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三解
在《史記·衛將軍霍驃騎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漢武帝元狩四年，衛青出漠北擊單于）遲明，行二百餘裡，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也就是說，在趙信城這個地方有匈奴的“積粟”，數量足夠幾萬人（衛青出兵5萬）敞開了吃一天，然後還有一把火燒掉的“餘粟”。
這段記載與很多人的慣常認識相反，匈奴人不是放羊放馬的遊牧人嗎？怎麼還有存糧？是不是司馬遷寫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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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馬遷之後的班固，其實也記錄了一段史事，見《漢書·匈奴傳》：
（漢昭帝始元四年）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
匈奴築城存糧，用的是“秦人”，也就是投降過來的中原人守城，可還沒說存糧從哪兒來的。
司馬遷像
這個問題只能交給考古學家了。
截至1960年，在貝加爾湖附近、葉尼塞河、色楞格河、圖瓦河、鄂爾渾河和克魯倫河流域，發現了十幾處匈奴城鎮遺址，對其中五處進行了部分挖掘（蘇聯一處，蒙古四處）。
其中，今俄羅斯境內的烏蘭烏德的伊沃勒加鎮（現多譯作伊沃爾加），周圍築有圍牆，挖有三道壕溝，有鍊銅鍊鐵時扔棄的銅渣、銅塊和鐵渣，還出土了紡織用的紡輪，耕田用的犁鏵，還有銅杯、銅鍋、鐵刀、鐵片、鐵釘、骨鏃和裝飾品等物，城堡內還有大小房屋，其中大型房屋有爐灶和熱炕等取暖設備，小型房屋單戶也各有牆壁。（林幹著《匈奴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P127）
在這個遺址之中，還出土了與漢代形制極為相似的鏟、鐮、鋤、犁鏵、石磨盤、骨鏟等農具，城中還出土了大批家畜的骨骼，尤其是“豬”的骨骼數量較大，顯然這是一座以漢人從事農業、手工業為主，兼有家畜飼養，多種經濟形態的城市，這一發現從此改變了我們對匈奴遊牧經濟的傳統認識。
都列尼村遺址（恰克圖以東35公里處都列尼村，位於蒙古國和俄羅斯外貝加爾之間的七卡河邊）也發現了數件漢式犁鏵，胡日爾德比墓地同樣發現了鐵質犁鏵，在伊裡莫瓦墓地、切列姆霍夫墓地（恰克圖以北25公里）、達爾汗山墓地、檯布什烏拉墓地均發現了糧食作物殘留物（以上均在俄羅斯、蒙古境內）。在著名的諾音烏拉墓地的兩座匈奴墓中也出土了黑色農作物種子。
在我國境內，西溝畔墓葬附近發現了匈奴居住遺址，出土有鐵鋤、斧等農具，不過沒有圍牆，一般推測為匈奴的固定駐牧地。（曾祥江、魏然《匈奴農業問題的考古學探索》，《黑龍江史志》2013年24期）
有農具、有種子，那就不會少了農業，更何況還有城鎮聚落，有手工業遺存，比如伊沃爾加遺址裡就有生吹煉鐵爐。這些零散的考古發現遍佈大漠南北，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匈奴經濟形態的圖景。
大部分匈奴人確實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人，但是真正支撐脫產的、集中管理的匈奴帝國誕生的， 恰恰是它經濟中存在的農耕成分，只有半定居或者定居的農業生產，才能夠形成穩定的積儲，才能夠讓匈奴在短短几十年內由一個僻處一隅的小部，快速膨脹成為一個橫跨中、北亞的大帝國。
道理很簡單，遊牧生活有非常強的季節性，歷史上的很多遊牧部落都會選擇秋後馬肥之際向中原入侵，所以才有“防秋”之說，這就屬於典型的順應自然規律的“軍事行動”，而匈奴帝國入寇漢朝的時間，從史書記載上看，分佈於四季，帶有強烈的集約管理特徵，這就直接違逆了遊牧生產的自然規律。（具體見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而要違抗這種自然規律，就必須有足夠的動員、管理能力，以及與之匹配的物質支持，匈奴手中的農業和積儲，就是匈奴單于的底氣，也是冒頓單于能夠在短時間內東、西、南、北擊垮一群遊牧國家的秘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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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在史書中我們才能看到這樣的記載，《漢書·匈奴傳》：
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
我們習慣理解的遊牧民族，雨雪數月，畜產死，民眾疫病，確實是大事，此處卻加了一處“谷稼不熟”，成為令單于震恐的大事，無疑體現了糧食生產對於匈奴帝國的重要意義。
至於種地的人，比如《漢書·匈奴傳》記載：
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
另見《漢書·西域傳》：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
這都說明匈奴曾多次派騎兵在車師屯田，想象一下當時的奇景，在今天新疆吐魯番東北的交河城下，一邊是匈奴的屯田兵，另一邊是漢朝的屯田兵。
更讓我們難以置信的應該是類似伊沃爾加城堡中“漢人”，或者姑且稱之為“中原人”的來源，絕不僅僅是匈奴入塞擄掠的人口，因為《史記》《漢書》中匈奴入塞的記錄其實是有數的，規模和頻次根本不足以支撐匈奴帝國境內遍地開花的定居聚落的人口輸入。
《漢書·匈奴傳》記錄內附的呼韓邪單于向漢元帝申請罷邊備塞吏卒，漢元帝問策於郎中侯應，其中有三條反對罷邊塞的理由：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
“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翻譯過來就是，聽說匈奴的生活比我們這邊好，可惜咱們的邊境管理太嚴格，跑不出去……
這也和第六條互為因果，往年從軍多有不回來的漢兵，他們的子孫貧困，如果沒有邊境管理擋著，跑到匈奴那邊投親過日子了，可如何是好？至於說犯法的罪人，逃亡外國，不阻擋就更是問題了。
這幾條，其實已經說明了匈奴境內數量不少的“中原人”的來源——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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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去匈奴的這部分“中原人”，放在當時，無論匈奴人還是漢朝人，都稱他們為“秦人”。
《史記·大宛列傳》：
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
《漢書·匈奴傳》：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
《漢書·西域傳》：
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
最後這句有趣，是漢武帝晚年在詔書中的引述，“匄”字意思通“丐”，也就是匈奴人把馬的前後腿都綁上，放在漢朝邊城下，大喊：秦人，我施捨給你馬！
在罷兵休民的詔書裡活靈活現地展示了匈奴人當時的驕縱，以解釋為什麼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兵求天馬。
《漢書·李廣蘇建傳》中提及：
後（李）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
這裡的“生口”，就是降人，地界來自雲中，之所以說是“降”，而不是被擄的人口，因為匈奴此時已經遠塞，並無寇略雲中的記錄，只能是千里迢迢投奔匈奴的“秦人”。
那麼，為什麼漢朝的邊民要背棄父母之邦，遠走草原呢？
《史記·匈奴列傳》裡其實早有答案：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集解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服虔雲：“刀割面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對照《漢書·刑法志》：
（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雲‘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
大辟是死刑，僅僅要命的就這麼多，其餘的徒刑就實在數不勝數了。反觀匈奴，政治組織要簡易得多，法令可謂寬縱。《史記·匈奴列傳》中中行說評點漢匈兩國：
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伕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
關於禮儀習俗的說法且不論，只說對兩種制度體系的評斷，還真戳到了“秦制”的死穴。
影視劇中的中行說
不過，中行說畢竟是漢文帝時期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漢朝初年休養生息時代的漢王朝，而沒有看到重新崛起的漢王朝。當漢朝在漢武帝劉徹時期空前強大時，“一統”的盛勢也就展現出來。此時的匈奴帝國，根本無力與人多、地大、兵眾的漢帝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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