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大臣上書武帝，建議在輪臺（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輪臺縣）移民實邊以備匈奴，已在位五十二年的漢武皇帝劉徹以“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為由下詔不許，而這篇詔書也就被稱之為“輪臺詔”。
“輪臺詔”之所以聞名於世，在於漢武帝在其中言明瞭自己窮兵黷武的過失，停止了數十年的對外征戰，與民休養生息，因此這封詔書也被後世稱為“輪臺罪己詔”，為歷代帝王學習之楷模。
漢景帝前元年（前156年），劉徹出生，前元四年（前153年）被封為膠東王。三年後景帝廢太子劉榮為臨江王，改立劉徹為太子。後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景帝逝世，年僅十六歲的太子劉徹即皇帝位，成為大漢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呂后時前後兩少帝不被漢代君臣承認不計算在內）。
武帝繼位之時，大漢已經立國六十餘年，外有匈奴邊患嚴峻，雖經文景兩代帝王行黃老治國之策，國庫充裕，可依舊沒能改變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國勢偏於守勢。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漢武帝得以掌握朝政大權。對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改黃老治國之策，並推行推恩令，削弱諸侯國勢力，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各地控制。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興兵南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懷來縣），漢武帝分派四路出擊，其中車騎將軍衛青深入險境，直搗匈奴祭天聖地龍城，首虜700人，取得勝利。
這次大勝讓武帝看到了反擊匈奴的可行性，次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再次命衛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領三萬騎兵，長驅而進斬首虜數千人。
此後數年以衛青與霍去病為主將，對匈奴採取猛烈攻勢，收復河套，奪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將大漢的疆域開拓至漠北。
不僅是對戰匈奴，武帝還南平閩越，攻滅衛滿朝鮮，空前擴大了大漢版圖。
雖然武帝武功赫赫，可數十年征戰不休，國庫空虛，民生困苦，“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這幾乎是王朝末世景象。
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巫蠱之禍”牽連，皇后衛子夫及太子劉據自殺，受株連者數萬人。
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因其參與合謀立昌邑王劉髆為太子，家人被下獄，李廣利聽到消息恐遭禍，急於立功，急攻匈奴，卻兵敗投降。
武帝晚年的一系列變故讓他逐漸認識到，整個大漢帝國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再不修養生息，就會重蹈前秦覆轍。所以當桑弘羊上書請求在輪臺移民備兵時，武帝才會阻止，帝國已經經不起大的折騰，只有“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才是正道。
輪臺詔最大的意義在於停止對外戰爭，這給大漢帶來的成效顯著。三十幾年的對外戰爭告一段落，人民慢慢從創痛中平復過來。不僅節省了大量的軍費，人口也得以漸漸恢復，各個階層都有了喘息之機，為“昭宣中興”鋪平了到道路。
正如武帝所言：“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這才是一代英主應該有的氣魄與胸襟。
附錄輪臺詔原文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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