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罵法家粗鄙野蠻，法家罵儒家空談迂腐
儒家與法家的爭端，可以說是為時最長的一場辯論。這場為時最長的爭論，既是學術之爭，也是文化之爭，更是社會管理模式的博弈。兩種緣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古人的智慧之爭，恰如孩子們玩的蹺蹺板，在浩瀚遼遠中，與高下之間，動盪著歷史，撼動著人心。
儒家主張治理國家應該以禮教、以道德，而不應該以法律、以刑罰。儒家對於百姓也沒有高低貴賤的階級、階層區分，認為這種禮治、德治應該是普世的，應該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一視同仁的。禮不僅是對於貴族的要求，而應該適用給平民。很多人認為，用禮治天下，並將之適用於廣大平民，和風細雨式的教化和訓誡，似乎是對平民過於寬軟松。但事實上，禮是一種相比於法更加嚴苛、標準更高的行為規則和社會規範。儒家講“發乎情，止乎禮”。法是來自外部的強制束縛，而禮是源自內心的自我調控，是主動的、自覺的；法更強調“有所不為”的限制，而禮則兼容了“有所為”和“有所必為”，管轄區域更為寬廣，也更具有自主選擇的空間。
儒家的倫理學經典《孝經》裡，對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人、庶人，根據不同的身份和所處階層賦予不了不同的內容。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就是儒家“戴有色眼鏡看人”或者“照人戴帽”，強調森嚴的等級差別，有著某種對於下層數量龐大的庶人群體的歧視。但事實上，如果客觀分析孝經中對於不同人群的要求就會發現，這種框範是量身定製的，是非常具有保護性質的。例如《孝經》中天子要“愛敬盡於其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這其中既有具體的孝老事親的具體行為，更要有針對普天下所有百姓的治理行為。天子的孝道的重心更應該是“德教”和“刑”，用自身的言行成為天下人道德構建的楷模，用公正、嚴明的法律管理社會。而對於庶人的孝道要求，則非常簡約和明確，只要“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就是按照天時地利發展生產，謹慎做人、節儉治家，贍養好自己的父母。如果讓一個天子僅僅回家去孝經父母，而致天下於不顧，那是不是嚴重的失職？如果讓一個庶人整天思謀天子這個層面的問題，荒了耕地，敗了家業，凍餓了父母，這個孝又從何談起？要麼瀆職失職，要麼遠超自己的能力和地位，這兩者的職責不能跨越，也不能模糊。天子與庶人如此，其他的諸侯、卿大夫、士人等孝道，也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和獨佔性。
儒家的社會治理模式整體上有明顯的“區別對待”傾向，也就是階級特徵。例如儒家就曾有“刑不上大夫”、“法不加於尊者”的倡導。如果說過於強調禮治、德治尚不能讓法家反感的話，那麼儒家的這個主張就讓法家非常反對。法家提倡“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的這個主張合乎後來的法治思想，對於現代的法治建設仍然具有重大意義。
法家並不認為需要將用之於貴族的禮教普遍化給平民，認為這樣有多此一舉的嫌疑；法律的制定應該以平民百姓為基準，然後將法律反向普遍化給貴族階級，讓貴族階級只要嚴格遵循法律即可。在法家看來，儒家這一套言傳身教的管理方式和過於依賴於柔性的教化、引導、影響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談。儒家主要傾向於人心本善的認知基礎，而法家更傾向於人性本惡的認知。儒家之柔是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聖賢，法家之剛是覺得非刑罰不足以止惡。用賞罰而不是用禮教，這是法家的主要特色。於是，儒家認為法家“不教而誅”，就罵法家粗暴野蠻，法家就反過來罵儒家迂腐繁瑣，富於幻想和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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