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窮死的。的確，宋王朝從開國到敗亡，財政收支就一直走下坡路。到中期仁宗在位時，朝廷每年財政虧空高達300萬緡，而等到幾年後的英宗治平年間這一數字居然漸升至令人窒息的1570萬緡。緡是宋代的計量單位，跟貫等同，按購買力對比一緡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375元，1570萬緡是個什麼概念？人民幣五十八億八千七百五十萬。如此巨大的財政虧空，以至於到1067年英宗病逝後，朝廷甚至都拿不出足夠的錢為這位曾經的皇帝辦一場像樣的喪事。
公認的北宋有四弊“積貧、積弱、冗官、冗兵”，而這四者中又以“冗兵”為最。
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決定沿襲唐五代以來的募兵制，軍人職業化，實行嚴格的兵農分離。而軍人的來源除宋初多來自各被剿滅的割據勢力外，以後各朝基本上都是招募在各種自然災害面前失去土地、顛沛流離的貧民。
在趙匡胤看來，這樣做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賑濟了災民，不使他們鋌而走險；二是增加了國家軍隊的數量，有利於加強國防。但趙匡胤忽略了一點，當這種賑災體制被無限放大的時候，其對國家財政，對社會發展都是一個極大的負擔。
康定元年（1040年）時任御史的歐陽修寫了一篇有名的政論文《原弊》，其中說道：“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而且這個項目在當時還是帽子工程“吏招人多者有賞”於是“民方窮時爭投之”。於是，很多官員一生中最大的政績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募集流民。
一代名相富弼常常跟人提及他在慶曆八年（1048年）所做的事。這一年河北地區鬧水災，富弼成功地在流民中招募了數萬人的軍隊，並因此受到朝廷晉級工資的嘉獎。
在皇佑元年（1049年）富弼給朝廷所上的謝恩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富弼的成績——“農民流入京東者30餘萬……遂募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按宋朝軍制，一指揮為500人，九指揮就是4500人。值得一提的是，這4500人並非富弼所募集的全部數額，充其量只是其中的“尤壯者”，至於在這些“尤壯者”之外還有多少非“尤壯者”，那就不得而知了。而且這樣大數額的招募在有宋一代也並非什麼新鮮事。
根據《宋史））記載，僅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就曾招募各地流民2.5萬人入伍。“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招募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揮，分隸河北總管司，以除盜恤飢。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壘，河北所募兵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廢馬監兵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人。”到北宋中後期，朝廷所管轄的兵數更是一度高達125.9萬人，是開國之初的六倍還多。這麼多兵，要消耗掉多少財政，根據蔡襄在1064年前後上奏的《強兵篇》所說：“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民何得不困？”也就是說國家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都被拿去養兵了。如此再加上國家各級公務員基本工資福利，朝廷早就入不敷出，更遑論拿錢去搞什麼投資建設，發展生產了。到最後，被活活窮死也就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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