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和姜維選擇北伐是受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壓力驅動的，對外益州疲敝、聯盟破裂，唯有北伐能夠擴大生存空間，對內蜀漢本土化趨勢日益嚴重，對於漢室的共同記憶日漸消彌，若不能早日完成北伐將再無翻身之地。
對於武侯北伐以及主政策略的討論，都必須建立在建安十三年後赤壁之戰天下三分的國際格局之中，如果說從董卓亂政到赤壁之戰的歷史屬於“漢末”的話，那麼建安十三年後“三國”時代才真正開始。
就外部格局而言，隨著襄樊之戰與夷陵之戰的相繼失敗，在白帝城託孤時武侯面臨的是一個極為尷尬的場面，襄樊危機的失敗導致蜀漢失去了繼續向東發展的突破機會，並且直接導致孫吳聯盟的破裂，蜀漢政權被限制在西南方面，面對強大的曹魏政權，生存壓力極大。
而曹魏政權內部，隨著曹操、曹丕的先後逝世與漢魏易代所產生的動盪，曹魏對外征伐的腳步放緩，內部局勢成為朝廷最為關心的問題，曹魏政權的動盪恰恰為武侯的北伐提供了窗口期，北伐策略此時更像是以退為進，唯有北伐才能讓蜀漢獲得生存空間、不被吞併。
而更為重要的是，建安時代的結束與三足鼎立格局的開啟也意味著世人對於漢室的記憶與認同開始逐漸消亡，而對於漢室的認同恰恰是蜀漢政權得以成立的根基，因而武侯必須在人們對於漢室的認同徹底消亡前完成北伐、還於舊都。
更進一步說，任何一個外來政權都會面臨身份認同的兩難境地，這直接影響著政權的政策走向，對於孫吳政權江東化的分析已經討論了很多，其實蜀漢政權同樣如此，在先主入主成都時其人員構成是以元從勢力與荊襄勢力為上層核心，而以本地人士為中下層骨幹，然而隨著元從勢力的逝世，益州本地人士也必然逐漸進入政治上層，這必然會影響到蜀漢的政策選擇。
換句話說，此時的蜀漢面臨著“漢”政權與“蜀”政權的認同困境，隨著局勢的變遷，以先主、武侯為代表立志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漢政權正在被只圖偏安一方的“蜀”政權所取代，因而武侯必須利用這樣一個漢室記憶尚未完全散盡、曹魏內部有可乘之機的這樣一個窗口期完成北伐，否則便將再無機會。
在武侯死後，蜀漢政權本土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譙周的《仇國論》，【今我與肇見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高祖】。
這一說法一方面體現出隨著益州本地人士當政，蜀漢政權日趨保守化的傾向，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點出隨著三國政權都日漸穩定，蜀漢北伐的窗口期已經完全消失，最終蜀漢政權走向了投降迎敵的道路。
其實嚴格來講，很難說當武侯決定北伐時他是否真的相信能夠成功，否則他也不會帶著決絕之心寫下“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可能他早已知道了北伐難以成功的結局，可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正是這世上最偉大的品格麼？
建興五年，諸葛亮北屯漢中，著手第一次北伐，從此再沒回過成都，再沒回過巴蜀。在他死後，他把遺骸葬在了定軍山，他用自己的餘生做出了回答，“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青龍三年，司馬炎代魏建晉。安樂公劉禪帶領蜀漢眾臣入京朝見，而在朝堂上叩首謝恩的人群中，沒有諸葛亮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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