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和年間，唐代的中樞機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知道在之前的大部分時間內，所謂權力的中樞就是指以“君權”和“相權”為核心的一套權力組合，當然唐代的“相權”有自己的特點，重要的特徵就是宰相是一個群體，不單單是一個人，比如早期太宗貞觀年間的房玄齡和杜如晦，比如君權和相權最為穩固的玄宗開元年間的張說、李林甫等，但是在安史之亂以後，這種長期平衡的君權和相權格局就發生了改變。
首當其衝的就是皇帝對於宰相的不信任和高度警惕，從而就不再那麼敢於放權宰相，這種局面在疑心特別重的德宗時代非常明顯。在唐代早期，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是有著一套嚴格的程序，最高決策往往是由皇帝、宰相和大臣們共同商議決定。
正規的上朝典禮結束之後，百官退出，宰相則參加帳下密議，商討機務。軍國之務則在政事堂討論，由宰相籌劃穩便之後，向皇帝及時彙報批准。當時這樣的一種制度下面，外朝的宰相在決策過程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宰相和皇帝的溝通也受到制度上的保證。
但是安史之亂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在一段戰爭頻繁的時期，各項事務緊張繁忙，沒有時間讓宰相百官們慢條斯理地去討論來討論去。往往是皇帝親自在內廷就拿定主意，“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然後直接頒佈命令出去讓宰相百官們具體落實，宰相的決策權被相當大程度地收歸皇帝。
到了代宗、德宗以後，儘管戰事已經沒有那麼頻繁，國家事務理應回到正常軌道，但是出於對外廷的猜忌和防範，天子並沒有就恢復過去的那種權力結構，決策的大權仍舊傾向在皇權這邊。憲宗比較自信，也能夠認識到作為官僚體系之首的宰相，在決策過程中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有心重建一套君與相的平衡機制。
元和五年（810年）十二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入朝，到了長安正好碰上皇帝不坐朝不上班，於是憲宗就為他“特開延英”，就是在延英殿專門接見了大臣。在這段時期內，憲宗格外喜歡在延英殿和宰相議事，按他的說法就是他非常不習慣呆在宮裡，和後宮那群娘們或者太監們實在沒有什麼話講，還不如到這裡來和各位聊聊天講一講天下的形勢呢，所以不管酷暑還是嚴寒，憲宗沒事的時候就喜歡叫上宰相們上延英殿開神仙會。
元和十四年，憲宗對宰相們說“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於政治。若遇休假，頻不坐朝，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勿拘常制”，以後遇到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如果正好碰上節假日各部門休息，你們就上延英殿來，打個招呼我馬上從宮裡出來。“延英奏對”就是憲宗一朝，皇帝和宰相的最重要溝通渠道，相對於代宗、德宗時期，宰相又迴歸到了最高決策的主角之一的身份。
但是“延英奏對”絕不意味著如今的中樞格局就簡單地複製了以前的三省六部制或者政事堂制度，政事堂是政事堂、延英殿是延英殿，願意在延英殿和宰相們共商大事，那是憲宗的個人愛好。
和之前的權力架構相比，這個時期在“君”和“相”之間，翰林學士這個職位強勢崛起，一度被人視作是“內相”。什麼是翰林學士呢，其最初就是皇帝身邊的一群私人顧問，皇帝管的事情多想的事情多，今天想到經濟問題，肯定身邊得準備幾個經濟專家以備顧問，明天想到了詩歌問題，那麼也得準備幾位文藝專家隨時“待詔”，像唐順宗李誦當太子的時候喜歡下棋，那還得找幾個王叔文這樣的圍棋國手時刻準備著。
“學士”這種顧問制度早已有之，太宗就有“秦王府十八學士”，高宗武則天時候有“北門學士”，玄宗時候給這樣一批顧問一個正式名分“翰林待詔”，開元二十六年改名“翰林學士”，並特置翰林學士院來安置他們。
前面說到，安史之亂以後決策重心由外朝逐漸轉移至內廷，皇帝自己決策當然也不是一個人在那發呆胡想，而一定是需要和身邊的顧問“翰林學士”們討論商議。
德宗興元元年（784年），敕令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同諸司知制誥例”，並仿照中書舍人，設學士六員，翰林學士的參政就開始正規化制度化起來，成為了供職於內廷的有身份的朝官。
皇帝和宰相見面都得正正規規，有一套嚴格的官方程序，宰相也是很難有自由進出內廷的機會的，但是身份不高卻可以隨詔隨來的翰林學士們就要靈活得多，而且天子肯定是呆在後宮的時間要比出來上朝的時間多得多，翰林學士們接觸天子的機會多，那麼他們對於中樞決策的影響力就要大得多。
憲宗時候，進一步在學士中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翰林學士承旨”，相當於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以“獨承密令”，之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只要你能當上中顧委主任“學士承旨”，那麼就已經是預備宰相了。
很顯然，屬於皇帝顧問、秘書性質的翰林學士，既無固定品級（行政級別），也無官署（辦公的地方），是皇帝的私臣；而且一般入居翰林的都是一些初涉政壇、官微階低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黨援不像老官僚那樣油滑，所以便於控制。
皇帝可以利用翰林學士參政來牽制、分割宰相的權力。當然，儘管私下裡翰林學士有著“內相”的稱呼，但是當時在制度規定上，翰林學士是不能指揮宰相的，而宰相卻有權力指揮翰林學士。
升格翰林學士的地位和權勢，是增強皇權的重要手段，與之相配合的還有一項更為重大的制度改革，那就是“內官”太監們的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權力，這項改革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好說具體什麼時候開始，就是事情發展著發展著大家發現太監們就權力越來越大了。
像玄宗時候高力士就權力非常大，而且對於玄宗的處理朝政也有深刻影響，但由於其它各種原因，高力士並不能被視作是宦官專權的始作俑者。宦官權勢在政治中樞系統中急劇膨脹還是開始於安史之亂以後。
有人總是很難理解，為什麼皇帝老是喜歡重用那些怪里怪氣的公公們，其實要理解這一點就一定得理解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其實是個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在權力頂峰他是一個人在戰鬥，他的對手是誰呢？是有野心的地方軍閥、是無時無刻不在試圖制約自己的外朝百官，甚至還有自己的兒子以及睡在身邊的女人和女人後面那一大家子。
連兒子和老婆都不可靠，那麼皇帝還能依賴誰呢，自然只剩下一群宦官，因為宦官的權力完完全全出自皇權，對於皇帝來說這群人就是“家奴”，所以一來宦官離不開皇帝，沒了皇帝他們什麼都不是，二是正因為宦官的權力完全分割自皇權，所以皇帝有信心對付得了這幫人。
憲宗非常信任偏袒宦官吐突承璀，大家很有意見經常向憲宗反映，後來吐突犯了事被罷官（不久又重新重用），憲宗對大家說““此家奴耳，向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這就是一個家奴，我一個小指頭就能打倒他們，你們有什麼好緊張的。
但是即使貴為皇帝，也絕對不敢說出一個小指頭就打倒哪位宰相這種話，也絕不會視大臣們為家奴。朝廷命官一口一個“奴才”那已經是滿清時候的事情了，唐代時候中國人的奴性還沒那麼強。
宦官被重用被依賴有其制度上的必然性，但是唐代皇帝的最重大失誤就是竟然授兵權予宦官，隨著天子威力不足，兵權最終統統滑落太監之手，明代魏忠賢沒有兵權，即使做到“九千歲”還是被崇禎給一個小指頭就打倒。但是對手握兵權的唐代宦官們就根本打不倒人家，非但打不倒好幾個皇帝還被太監們一個小指頭就弄死了。
前面我們講過，代宗時候組建了中央禁軍神策軍，這支禁軍的確對唐政府非常重要，但是在組建之初神策軍的指揮權就一直在太監魚朝恩等人手裡，後來指揮權一度回到李晟這樣的大將和一些文臣手中，但是在涇師之變後，德宗意識到這幫人太不靠譜，遠沒有太監們值得信賴，因而又將神策軍軍權交回了太監手中，但是也做了一定調整，把神策軍分成左、右兩部分，分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由原來一個太監獨掌大權變成兩個太監分掌，希望他倆能互相制約。
神策軍軍權實力是很大，但還只是帶兵的權力不具有決策性質，而從代宗年間開始，宦官們在決策層也開始進行制度滲透，這就是“掌樞密”制度。什麼叫“掌樞密”，安史之亂以後，“深謀密詔”多在內廷，決策的時候大多是皇帝和翰林學士們就在宮裡頭把事情定了，宰相不太參與這種決策過程。
當然，也不能讓外朝宰相一點都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往往就會派一些宦官擔任“掌樞密”這個臨時的職位，專門負責在皇帝和宰相之間進行聯絡。起初“樞密使”還只是負責跑跑腿單純地進行一些秘密文書的傳遞工作，權力範圍是有限的，但是既然制度口子已經被打開，那麼後面事情的發展顯然就不會完全按照制度設計者的初衷方向發展。
元和元年，正式設置了“樞密使”一職，負責在皇帝、宰相和學士們之間宣旨傳奏，常常受皇帝委託到中書門下（宰相辦公的地方）和學士院商議政事。如果說神策軍中尉是宦官集團的軍事代表的話，那麼樞密使就是他們的政治代表。
宦官已經從深宮以及軍營走出，他們的觸角開始染指整個朝政的中樞決策系統。唐長孺先生認為“論實力樞密不如中尉，而地居近密，干預政事的機會較多”“樞密的政治地位，實為北衙之首”。同樣，樞密使也分為左、右兩個，左右兩樞密和左右兩中尉，這四個被宦官把持的職位，在當時人眼裡是最具實權的職位，人稱“四貴”。
當然，還應該指出，能干預決策的樞密使一職，在性質上還是屬於對皇權的分割，它是從皇帝的權力那裡分出來的一部分權力，只代表了皇帝本人，是皇權的外化，在理論上不能構成對相權的威脅。
宦官們也是清楚這一點的，就算是要影響宰相行使相權，宦官們也都還是偷偷摸摸暗中進行，所以還不能簡單地說這個時候樞密使的權力已經超越或者取代了相權。
但是，樞密使的政治權力和神策中尉的軍事權力結合起來的話，不要說宰相了皇權本身都成問題，當然革命導師說過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宦官集團也不是鐵板一塊，內部同樣各種矛盾各種利益衝突，政治權和軍事權也並不是能輕輕鬆鬆就結合到一塊去。
在這種極為複雜的中樞格局之下，從“中唐”步入“晚唐”以後，大唐又延續了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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