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和年间，唐代的中枢机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内，所谓权力的中枢就是指以“君权”和“相权”为核心的一套权力组合，当然唐代的“相权”有自己的特点，重要的特征就是宰相是一个群体，不单单是一个人，比如早期太宗贞观年间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比如君权和相权最为稳固的玄宗开元年间的张说、李林甫等，但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这种长期平衡的君权和相权格局就发生了改变。
首当其冲的就是皇帝对于宰相的不信任和高度警惕，从而就不再那么敢于放权宰相，这种局面在疑心特别重的德宗时代非常明显。在唐代早期，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是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最高决策往往是由皇帝、宰相和大臣们共同商议决定。
正规的上朝典礼结束之后，百官退出，宰相则参加帐下密议，商讨机务。军国之务则在政事堂讨论，由宰相筹划稳便之后，向皇帝及时汇报批准。当时这样的一种制度下面，外朝的宰相在决策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宰相和皇帝的沟通也受到制度上的保证。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在一段战争频繁的时期，各项事务紧张繁忙，没有时间让宰相百官们慢条斯理地去讨论来讨论去。往往是皇帝亲自在内廷就拿定主意，“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然后直接颁布命令出去让宰相百官们具体落实，宰相的决策权被相当大程度地收归皇帝。
到了代宗、德宗以后，尽管战事已经没有那么频繁，国家事务理应回到正常轨道，但是出于对外廷的猜忌和防范，天子并没有就恢复过去的那种权力结构，决策的大权仍旧倾向在皇权这边。宪宗比较自信，也能够认识到作为官僚体系之首的宰相，在决策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有心重建一套君与相的平衡机制。
元和五年（810年）十二月，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入朝，到了长安正好碰上皇帝不坐朝不上班，于是宪宗就为他“特开延英”，就是在延英殿专门接见了大臣。在这段时期内，宪宗格外喜欢在延英殿和宰相议事，按他的说法就是他非常不习惯呆在宫里，和后宫那群娘们或者太监们实在没有什么话讲，还不如到这里来和各位聊聊天讲一讲天下的形势呢，所以不管酷暑还是严寒，宪宗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叫上宰相们上延英殿开神仙会。
元和十四年，宪宗对宰相们说“今天下虽渐平，尤须勤于政治。若遇休假，频不坐朝，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勿拘常制”，以后遇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正好碰上节假日各部门休息，你们就上延英殿来，打个招呼我马上从宫里出来。“延英奏对”就是宪宗一朝，皇帝和宰相的最重要沟通渠道，相对于代宗、德宗时期，宰相又回归到了最高决策的主角之一的身份。
但是“延英奏对”绝不意味着如今的中枢格局就简单地复制了以前的三省六部制或者政事堂制度，政事堂是政事堂、延英殿是延英殿，愿意在延英殿和宰相们共商大事，那是宪宗的个人爱好。
和之前的权力架构相比，这个时期在“君”和“相”之间，翰林学士这个职位强势崛起，一度被人视作是“内相”。什么是翰林学士呢，其最初就是皇帝身边的一群私人顾问，皇帝管的事情多想的事情多，今天想到经济问题，肯定身边得准备几个经济专家以备顾问，明天想到了诗歌问题，那么也得准备几位文艺专家随时“待诏”，像唐顺宗李诵当太子的时候喜欢下棋，那还得找几个王叔文这样的围棋国手时刻准备着。
“学士”这种顾问制度早已有之，太宗就有“秦王府十八学士”，高宗武则天时候有“北门学士”，玄宗时候给这样一批顾问一个正式名分“翰林待诏”，开元二十六年改名“翰林学士”，并特置翰林学士院来安置他们。
前面说到，安史之乱以后决策重心由外朝逐渐转移至内廷，皇帝自己决策当然也不是一个人在那发呆胡想，而一定是需要和身边的顾问“翰林学士”们讨论商议。
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敕令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同诸司知制诰例”，并仿照中书舍人，设学士六员，翰林学士的参政就开始正规化制度化起来，成为了供职于内廷的有身份的朝官。
皇帝和宰相见面都得正正规规，有一套严格的官方程序，宰相也是很难有自由进出内廷的机会的，但是身份不高却可以随诏随来的翰林学士们就要灵活得多，而且天子肯定是呆在后宫的时间要比出来上朝的时间多得多，翰林学士们接触天子的机会多，那么他们对于中枢决策的影响力就要大得多。
宪宗时候，进一步在学士中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翰林学士承旨”，相当于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以“独承密令”，之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只要你能当上中顾委主任“学士承旨”，那么就已经是预备宰相了。
很显然，属于皇帝顾问、秘书性质的翰林学士，既无固定品级（行政级别），也无官署（办公的地方），是皇帝的私臣；而且一般入居翰林的都是一些初涉政坛、官微阶低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党援不像老官僚那样油滑，所以便于控制。
皇帝可以利用翰林学士参政来牵制、分割宰相的权力。当然，尽管私下里翰林学士有着“内相”的称呼，但是当时在制度规定上，翰林学士是不能指挥宰相的，而宰相却有权力指挥翰林学士。
升格翰林学士的地位和权势，是增强皇权的重要手段，与之相配合的还有一项更为重大的制度改革，那就是“内官”太监们的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这项改革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好说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事情发展着发展着大家发现太监们就权力越来越大了。
像玄宗时候高力士就权力非常大，而且对于玄宗的处理朝政也有深刻影响，但由于其它各种原因，高力士并不能被视作是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宦官权势在政治中枢系统中急剧膨胀还是开始于安史之乱以后。
有人总是很难理解，为什么皇帝老是喜欢重用那些怪里怪气的公公们，其实要理解这一点就一定得理解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在权力顶峰他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对手是谁呢？是有野心的地方军阀、是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制约自己的外朝百官，甚至还有自己的儿子以及睡在身边的女人和女人后面那一大家子。
连儿子和老婆都不可靠，那么皇帝还能依赖谁呢，自然只剩下一群宦官，因为宦官的权力完完全全出自皇权，对于皇帝来说这群人就是“家奴”，所以一来宦官离不开皇帝，没了皇帝他们什么都不是，二是正因为宦官的权力完全分割自皇权，所以皇帝有信心对付得了这帮人。
宪宗非常信任偏袒宦官吐突承璀，大家很有意见经常向宪宗反映，后来吐突犯了事被罢官（不久又重新重用），宪宗对大家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这就是一个家奴，我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他们，你们有什么好紧张的。
但是即使贵为皇帝，也绝对不敢说出一个小指头就打倒哪位宰相这种话，也绝不会视大臣们为家奴。朝廷命官一口一个“奴才”那已经是满清时候的事情了，唐代时候中国人的奴性还没那么强。
宦官被重用被依赖有其制度上的必然性，但是唐代皇帝的最重大失误就是竟然授兵权予宦官，随着天子威力不足，兵权最终统统滑落太监之手，明代魏忠贤没有兵权，即使做到“九千岁”还是被崇祯给一个小指头就打倒。但是对手握兵权的唐代宦官们就根本打不倒人家，非但打不倒好几个皇帝还被太监们一个小指头就弄死了。
前面我们讲过，代宗时候组建了中央禁军神策军，这支禁军的确对唐政府非常重要，但是在组建之初神策军的指挥权就一直在太监鱼朝恩等人手里，后来指挥权一度回到李晟这样的大将和一些文臣手中，但是在泾师之变后，德宗意识到这帮人太不靠谱，远没有太监们值得信赖，因而又将神策军军权交回了太监手中，但是也做了一定调整，把神策军分成左、右两部分，分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原来一个太监独掌大权变成两个太监分掌，希望他俩能互相制约。
神策军军权实力是很大，但还只是带兵的权力不具有决策性质，而从代宗年间开始，宦官们在决策层也开始进行制度渗透，这就是“掌枢密”制度。什么叫“掌枢密”，安史之乱以后，“深谋密诏”多在内廷，决策的时候大多是皇帝和翰林学士们就在宫里头把事情定了，宰相不太参与这种决策过程。
当然，也不能让外朝宰相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往往就会派一些宦官担任“掌枢密”这个临时的职位，专门负责在皇帝和宰相之间进行联络。起初“枢密使”还只是负责跑跑腿单纯地进行一些秘密文书的传递工作，权力范围是有限的，但是既然制度口子已经被打开，那么后面事情的发展显然就不会完全按照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方向发展。
元和元年，正式设置了“枢密使”一职，负责在皇帝、宰相和学士们之间宣旨传奏，常常受皇帝委托到中书门下（宰相办公的地方）和学士院商议政事。如果说神策军中尉是宦官集团的军事代表的话，那么枢密使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宦官已经从深宫以及军营走出，他们的触角开始染指整个朝政的中枢决策系统。唐长孺先生认为“论实力枢密不如中尉，而地居近密，干预政事的机会较多”“枢密的政治地位，实为北衙之首”。同样，枢密使也分为左、右两个，左右两枢密和左右两中尉，这四个被宦官把持的职位，在当时人眼里是最具实权的职位，人称“四贵”。
当然，还应该指出，能干预决策的枢密使一职，在性质上还是属于对皇权的分割，它是从皇帝的权力那里分出来的一部分权力，只代表了皇帝本人，是皇权的外化，在理论上不能构成对相权的威胁。
宦官们也是清楚这一点的，就算是要影响宰相行使相权，宦官们也都还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所以还不能简单地说这个时候枢密使的权力已经超越或者取代了相权。
但是，枢密使的政治权力和神策中尉的军事权力结合起来的话，不要说宰相了皇权本身都成问题，当然革命导师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宦官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同样各种矛盾各种利益冲突，政治权和军事权也并不是能轻轻松松就结合到一块去。
在这种极为复杂的中枢格局之下，从“中唐”步入“晚唐”以后，大唐又延续了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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