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思想深入人心，大干快上的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文革左倾思想的余毒还远没有肃清，有时还严重阻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年青人，文革十年，好的东西没学到，流氓地痞的习性倒掌握了不少，一些地头蛇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芦田中小学的前身是原芦田小学，座落在李家村的北面。是原芦田区所辖的八大完小之一，为县主办管理，区和公社基本不介入。文革开始，教育改革，学校所属权统统下放，初中完小为生产大队经办管理，当时叫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70年代初，学校从原址搬到李家村西南面的小山坡上，为芦田大队主办管理。当时的芦田大队由文革前的芦田大队，河沅大队，桥头大队，金源大队合并而成（后金源大队又划分出去）。学校搬到新址后，在校园周围种了很多树，大多是枹桐树，当时没有名贵树种，只有枹桐树苗，且枹桐树成活率高，成材快，不几年工夫，小小的树苗就长成参天大树，树荫满园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树径都达到了六七十公分，正是板料的好原材，刚好学校规模扩大，学生增多，正需要这些木材修建校舍床铺课桌等办公用品。于是，学校决定，把那些大枹桐树砍倒，锯起板来，以备应用。不料，树一砍倒，便与李家村民发生了纠分，李家村民说，学校所有土地都是李家村的，学校所有树木也是李家村的，不经李家村同意就随意砍树是大错特错，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纠集一些不明真相，不辩是非的人，拿来绳子木杆等，要把树木及板抬走。胡校长是外乡人，根本阻挡不住，外村的老师一上前就被推开，本村的几个老师也是开不了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木板抬走。幸好，来的村民不多，有些也只是来看看热闹的，并没有动手抬。当时我正在初二教室上语文课，由于外面太吵，课实在上不下去了，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拉着村民们的手，不让他们抬。有几个村民似乎要对学生动手，我赶忙上前护住，并把同学们劝进教室，同学们愤怒的心一时难以平静下来，我于是因势利导，写篇文章吧，谈谈你的看法。一天后，几十篇文章就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我看着看着，心里象打碎了的五味杂酱瓶，什么味都有，既为学生们有理有据有力的批驳而高兴，也为某些村民的蛮横不讲理而气愤，更为教育不为某些人重视而担忧。于是，我把优秀的文章办了一个专栏，贴在教室门口外面的学习专栏上，供其他班级的同学们学习欣赏。不料这却引来了更大的麻烦和风波。那时学校没有围墙，校园内的操场通道等空地，是附近村民们休息的场所和过往的通道，就是牧童牵着牛也是从校内穿过。因而校园内各宣专栏，有如公园里大街上的宣传窗，许多人都争睹为快。一好事者在教室门口看了学生的文章后便去村里挑拨是非，添油加醋地说学校写了大字报，批判李家村民的野蛮行径。在这个好事者的挑唆下，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村民，怒火冲天，掀起了一股更大的抢树抢板的风波，这次比上次人要多一点，个别人也很凶。校长因事外出，其他老师也拦不住，只能任其所为，把锯好的木板抬走了。校长回来问明原委后，把所有的怨气全撒在我身上，说是我引起的，叫我去收拾。我也自知剐由我起，自然由我来交涉追回。
六
1980年，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政策有所改变，尤其对民师的任用管理，有重大的变更，当时国家政策规定，允许民办教师参加每年的中考，条件是在职的正式民办教师，教令满五周年，不论年令婚否，都可以报考。
我从77年4 月算起，到80年4月也只是三周年，为了能报考，我就把从教时间改为参军前的1972年。报表一送上去，县局责成各公社（83年后公社改为乡）教办室负责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条件的一律清除，若有弄虚作假者，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当时教办领导自然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只能把不符合条件的统统刷下来，我自然也在例。我的同事同学劝我耐心耐烦等两年，我也只能如此。
1980年的第一届民师考试，内容是五科，即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并有相当份量的高中知识，总分为500分，当时波阳民师的录取线是140分，我们芦田有5人录取。1981年第二届民师考试，教令没变，内容变成了三科，即语文政治数学，均是初中知识，总分为300分。当年波阳民师的录取线是122分，芦田录取了9人。到了1982年第三届民师考试，内容总分没变，但教令变了，只要满三年就可以考了。你看我倒霉不倒霉，我满三年时，他说要五年，我满五年时，他说三年就可以了。要知道，满三年的都是那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前几年才高中毕业，或没参加高考或考了未录取而走进民师队伍，他们和三十上下的老民师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势，更何况三十左右的人都是有家有档当家理事的掌门人，而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既不当家也不理事，家中父母更是健壮如虎，一些琐事不需要他们劳心费力，因而，他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来复习，做准备，而这些三十拉岁的大青年，和他们去挤独木桥，不禁胆寒心惊。既然命运如此惨烈，也只有背水一战奋力拼搏。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角逐，我们芦田有10人录取。在10人中，我的年令第二大，刚好三十岁，胡定水老兄比我大两岁，其他的有22到27不等，在全县范围内，我那届民师年令最大的是37岁，最小的是21岁，要知道，当年波阳民师的录取线是192分，同样是政治语文数学三科，同样是以初中知识为重点，但录取线比81年提升了70分，你说悬不悬哪，没想到我竟以240多分的好成绩录取，在全县110名录取生中，我也算是名前茅了。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靠天靠地，我们如愿以偿，鸟枪换炮了。记得当年考试的第一天，正好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日子，端午节是传统的农历佳节，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有些老年人还埋怨上级教育部门，为什么不把这样正规的考试和这么重要的传统节日错开呢。我有一个同学，没怎么复习，他弟弟给他搞了一套复习资料，他放在抽屉里根本就没有翻过，到初五考试那天，他人虽然到了波阳但却没有到考场就放弃了这次考试，安心回家赔父母双亲以及儿女欢度端午佳节了。他这一放弃，却为他最终录取转鞭整整推迟了五年，到1987年才录用，并且还是远到上饶学习培训。你说亏不亏。
1983年是第四届民师考试，83年的报考条件比82年的变化更大，教令一下子延长到了十年，天哪，幸亏我82年考到了，要不然到83 年根本就没有资格报考。当时就流行一段这样的调侃语：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想想看，民师四年考试，四年条件都不同。83年报考的都是三十六七到四十多岁的半老头子，半老徐娘，他们都是在民师岗位上摸爬滚打了十几二十拉年的人，大都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因此党和政府并忘记他们，把教令提升到10年，这既是给他们的照顾，也是给他们的奖励，前几年都是因为把教令定为五年三年，他们怎么能挤得过这些小青年中青年呢，他们毕竟是四十左右的老青年了，岁月的艰辛，工作的沉重，早以逼得他们头上添了雪霜，脸上刻了皱纹，一双既拿锄头又拿粉笔的手，粗糙得象松树皮似的，要不是报考条件改变，他们哪有机会改变命运，可能这民师的帽子要戴到死。幸运的是，这年民师考试，我们芦田又有三个半老头子录取，更有趣的是，在全县范围内，竟有好几对父子同登金榜，双喜临门。特别是还有一些师生颠倒的特例。如80届录取的民师涂传耀老师，他以前在呤口小学教学的时候，李康和是他的学生，77年恢复中考高考，李康和这小子第一届就考起了波阳师范，几年后，由于成绩优秀，被师范学校留下来当老师。80年涂传耀老师考进波阳师范，正好是李康和任教他的物理课，真正成了李的学生。我虽然不属这种特例，但在82年中也是和我的学生李等春张新华等人同时考进波阳师范的，成了真正的同学。
从80年到83年，一共录取了四届民师，这四届民师在校学习培训的时间是不同的，第一届是在校先学习一年，后回乡实习一年，第二届是先在家乡实习一年，然后到学校学习培训一年，后两届没有实习期，两年都在校学习培训，这就苦了我们这些当家理事的掌门人，还有一些女同胞，或带吃奶的婴儿，或带学令前的儿童，相比这些男民师，更要辛苦多了。好在这些娃娃婴儿，给学校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给我们带来了些许的欢乐。
在这些民师当中，特别是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掌门人，一家老小，吃穿住行，全靠他一人支撑起来。他一旦有个什么闪失，便殃及全家的生存。记得83年春耕时，金盘铃有一民师，家里突然死了一头牛，天哪，那是他家半边家产哪，他全家老少八口人，十几亩水田，春耕时死了牛，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老少八口人怎么办？他一个民师，到哪里去弄钱再卖牛，他一气之下，躺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自然是不能赶到学校来上课。当时学校领导得知他未来上课且未请假，就说他旷课违纪，那还了得，幸亏他班主任李正锋老师知道内情，赶紧替他解释]，那教导主任说，不管何种理由，没有请假就是旷课，旷课就得处分。人家已经遭到如此劫难，你怎么还能说出口要处分他呢。这个教导主任，可是文革前的名牌大学生，水平高，能力强，重文凭时入了党，提拔当了教导主任，可这个名牌大学生，一点人情世故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农村的具体状况，更不懂农业与相关节气的知识，只是一味地强调，民师就是不合格，所以必须按教学计划进行严格培训，严格管理，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技能。他完全没有领会民师参加中考的深层内涵，因而在民师管理上，深深地伤害了民师的心，他不只一次两次，而是多次为难一些有家有档有难的民师。如一年春插期间，田里的秧老了，地里地麦子熟了，一些家中无劳力的民师，心内如汤浇，向班主任请假要回去安排农活，抢收抢种，班主任向教导主任请假，教导主任不同意，说师范那来的农忙假。你看他根本就不知道一点变通，三四十岁的民师怎么能和十六七岁的普师生相提并论呢。老民师们根本等不及教导主任批假，拿起背包就赶路了。教导主任知道后，责成班主任去追回，班主任两手一摊，主任，现在正是插秧季节，他们不回去，就会误了农时，这是他们一年的希望啊，再说他们已经上路了，我不能去追，要追你自已去追吧。教导主任气愤地说，都是你这个班主任纵容的。结果，这些赶季节的民师，还是没有逃过学校地惩罚，每人挨了一个违纪处分。还有一次是端午佳节，学校也未放假，一些老民师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家里的糯米面粉鸭蛋白糖之类，全等着他回去料理，一家老小眼睁睁地盼着，可学校不批假，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不告而别。不料端午节后回校，一纸违纪处分通知贴在学校食堂的墙上，纸上的名单都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掌门人，我的名字也在此例。虽然后来在我们毕业时，学校撒去了这一处分，但毕竟是伤害太深了，因而时时记起，总觉得学校缺少一点什么，尤是对那些脱离实际的管理者，更没有什么好感，倒是象丁壬林李正锋余汉英等一大批正直的老师（对不起，有好多老师一时记不起名字来），至今还被广大民师所记得。
到了1984年，不知何因，民师选招考试停止了，到1987年恢复，不过，87年又有了一点变化，考试录取的要到上饶师范学习培训两年，这就更苦了那些老民师们，因为县城旅途近，家校之间往来方便，而到上饶就困难多了，家里有理事的还好一点，家中无理事的就苦不堪言了。幸好，我是逃过了此劫，我的那位82年弃考的老同学，这次算考取了，不过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学习培训，他也常常感叹，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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