陳映真比，另一個臺灣人李敖2005年才來大陸。
當時李敖在北大演講，說自己捐了35萬人民幣為胡適在北京立銅像，是為了告訴大家，“胡適思想是最溫和的，對我們有利的。當時胡適在我窮困的時候送了1000元臺幣給我，今天我相當於1500倍的人情來還。”
可惜“共產黨太小氣不肯立。要把這個錢退給我。我說我不接受，這個錢放在你們那裡，什麼時候想通了什麼時候立。”
早在學生時代，李敖就很崇拜胡適。1953年，胡適赴臺中演講時，李敖就坐在臺下。李敖服兵役回來後，在臺北租房，房租每個月兩百塊。那時候李敖窮得褲子進了當鋪，胡適得知後，馬上寄去一封信，約李敖去南港玩，隨信附上一千元支票一張，
“這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
不僅如此，在精神上胡適也成為了李敖的導師。1961年，胡適應邀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演講。不久後，這篇演講稿被刊登在12月份的《文星》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說，
“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言？”
胡適的文章一發表，學術界就炸了鍋。著名學者徐復觀馬上在《民主評論》上發表文章指責胡適汙衊中國跟東方文化。徐復觀甚至放話，胡適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
緊接著，另一個著名學者胡秋原也在《文星》上發了篇文章。胡秋原反對胡適“全盤西化”的論調，也反對徐復觀為首的復古派和俄化派。他主張，中國青年必須拒絕所謂復古派、西化派、俄化派，中國才可望生存和進步。拒絕不是拒絕中國文化、西方文化或拒絕研究俄國，而是由門戶之爭解放出來， 使一切中外古今之學，皆為我用。
作為胡適的門徒，李敖很快站出來為胡適“打抱不平”。1962年，李敖在《文星》上發表了《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在這篇文章裡，李敖認為，治國如同治病，
“絕不能西藥中藥全吃，專心吃西藥足夠了，中西合璧反倒糟。”
李敖強調了自己“全盤西化”的觀點，“也許西化的結果會帶來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們總該認清我們的大目標是什麼，為了怕肚痛，難道就不養孩子嗎？我們的大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強國，在這個大目標下，我們該有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決絕與胸襟”。
在李敖的帶領下，許登源、洪成完等人紛紛在《文星》上發文支持西化派。一時間臺灣知識分子分為西化派跟反西化派兩大陣營，西化派主要以臺大學生為主，反西化派以大陸遷臺的老派學者為主，其中有倡導“新儒家”的徐復觀；主張“超越論”的胡秋原；“折衷派”的徐道鄰等。
在建設現代化強國的路上，是傳統派有效還是西化派管用，這是個從五四以來就爭論不休的老問題。李敖跟他的臺大校友們堅持走西化道路，是有歷史傳承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批知識分子開始辦雜誌報社，對國民黨反民主的獨裁統治和臺灣社會的腐敗現象進行批評。首當其衝的就是李敖的偶像胡適跟老師殷海光。1949年，雷震、胡適、殷海光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創辦了《自由中國》，宣揚民主自由，要求臺灣從封建、威權、傳統解放出來，在政治、經濟、文學上實現“現代化”。
好景不長，1960年10月，雷震被以“叛國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判決書裡說，雷震所創辦的《自由中國》宣揚：“政府反攻大陸政策號召為自欺欺人，自誤誤人，散佈悲觀無望論調，意圖瓦解反攻鬥志。”
《自由中國》被封后，李敖們的陣地換成了《文星》。1952年，蕭孟能夫婦在臺北開了文星書店，五年後，又創辦了《文星》。61年冬天，李敖寫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被主編陳立峰賞識，《文星》就此成為了李敖的言論陣地。同一時期，余光中也在《文星》寫稿，兩人還成了朋友。
《文星》的老闆蕭孟能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的兒子。因為蕭孟能的這個身份，李敖雖然在《文星》上撰文批評國民黨，但不至於被請喝茶。
隨著60年代中西文化論戰的白熱化，李敖的膽子也越來越大，開始由批判傳統文化跟學術界名人轉向了批判現行政策跟政界要人，甚至批判起了國民黨的“道統”跟“法統”來。1965年12月，李敖在《文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的文章，批判國民黨的保守政策。國民黨一生氣，《文星》被查封。
《文星》被查封后，李敖的也跟著著作遭禁，不得不想辦法改行賣牛肉麵維持生計。他給余光中寫信，其中有一段說，
“我在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宣紙的小摺頁冊，正好可做簽名之用。我盼你能在這本小冊的前面，寫它一兩頁，題目無非‘知識人贊助李敖賣牛肉麵啟’之類，然後由我找一些為數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討厭的人士紛紛籤它一名，最後掛於牛肉麵鍋之中，聊示招徠。”
余光中很講義氣，接到李敖的信後，馬上寫了封贊助信為李敖打廣告，
“近日讀報，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別文壇，改行賣牛肉麵。果然如此，倒不失為文壇佳話。今之司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盤子，卻願留在臺灣擺牛肉麵攤，逆流而泳，分外可喜。”
02
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余光中寫了首詩，叫《送別》。詩裡寫，悲哀的半旗/壯烈的半旗/為你而降/悲哀的黑紗/沉重的黑紗/為你而戴/悲哀的柩車/告別的柩車/慢慢地走/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地走。
李敖知道後，把這首詩改成了：悲哀的馬屁/臭臭的馬屁/為你而拍/悲哀的新詩/無恥的新詩/為你而寫/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的走/快了我跟不上/因為我是你的狗。
這時候兩人關係已經惡化，李敖在專欄裡講，說北京有四大不要臉，第一名就是郭沫若。臺灣有沒有？在我李敖看來，臺灣也有，其中有一個人就是余光中。
李敖跟余光中反目，跟《文星》有關。文星被封后，余光中給蕭孟能打電話，要求收回他在《文星》的書，改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蕭孟能回覆，如果作者都這樣要求，《文星》的結束工作就法做了。後來余光中到香港演講，說文星書店跟文星雜誌的結束，不是政治壓力而是因為經營不善倒閉了。
余光中是國民黨子弟，家世顯赫，他的父親餘超英當過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外部常務委員，祖父餘東有去世時，題寫輓詞的就有蔣介石、張學良、于右任、以及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雖然余光中說過“從小就不喜歡國民黨”這種話，但關鍵時刻，還是為國民黨站了隊。
余光中的立場激怒了李敖，“余光中這是替介石擦屁股，瞪著眼睛胡扯，不要臉。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高壓之下，身為知識分子的人，身為所謂作家，所謂詩人的人，居然拍馬屁，居然不知道反抗。”
國民黨戒嚴期間，因為白色恐怖入獄的，不在少數。當時柏楊翻譯的漫畫《大力水手》刊登在《中華日報》上，漫畫內容是卜派父子買了個小島，要在小島上建立國家，互相競選總統。柏楊把臺詞中的“Fellow”翻譯成了“全國軍民同胞們”，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是在影射蔣家父子、侮辱元首，柏楊被判入獄12年。
柏楊入獄後，李敖積極搭救。沒想到柏楊出獄後公開表示原諒迫害他的特務、檢察官，還寫文章大讚蔣經國。這事惹怒了李敖，他把柏楊稱之為“柏小人”。有次遠流出版公司的人寫了一篇文章，說：
“讀史以識世局，決大勢......我們更樂意看到更多位諸如李敖、高陽、柏楊等，勤於耕耘史學的優秀作者。”
李敖讀了很生氣，“我恥居高、柏諸人之前，這種國民黨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後面，我的屁股都引以為恥啊！”
在是否原諒國民黨這個問題上，能夠反映出柏楊跟李敖的區別。
柏楊入獄時，審判員對他說，“你要沒事，就這麼出去了，我們情報機關的面子往哪兒擱？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如果你承認被俘虜過，明天就可以出獄，當過俘虜的人多了，這有什麼罪，這樣我才好向上級交代啊。”
李敖也吃過國民黨的牢飯，1971年，他因為資助彭明敏偷渡外逃，被國民黨判刑十年。出獄後，李敖也吃了不少苦頭，家裡被安裝竊聽器，經常被特務審訊問話，以至於多年後，即使在家裡，李敖腰上時刻掛著三樣寶貝：相機、軍刀、高壓電槍。
跟柏楊不同，李敖最佩服以色列人，因為他們擅長報復，二戰集中營裡迫害過以色列人的納粹，他們一個也沒放過。李敖說過，忘記報復就是褻瀆正義，至於不但有仇不報，還反過頭來歌頌仇人蔣氏父子，如柏楊之流，他們太可恥了。從這點上來說，李敖跟柏楊，確實不是一路人。
除了余光中跟柏楊，老同學施啟揚也跟李敖反目成仇。施啟揚從臺大畢業後，步入政壇，當時蔣經國有意培養年輕一代，施啟揚便一路青雲。到了1971年，李敖被判入獄，入獄前他寫了一封信給時任法務部政務次長的施啟揚，希望他看在老同學的份上，多照顧自己。施啟揚收到信後，給相關人員打了電話，但在李敖看來，這只是頭口說說而已。兩人就此決裂。
像柏楊跟李敖這樣都吃過國民黨的牢飯最後分道揚鑣的，還有陳映真跟葉石濤。
1964年，陳映真認識了一個日本駐臺外交官淺井基文。通過淺井基文，陳映真讀到了大量馬列書籍跟魯迅的小說。1968年，國民黨以“組織聚讀馬列共產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為共產黨宣傳”的罪名逮捕陳映真，判刑十年。而早在1951年，葉石濤也因為閱讀左派書刊被國民黨以“諜匪”罪名判處五年徒刑。
1965年，葉石濤復出，提出了“臺灣鄉土文學”一詞。到了七十年代，“保釣運動”使臺灣民眾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民族情緒高漲，從而掀起反西化浪潮，臺灣社會開始向民族迴歸的方向轉舵。在這樣的背景下，“迴歸鄉土”、“民族本位”成為當時文學界的主要呼聲。
臺灣鄉土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兩大派系，一種是以葉石濤為代表的，認為本土化即臺灣化，臺灣文學要排除中國文化影響；一種是以陳映真為代表的，認為本土化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臺灣本土，脫離了中華母體，根本談不上臺灣文學的本土化。
不過雖然陳映真認為葉石濤過分強調“臺灣意識”，有文學臺獨傾向，但當時他們倆都有著共同的敵人：余光中。1977年八月，余光中發表《狼來了》一文，一口咬定，臺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
為了打擊異己，余光中特地用紅筆加上眉批，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把陳映真文章中引述馬克思的地方一一標註出來，並把文章寄給了當時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升，告密陳映真有新馬克思主義思想。這個罪名在當時是死罪，幸好王升不知道什麼叫新馬克思主義，陳映真僥倖逃過一劫。
憑藉著對鄉土文學作家的迫害，余光中成了國民黨的紅人。1977年8月，國民黨召開“全國第二次文藝座談會”，鄉土文學作家因為有問題而不能出席，余光中卻高坐主席臺，傾聽國民黨當局“堅持反共文藝立場”的報告。
隨著本土化運動的發展，陳映真跟葉石濤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1981年，臺灣“巫永福評論獎”上，陳映真支持《兩種文學心靈》獲獎，因為這篇文章把臺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環；而葉石濤則看中強調臺灣文學特殊性的《80年代的臺灣寫實小說》。表面上看，這是對兩篇論文的不同評價，其實背後隱藏的是“臺灣文學是逃離中國文學還是認同中國文學這兩種不同文學觀的分歧。”
陳映真跟葉石濤的分歧跟他們的成長經歷有關。葉石濤出身臺南地主家庭，是經歷日據時代的最後一位作家。18歲那年，葉石濤就到日本殖民者西川滿主編的《文藝臺灣》社工作，西川滿很賞識葉石濤。西川滿當時極力鼓吹“皇民文學”，葉石濤就在報紙上發公開信，為西川滿幫腔，攻擊臺灣愛國文學家的文學精神是“狗屎現實主義”。
在西川滿的影響下，葉石濤認為，父輩有民族尊嚴，但那是錯誤的民族尊嚴，只有“日本人化”才能讓臺灣進入現代化。到90年代，葉石濤開始宣稱：“一出生便是日本人，臺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葉石濤開創的“臺灣意識論”、“本土文學論”，為臺獨派構建自己的臺灣文學提供了理論支持。
而陳映真是苦孩子出身，從小就有階級鬥爭意識。初中陳映真第一次接觸到魯迅的《吶喊》，後來“每當我遇見喪失了對自己民族認同的機能的中國人，遇見對中國的苦難和落後抱著無知的輕蔑感和羞恥感的中國人，在痛苦和憐憫之餘，有深切的感謝——感謝少年時代的那本小說，使我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
一個臺獨，一個大一統，兩個人註定分道揚鑣。
戒嚴結束之後，陳映真還跟一個老朋友因為獨統議題分道揚鑣，就是研究臺灣左翼運動史的學者陳芳明。陳映真去世，陳芳明寫《為了忘卻的紀念》，回憶四十年前受陳映真鼓舞的時刻，向陳映真致敬也向魯迅致敬。
但是兩人在1990到2001年十二年間，進行了四次雙陳論戰。一直到陳映真中風前，還在和友人籌劃如何逐章批判陳芳明撰寫的臺灣文學史。
陳映真當年是在監獄中聽獄友談起之前兩代的臺灣左翼運動，從此對左翼的大陸心馳神往，視為臺灣解放的唯一道路。而陳芳明則是在美國讀書時重新發掘臺灣左翼運動的史料，並在之後的幾十年裡逐漸把臺共的早期活動解釋為臺獨思想的源頭。
活躍在國民黨戒嚴期間的臺灣知識分子，要麼成為國民黨的座上賓，比如施啟揚、余光中；要麼老老實實做學問，比如柏楊，他在獄中苦讀《資治通鑑》，出獄後又花了十年翻譯《柏楊版資治通鑑》七十二冊；要麼繼續搞文化運動，比如陳映真跟葉石濤，前者高唱我的中國心，後者成為了臺獨文學教父；還有的比較實在，專心賺錢，比如白先勇。
文星倒閉後，書店門市經理林秉欣創辦了仙人掌出版社。白先勇的小說集《遊園驚夢》就由這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賣得很好，白先勇看到了商機，就出錢入股，還把自己主編的《現代文學》交給仙人掌出版社發行。結果出版社擴展太快，倒閉了，白先勇血本無歸，又拉著弟弟白先敬創立晨鐘出版社。
對白先勇來說，是要堅持一箇中國原則，還是強調臺灣意識，是要為蔣家父子唱讚歌，還是痛罵國民黨，都不重要。所以後來許知遠採訪白先勇，問他，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其實一直特別複雜，就這種複雜性怎麼解釋呢？
白先勇說，文學的標準完全以藝術的成就為最高。這隻有一個標準，什麼標準呢？好文學跟壞文學，不管你什麼寫的，不管你什麼背景，不管你什麼思想，通通不管，你寫的好就是好文學，寫的不好就是不好的文學。
活明白了的白先勇告訴許知遠，“可能我最近年紀大一點之後，可能比較靠近佛家的思想，就常常感覺到很多都無常的。佛家早就告訴你，人生是無常的，再美花都挨不過秋冬，越美的東西，越不容易保存，彩雲易散琉璃脆嘛。因為久了看多了，從家國到個人都是這種，看的更多這種。”
同樣活明白了的還有李敖。當時唱片製作人邱晨看到李敖寫的《忘了我是誰》，想把它譜成曲，就問李敖對歌詞的酬勞有什麼要求，李敖說沒問題，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等邱晨錄完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準備拿酬金給李敖時，李敖開始避不見面，直接要價兩百萬。
後來唱片公司把那首歌的歌詞改成了錢、錢、錢。
03
1990年，李敖的朋友潘君密跟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張鏚在北京飯店見面。張鏚提議，讓李敖回大陸看看嘛。潘君密給李敖打了個電話，說你在臺灣反蔣這麼多年，也沒少受迫害，出來散散心吧。李敖一想，有道理，但是瓊瑤、柏楊都去了大陸，接待規格那麼高，我還怎麼去？
潘君密把李敖的意見轉告給了張鏚。張鏚向李敖承諾，放心過來，保證接待規格比他們還高，並儘可能安排一把手接見你。李敖表示，讓我考慮考慮再說。
考慮了幾天，李敖還是決定不去。不去的原因，跟錢有關。當時臺灣還是國民黨說了算，李敖反蔣氏父子這麼多年，這次回大陸成為共產黨的座上賓，萬一國民黨一生氣，沒收了他那幾處很值錢的房產，就無家可歸了。
直到2005年，鳳凰衛視老闆劉長樂請李敖吃飯。席間劉長樂勸李敖回大陸看看。李敖說自己怕坐飛機。劉長樂就勸他，于右任、張大千等到臺灣的文化名人，最終都客死他鄉。你應該實現這一代人對祖國大陸的拳拳之心和未了心願。
李敖想了半天沒說話，最後問劉長樂，如果我訪問大陸，你們鳳凰衛視能不能操辦？劉長樂一口答應。
“我曾經公開贊成‘一國兩制’，國民黨執政期間還被當做‘共產黨的間諜’，這次去北京，就是向黨中央報到。”
等參觀完畢，天安門城樓的工作人員請李敖題字留念。李敖寫了四個字“休慼與共”，這4個字是雙關語，意思就是快樂和難過在一起。共，除了共同的意思，對我來說，是廣義的，當然包括中國共產黨。”
參觀完故宮，李敖還受邀到北大跟清華演講。演講中，李敖說，最近幾天我幾次誇中國共產黨，也許有人會說，你是因為在大陸才這麼做的。我對此並不贊同，我們的國家現在國富民強，這都是共產黨的功勞。這個演講全程直播，結果中途被掐了。
郭冠英評價這次演講，“放不開，花很多時間在化解緊張，在逗板著臉的主人笑，又怕臺下人諷之欺善怕惡，又怕得罪主人不知好歹。因此捧捧罵罵，打打拍拍。”
在郭冠英看來，到北京演講的臺灣人裡，連戰演講七三開，七分民族，三分民權，自由主義點到為止，不糾纏細瑣，不扯Bill of right。先有共同語言，對方才聽得進去，給主人留面子，體諒主人當家的困難。但李敖卻矯枉過正。他成了一九開，全在扯自由主義，全在談民權，哪壺熱提哪壺，提得又不好，燙了自己的腳。
最後郭冠英下了結論，李本來想做橋樑，結果兩面不是人。
李敖聽了一笑，“能夠躲開共產黨的，和能夠躲開國民黨的，運氣都比我好。金庸現在等於這麼多年就是收利息嘛。”
郭冠英說李敖“滑得像黃鱔”，但李敖既沒躲開共產黨，也沒躲開國民黨，沒機會像金庸一樣“收利息”。
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管是在文學立場還是政治立場上，陳映真都在努力向大陸靠攏。1983年陳映真在美國見到王安憶為首的第一批大陸作家。在聶華苓家，他看了丁玲、茅盾、艾青、巴金和曹禺的錄像。看完陳映真感慨，大陸作家吃了那麼多苦，我吃的苦算不了什麼。
1988年，陳映真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他擔任主席。那時恰逢李登輝上臺，陳映真反臺獨的立場為他招來不少批評。陳映真兩次被推薦參選臺灣“國家文藝獎”，但都因為政治立場而遭評審委員反對。
陳映真對大陸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這讓他去世後，能在八寶山舉辦送別儀式，俞正聲劉延東送上花圈深切緬懷，國臺辦蓋章“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臺灣同胞的傑出代表，著名文學家，臺灣愛國統一陣營的傑出領袖和理論家”。這幾乎是大陸能給一個臺灣文人的全部哀榮。
在作品銷量上，陳映真比不上李敖。但在官方評價上，李敖也趕不上陳映真。
李敖的前半生，思考的是怎麼給國家治病，怎麼走現代化之路，怎麼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到了大陸後，李敖說，我印《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80封信》這書，臺灣就沒有刪改，在大陸就刪掉了16個字，所以我才說要給共產黨時間，並不是說給它時間現在我就滿意，我非常不滿意，可是我知道它需要時間。
只能說晚年的李敖身段柔軟了不少。但這種妥協是有風險的。《環球時報》講得好，“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多年之後如果還有人願意祭奠李敖，到底是祭奠那個早期的自由主義者還是晚期的民族主義者，到底是紀念綜藝節目上的紅色夾克，還是《文星》上的一篇篇檄文。
《南方人物週刊》寫王朔的句子用在這裡再合適不過了，
“童年創傷、殘酷青春、年少輕狂、中年危機統統過去,從一場漫長妄境裡醒來，發現人生賽程已然過半，所餘大事，無非是保住晚節。”
97年中國作協為陳映真60歲生日賀壽。陳映真發言的時候說，他有時候覺得很孤獨，他擔心臺灣這個社會會扔下他，人民會拋棄他。好友曾慶瑞坐在他旁邊，給陳映真寫了張紙條，上面寫，是戰士，就孤獨。臺灣這個社會不會扔下你，人民不會拋棄你，棄你而去的是那些鬧‘臺獨’的人！
2005年臺灣東海大學教授趙剛到北京訪問，順便拜訪了陳映真，陳映真笑逐顏開，但一談到大陸窮孩子念大學，陳映真“頭埋在他的兩個大手下面，說了一兩句很絕望的話”。送別趙剛時，陳映真站起來，說了句，
“人該打烊，就打烊了。”
1988年瓊瑤回大陸省親，為了取得瓊瑤小說的改編權，湖南臺老臺長歐陽常林一路過五關斬六將，說服瓊瑤跟湖南臺達成合作。雙方合作了十年，拍了上百集電視劇。所以於正抄襲瓊瑤的《宮鎖連城》尚未播出時，瓊瑤覺得維權不過就是和“家裡人”打個招呼的事情。但是沒想到新臺長根本不買賬，“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湖南衛視知道於正抄襲？”
瓊瑤覺得被家人背叛了，湖南衛視每年暑假檔都會播出的《還珠格格》整整四年都沒再播出。直到今年雙方再次達成合作。有人問瓊瑤怎麼就“一笑泯恩仇”了。已經和丈夫的兒女們鬥得筋疲力盡的瓊瑤說，
“都已經開始談生死了，還有什麼看不開的呢？”
余光中說，就是這幾年，像我跟白先勇在海外講話是無所謂的，毫無顧忌，到了大陸我們講的都不太坦白。白先勇早早來到大陸，做青春版《牡丹亭》、研究《紅樓夢》，反倒成了屹立不倒的文化icon.
白先勇說過，“文化其實就是文化，不要涉及政治，真正的文化交流，還可以深入，大陸文化這麼豐盛，這方面應該加強，應該讓臺灣感受到民族認同。”他順利地融入了大陸，既看《甄嬛傳》也看《雍正王朝》，在海峽兩岸傳播推廣《紅樓夢》，“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看過《紅樓夢》的，一種是沒看過《紅樓夢》的。”
當然也有批評白先勇的，京劇大腕兒裴豔玲就說過，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門，入不得！演兩三百場怎麼了？能說明什麼問題？什麼也沒有！
但比起李敖、余光中動不動就被批晚節不保、陳映真兩頭不討好來說，這種批評來白先勇來說無傷大雅。
2005年李敖訪問大陸時，除了在天安門題“休慼與共”，還在法源寺題字：物我兩忘，人書俱老。李敖說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走向，那種像屈原一樣跳河的，或者像老舍那樣跳河的，或者像王國維那樣跳河的，都是錯的，要快快樂樂地活過你的敵人。有好的頭腦，才有好的走向和生活方式。不要學屈原，不要學殷海光，不要整天學那種笨蛋。”
殷海光去世的時候，李敖想，臺灣年輕人裡有幾個知道殷海光的？
現在臺灣的年輕人也已經不看李敖的書了。李敖走在路上，跟他打招呼的讀者都已經為人父母。他年輕時候的朋友跟敵人，也都走在了他前頭。李敖不甘寂寞，為了跟大陸的年輕人交流，他學著用微博，研究怎麼寫140字的文章，安排在晚上八點發送，避免被新聞聯播搶風頭。結果還不如小S反響好，她隨便發個自拍就有四萬贊，李敖看不懂了。
1970年，唐德剛訪臺時赴林語堂的飯局，到了酒店，唐德剛問總招待，林語堂的桌子在哪裡？對方眼睛一瞪，反問，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
李敖有一樣的遭遇，有次他在“金蛋糕”吃東西，突然有個女服務員拿了一個紙板走過來，要李敖簽名，李敖很高興，心裡想：“想不到這裡還有人認識我。”結果女服務員說：
“我們老闆講過，每個客人都要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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