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陈映真跑到大陆参加一个作家座谈会。那个座谈会的内容是环境与文化。张贤亮先发言，一上来就调侃，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会后陈映真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这不是陈映真第一次接触大陆作家。
八十年代，陈映真在美国跟王安忆见面。见面前，陈映真特地看了王安忆在报告会上的发言稿。王安忆在稿子中讲，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见面后，陈映真问她以后打算如何，王安忆说，写中国。陈映真听了很高兴，夸她：
“好样的！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
后来王安忆把这件事告诉陈丹青。陈丹青的第一反应是，多么浅薄啊！为什么“写中国”就是“好样的”？哈维尔绝不会夸昆德拉：好样的，写捷克！
在八九十年代两岸往来之前，陈映真对大陆有很多幻想。在台湾坐牢的时候，陈映真有个来自福建沿海渔村的狱友，因为出海遇到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国民党拘捕。他发现这个大陆同胞一开始饭量很大，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好起来了。以此推测，大陆生活水平不高。
可是在陈映真看来，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朴素的吗？陈映真还向狱友学了首大陆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马尔克斯说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迫使我在政治方面脚踩大地的是现实本身，是相信至少在拉丁美洲，一切终将都是政治。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是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很可能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生活本身的关心。
陈映真有过跟马尔克斯一样的立场，“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同台湾在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逐渐逐渐有些类似性，我愿意以我小说的方式，同大陆的思想家、读者、学者们共同思考，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人的问题。”
但在王安忆看来，陈映真“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掉队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王安忆讲过一个故事，陈映真有次在台湾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政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到了中午，陈映真在麦当劳门前歇息，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陈映真就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个朋友却指着陈映真手里的汉堡问，你在吃什么？陈映真一愣。
不管是对大陆还是台湾来说，陈映真都成了掉队者。
01
跟陈映真比，另一个台湾人李敖2005年才来大陆。
当时李敖在北大演讲，说自己捐了35万人民币为胡适在北京立铜像，是为了告诉大家，“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元台币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倍的人情来还。”
可惜“共产党太小气不肯立。要把这个钱退给我。我说我不接受，这个钱放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立。”
早在学生时代，李敖就很崇拜胡适。1953年，胡适赴台中演讲时，李敖就坐在台下。李敖服兵役回来后，在台北租房，房租每个月两百块。那时候李敖穷得裤子进了当铺，胡适得知后，马上寄去一封信，约李敖去南港玩，随信附上一千元支票一张，
“这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不仅如此，在精神上胡适也成为了李敖的导师。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演讲。不久后，这篇演讲稿被刊登在12月份的《文星》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说，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言？”
胡适的文章一发表，学术界就炸了锅。著名学者徐复观马上在《民主评论》上发表文章指责胡适污蔑中国跟东方文化。徐复观甚至放话，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
紧接着，另一个著名学者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了篇文章。胡秋原反对胡适“全盘西化”的论调，也反对徐复观为首的复古派和俄化派。他主张，中国青年必须拒绝所谓复古派、西化派、俄化派，中国才可望生存和进步。拒绝不是拒绝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或拒绝研究俄国，而是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 使一切中外古今之学，皆为我用。
作为胡适的门徒，李敖很快站出来为胡适“打抱不平”。1962年，李敖在《文星》上发表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在这篇文章里，李敖认为，治国如同治病，
“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璧反倒糟。”
李敖强调了自己“全盘西化”的观点，“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
在李敖的带领下，许登源、洪成完等人纷纷在《文星》上发文支持西化派。一时间台湾知识分子分为西化派跟反西化派两大阵营，西化派主要以台大学生为主，反西化派以大陆迁台的老派学者为主，其中有倡导“新儒家”的徐复观；主张“超越论”的胡秋原；“折衷派”的徐道邻等。
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路上，是传统派有效还是西化派管用，这是个从五四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李敖跟他的台大校友们坚持走西化道路，是有历史传承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办杂志报社，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独裁统治和台湾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批评。首当其冲的就是李敖的偶像胡适跟老师殷海光。1949年，雷震、胡适、殷海光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宣扬民主自由，要求台湾从封建、威权、传统解放出来，在政治、经济、文学上实现“现代化”。
好景不长，1960年10月，雷震被以“叛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里说，雷震所创办的《自由中国》宣扬：“政府反攻大陆政策号召为自欺欺人，自误误人，散布悲观无望论调，意图瓦解反攻斗志。”
《自由中国》被封后，李敖们的阵地换成了《文星》。1952年，萧孟能夫妇在台北开了文星书店，五年后，又创办了《文星》。61年冬天，李敖写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被主编陈立峰赏识，《文星》就此成为了李敖的言论阵地。同一时期，余光中也在《文星》写稿，两人还成了朋友。
《文星》的老板萧孟能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儿子。因为萧孟能的这个身份，李敖虽然在《文星》上撰文批评国民党，但不至于被请喝茶。
随着6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的白热化，李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由批判传统文化跟学术界名人转向了批判现行政策跟政界要人，甚至批判起了国民党的“道统”跟“法统”来。1965年12月，李敖在《文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文章，批判国民党的保守政策。国民党一生气，《文星》被查封。
《文星》被查封后，李敖的也跟着著作遭禁，不得不想办法改行卖牛肉面维持生计。他给余光中写信，其中有一段说，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做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牛肉面锅之中，聊示招徕。”
余光中很讲义气，接到李敖的信后，马上写了封赞助信为李敖打广告，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面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
02
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余光中写了首诗，叫《送别》。诗里写，悲哀的半旗/壮烈的半旗/为你而降/悲哀的黑纱/沉重的黑纱/为你而戴/悲哀的柩车/告别的柩车/慢慢地走/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
李敖知道后，把这首诗改成了：悲哀的马屁/臭臭的马屁/为你而拍/悲哀的新诗/无耻的新诗/为你而写/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的走/快了我跟不上/因为我是你的狗。
这时候两人关系已经恶化，李敖在专栏里讲，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第一名就是郭沫若。台湾有没有？在我李敖看来，台湾也有，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余光中。
李敖跟余光中反目，跟《文星》有关。文星被封后，余光中给萧孟能打电话，要求收回他在《文星》的书，改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萧孟能回复，如果作者都这样要求，《文星》的结束工作就法做了。后来余光中到香港演讲，说文星书店跟文星杂志的结束，不是政治压力而是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余光中是国民党子弟，家世显赫，他的父亲余超英当过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常务委员，祖父余东有去世时，题写挽词的就有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以及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虽然余光中说过“从小就不喜欢国民党”这种话，但关键时刻，还是为国民党站了队。
余光中的立场激怒了李敖，“余光中这是替介石擦屁股，瞪着眼睛胡扯，不要脸。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高压之下，身为知识分子的人，身为所谓作家，所谓诗人的人，居然拍马屁，居然不知道反抗。”
国民党戒严期间，因为白色恐怖入狱的，不在少数。当时柏杨翻译的漫画《大力水手》刊登在《中华日报》上，漫画内容是卜派父子买了个小岛，要在小岛上建立国家，互相竞选总统。柏杨把台词中的“Fellow”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在影射蒋家父子、侮辱元首，柏杨被判入狱12年。
柏杨入狱后，李敖积极搭救。没想到柏杨出狱后公开表示原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还写文章大赞蒋经国。这事惹怒了李敖，他把柏杨称之为“柏小人”。有次远流出版公司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说：
“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诸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
李敖读了很生气，“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
在是否原谅国民党这个问题上，能够反映出柏杨跟李敖的区别。
柏杨入狱时，审判员对他说，“你要没事，就这么出去了，我们情报机关的面子往哪儿搁？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如果你承认被俘虏过，明天就可以出狱，当过俘虏的人多了，这有什么罪，这样我才好向上级交代啊。”
李敖也吃过国民党的牢饭，1971年，他因为资助彭明敏偷渡外逃，被国民党判刑十年。出狱后，李敖也吃了不少苦头，家里被安装窃听器，经常被特务审讯问话，以至于多年后，即使在家里，李敖腰上时刻挂着三样宝贝：相机、军刀、高压电枪。
跟柏杨不同，李敖最佩服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擅长报复，二战集中营里迫害过以色列人的纳粹，他们一个也没放过。李敖说过，忘记报复就是亵渎正义，至于不但有仇不报，还反过头来歌颂仇人蒋氏父子，如柏杨之流，他们太可耻了。从这点上来说，李敖跟柏杨，确实不是一路人。
除了余光中跟柏杨，老同学施启扬也跟李敖反目成仇。施启扬从台大毕业后，步入政坛，当时蒋经国有意培养年轻一代，施启扬便一路青云。到了1971年，李敖被判入狱，入狱前他写了一封信给时任法务部政务次长的施启扬，希望他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多照顾自己。施启扬收到信后，给相关人员打了电话，但在李敖看来，这只是头口说说而已。两人就此决裂。
像柏杨跟李敖这样都吃过国民党的牢饭最后分道扬镳的，还有陈映真跟叶石涛。
1964年，陈映真认识了一个日本驻台外交官浅井基文。通过浅井基文，陈映真读到了大量马列书籍跟鲁迅的小说。1968年，国民党以“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为共产党宣传”的罪名逮捕陈映真，判刑十年。而早在1951年，叶石涛也因为阅读左派书刊被国民党以“谍匪”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1965年，叶石涛复出，提出了“台湾乡土文学”一词。到了七十年代，“保钓运动”使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情绪高涨，从而掀起反西化浪潮，台湾社会开始向民族回归的方向转舵。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乡土”、“民族本位”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主要呼声。
台湾乡土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派系，一种是以叶石涛为代表的，认为本土化即台湾化，台湾文学要排除中国文化影响；一种是以陈映真为代表的，认为本土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台湾本土，脱离了中华母体，根本谈不上台湾文学的本土化。
不过虽然陈映真认为叶石涛过分强调“台湾意识”，有文学台独倾向，但当时他们俩都有着共同的敌人：余光中。1977年八月，余光中发表《狼来了》一文，一口咬定，台湾的乡土文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其中若干观点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
为了打击异己，余光中特地用红笔加上眉批，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把陈映真文章中引述马克思的地方一一标注出来，并把文章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告密陈映真有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罪名在当时是死罪，幸好王升不知道什么叫新马克思主义，陈映真侥幸逃过一劫。
凭借着对乡土文学作家的迫害，余光中成了国民党的红人。1977年8月，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不能出席，余光中却高坐主席台，倾听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共文艺立场”的报告。
随着本土化运动的发展，陈映真跟叶石涛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1981年，台湾“巫永福评论奖”上，陈映真支持《两种文学心灵》获奖，因为这篇文章把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环；而叶石涛则看中强调台湾文学特殊性的《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表面上看，这是对两篇论文的不同评价，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台湾文学是逃离中国文学还是认同中国文学这两种不同文学观的分歧。”
陈映真跟叶石涛的分歧跟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叶石涛出身台南地主家庭，是经历日据时代的最后一位作家。18岁那年，叶石涛就到日本殖民者西川满主编的《文艺台湾》社工作，西川满很赏识叶石涛。西川满当时极力鼓吹“皇民文学”，叶石涛就在报纸上发公开信，为西川满帮腔，攻击台湾爱国文学家的文学精神是“狗屎现实主义”。
在西川满的影响下，叶石涛认为，父辈有民族尊严，但那是错误的民族尊严，只有“日本人化”才能让台湾进入现代化。到90年代，叶石涛开始宣称：“一出生便是日本人，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叶石涛开创的“台湾意识论”、“本土文学论”，为台独派构建自己的台湾文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而陈映真是苦孩子出身，从小就有阶级斗争意识。初中陈映真第一次接触到鲁迅的《呐喊》，后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一个台独，一个大一统，两个人注定分道扬镳。
戒严结束之后，陈映真还跟一个老朋友因为独统议题分道扬镳，就是研究台湾左翼运动史的学者陈芳明。陈映真去世，陈芳明写《为了忘却的纪念》，回忆四十年前受陈映真鼓舞的时刻，向陈映真致敬也向鲁迅致敬。
但是两人在1990到2001年十二年间，进行了四次双陈论战。一直到陈映真中风前，还在和友人筹划如何逐章批判陈芳明撰写的台湾文学史。
陈映真当年是在监狱中听狱友谈起之前两代的台湾左翼运动，从此对左翼的大陆心驰神往，视为台湾解放的唯一道路。而陈芳明则是在美国读书时重新发掘台湾左翼运动的史料，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把台共的早期活动解释为台独思想的源头。
活跃在国民党戒严期间的台湾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国民党的座上宾，比如施启扬、余光中；要么老老实实做学问，比如柏杨，他在狱中苦读《资治通鉴》，出狱后又花了十年翻译《柏杨版资治通鉴》七十二册；要么继续搞文化运动，比如陈映真跟叶石涛，前者高唱我的中国心，后者成为了台独文学教父；还有的比较实在，专心赚钱，比如白先勇。
文星倒闭后，书店门市经理林秉欣创办了仙人掌出版社。白先勇的小说集《游园惊梦》就由这个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卖得很好，白先勇看到了商机，就出钱入股，还把自己主编的《现代文学》交给仙人掌出版社发行。结果出版社扩展太快，倒闭了，白先勇血本无归，又拉着弟弟白先敬创立晨钟出版社。
对白先勇来说，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还是强调台湾意识，是要为蒋家父子唱赞歌，还是痛骂国民党，都不重要。所以后来许知远采访白先勇，问他，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一直特别复杂，就这种复杂性怎么解释呢？
白先勇说，文学的标准完全以艺术的成就为最高。这只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好文学跟坏文学，不管你什么写的，不管你什么背景，不管你什么思想，通通不管，你写的好就是好文学，写的不好就是不好的文学。
活明白了的白先勇告诉许知远，“可能我最近年纪大一点之后，可能比较靠近佛家的思想，就常常感觉到很多都无常的。佛家早就告诉你，人生是无常的，再美花都挨不过秋冬，越美的东西，越不容易保存，彩云易散琉璃脆嘛。因为久了看多了，从家国到个人都是这种，看的更多这种。”
同样活明白了的还有李敖。当时唱片制作人邱晨看到李敖写的《忘了我是谁》，想把它谱成曲，就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等邱晨录完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准备拿酬金给李敖时，李敖开始避不见面，直接要价两百万。
后来唱片公司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03
1990年，李敖的朋友潘君密跟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张鏚在北京饭店见面。张鏚提议，让李敖回大陆看看嘛。潘君密给李敖打了个电话，说你在台湾反蒋这么多年，也没少受迫害，出来散散心吧。李敖一想，有道理，但是琼瑶、柏杨都去了大陆，接待规格那么高，我还怎么去？
潘君密把李敖的意见转告给了张鏚。张鏚向李敖承诺，放心过来，保证接待规格比他们还高，并尽可能安排一把手接见你。李敖表示，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考虑了几天，李敖还是决定不去。不去的原因，跟钱有关。当时台湾还是国民党说了算，李敖反蒋氏父子这么多年，这次回大陆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万一国民党一生气，没收了他那几处很值钱的房产，就无家可归了。
直到2005年，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请李敖吃饭。席间刘长乐劝李敖回大陆看看。李敖说自己怕坐飞机。刘长乐就劝他，于右任、张大千等到台湾的文化名人，最终都客死他乡。你应该实现这一代人对祖国大陆的拳拳之心和未了心愿。
李敖想了半天没说话，最后问刘长乐，如果我访问大陆，你们凤凰卫视能不能操办？刘长乐一口答应。
“我曾经公开赞成‘一国两制’，国民党执政期间还被当做‘共产党的间谍’，这次去北京，就是向党中央报到。”
等参观完毕，天安门城楼的工作人员请李敖题字留念。李敖写了四个字“休戚与共”，这4个字是双关语，意思就是快乐和难过在一起。共，除了共同的意思，对我来说，是广义的，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
参观完故宫，李敖还受邀到北大跟清华演讲。演讲中，李敖说，最近几天我几次夸中国共产党，也许有人会说，你是因为在大陆才这么做的。我对此并不赞同，我们的国家现在国富民强，这都是共产党的功劳。这个演讲全程直播，结果中途被掐了。
郭冠英评价这次演讲，“放不开，花很多时间在化解紧张，在逗板着脸的主人笑，又怕台下人讽之欺善怕恶，又怕得罪主人不知好歹。因此捧捧骂骂，打打拍拍。”
在郭冠英看来，到北京演讲的台湾人里，连战演讲七三开，七分民族，三分民权，自由主义点到为止，不纠缠细琐，不扯Bill of right。先有共同语言，对方才听得进去，给主人留面子，体谅主人当家的困难。但李敖却矫枉过正。他成了一九开，全在扯自由主义，全在谈民权，哪壶热提哪壶，提得又不好，烫了自己的脚。
最后郭冠英下了结论，李本来想做桥梁，结果两面不是人。
李敖听了一笑，“能够躲开共产党的，和能够躲开国民党的，运气都比我好。金庸现在等于这么多年就是收利息嘛。”
郭冠英说李敖“滑得像黄鳝”，但李敖既没躲开共产党，也没躲开国民党，没机会像金庸一样“收利息”。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管是在文学立场还是政治立场上，陈映真都在努力向大陆靠拢。1983年陈映真在美国见到王安忆为首的第一批大陆作家。在聂华苓家，他看了丁玲、茅盾、艾青、巴金和曹禺的录像。看完陈映真感慨，大陆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1988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他担任主席。那时恰逢李登辉上台，陈映真反台独的立场为他招来不少批评。陈映真两次被推荐参选台湾“国家文艺奖”，但都因为政治立场而遭评审委员反对。
陈映真对大陆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这让他去世后，能在八宝山举办送别仪式，俞正声刘延东送上花圈深切缅怀，国台办盖章“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文学家，台湾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这几乎是大陆能给一个台湾文人的全部哀荣。
在作品销量上，陈映真比不上李敖。但在官方评价上，李敖也赶不上陈映真。
李敖的前半生，思考的是怎么给国家治病，怎么走现代化之路，怎么对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到了大陆后，李敖说，我印《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这书，台湾就没有删改，在大陆就删掉了16个字，所以我才说要给共产党时间，并不是说给它时间现在我就满意，我非常不满意，可是我知道它需要时间。
只能说晚年的李敖身段柔软了不少。但这种妥协是有风险的。《环球时报》讲得好，“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多年之后如果还有人愿意祭奠李敖，到底是祭奠那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晚期的民族主义者，到底是纪念综艺节目上的红色夹克，还是《文星》上的一篇篇檄文。
《南方人物周刊》写王朔的句子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童年创伤、残酷青春、年少轻狂、中年危机统统过去,从一场漫长妄境里醒来，发现人生赛程已然过半，所余大事，无非是保住晚节。”
97年中国作协为陈映真60岁生日贺寿。陈映真发言的时候说，他有时候觉得很孤独，他担心台湾这个社会会扔下他，人民会抛弃他。好友曾庆瑞坐在他旁边，给陈映真写了张纸条，上面写，是战士，就孤独。台湾这个社会不会扔下你，人民不会抛弃你，弃你而去的是那些闹‘台独’的人！
2005年台湾东海大学教授赵刚到北京访问，顺便拜访了陈映真，陈映真笑逐颜开，但一谈到大陆穷孩子念大学，陈映真“头埋在他的两个大手下面，说了一两句很绝望的话”。送别赵刚时，陈映真站起来，说了句，
“人该打烊，就打烊了。”
1988年琼瑶回大陆省亲，为了取得琼瑶小说的改编权，湖南台老台长欧阳常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说服琼瑶跟湖南台达成合作。双方合作了十年，拍了上百集电视剧。所以于正抄袭琼瑶的《宫锁连城》尚未播出时，琼瑶觉得维权不过就是和“家里人”打个招呼的事情。但是没想到新台长根本不买账，“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湖南卫视知道于正抄袭？”
琼瑶觉得被家人背叛了，湖南卫视每年暑假档都会播出的《还珠格格》整整四年都没再播出。直到今年双方再次达成合作。有人问琼瑶怎么就“一笑泯恩仇”了。已经和丈夫的儿女们斗得筋疲力尽的琼瑶说，
“都已经开始谈生死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余光中说，就是这几年，像我跟白先勇在海外讲话是无所谓的，毫无顾忌，到了大陆我们讲的都不太坦白。白先勇早早来到大陆，做青春版《牡丹亭》、研究《红楼梦》，反倒成了屹立不倒的文化icon.
白先勇说过，“文化其实就是文化，不要涉及政治，真正的文化交流，还可以深入，大陆文化这么丰盛，这方面应该加强，应该让台湾感受到民族认同。”他顺利地融入了大陆，既看《甄嬛传》也看《雍正王朝》，在海峡两岸传播推广《红楼梦》，“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红楼梦》的，一种是没看过《红楼梦》的。”
当然也有批评白先勇的，京剧大腕儿裴艳玲就说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门，入不得！演两三百场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没有！
但比起李敖、余光中动不动就被批晚节不保、陈映真两头不讨好来说，这种批评来白先勇来说无伤大雅。
2005年李敖访问大陆时，除了在天安门题“休戚与共”，还在法源寺题字：物我两忘，人书俱老。李敖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那种像屈原一样跳河的，或者像老舍那样跳河的，或者像王国维那样跳河的，都是错的，要快快乐乐地活过你的敌人。有好的头脑，才有好的走向和生活方式。不要学屈原，不要学殷海光，不要整天学那种笨蛋。”
殷海光去世的时候，李敖想，台湾年轻人里有几个知道殷海光的？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也已经不看李敖的书了。李敖走在路上，跟他打招呼的读者都已经为人父母。他年轻时候的朋友跟敌人，也都走在了他前头。李敖不甘寂寞，为了跟大陆的年轻人交流，他学着用微博，研究怎么写140字的文章，安排在晚上八点发送，避免被新闻联播抢风头。结果还不如小S反响好，她随便发个自拍就有四万赞，李敖看不懂了。
1970年，唐德刚访台时赴林语堂的饭局，到了酒店，唐德刚问总招待，林语堂的桌子在哪里？对方眼睛一瞪，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李敖有一样的遭遇，有次他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有个女服务员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李敖签名，李敖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结果女服务员说：
“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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