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說到中國的“城鎮化”，不得不提一個安徽人：
他被稱為“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
他的著作是中國都市社會學的發軔；
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的理解，對於中國農村土地、租佃及人口問題的判斷與解釋，影響至今。
他和聞一多、羅隆基並稱為“清華三才子”，
他是胡適最為看重的年輕人之一，
周恩來盛讚他的人口觀點，
蔣介石給他捎信讓他去臺灣，
他曾經被譽為“最超然於政治的學者”。
但最終政治沒能放過他。
他成了著名的“吳門三大右派”。
他就是安徽歙縣人吳景超，
一個漸被歷史塵封、
卻不應該被所遺忘的徽州人。
僅以此文，紀念吳景超先生逝世五十週年（1901.03.05-1968.05.07）。
吳景超
01
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
“三千年之未有大變局”以來，百餘年間，中國的士農工商學，無不在探尋救國圖強之路。中國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吳景超的貢獻，不可磨滅。
早在民國時期，他就主張通過城市中工商業的發展，來吸引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來到城市，繁榮城市經濟，使農民減輕負擔。
“讓農民進城，成為市民。”他似乎提前預見了當下“中國城鎮化之路”。
吳景超在其代表作《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中，提出了“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理論，推行工業化。
其所著《都市社會學》一書，曾受到中國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孫本文的高度評價：“我國關於此方面著作，以吳景超氏的都市社會學為最早。”
吳景超著作書影
02
愛國之情懷
吳景超13歲時赴南京讀金陵中學，懷著“讀書救國”的願望，15歲時入清華苦讀八年，出國留美五年。
他不是“留而不歸”，而是急於回國，將“絕技”帶回清華，全身心投入教育興國之路。
學成歸國，吳景超先後任教於金陵大學、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發起成立“中國社會學社”。
吳景超先生（二排左六）
他調研社會現狀，培養社會學人才，推行“城鎮化”，讓富餘勞動力進城，有利實現機械化生產，提高生產效率，改善人民生活，使國家富強。
當年“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發生後，北平很多進步學生被捕入獄，吳景超以清華大學校務長身份，代表清華營救團去同國民政府交涉，營救學生出獄。
圖片來自中國中央電視臺
北平解放前夕，國民政府處於敗落，蔣介石讓人捎信給吳景超，希望他隨同撤走去南方，胡適先生還特地派人送來兩張機票，動員他一路同行到南京，他不但毫不動搖，而且反過來動員胡適先生留下。
他的老朋友、學者傅斯年、梅貽琦等都來動員他去美國執教，均被拒絕，他要在北平迎接解放。他對他們說：
“這是一個變遷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給國家一個機會。”
他動員同事學者留下來，是想給國家做點貢獻。
03
去與留，是耶非耶？
“作為中國第一代的社會學家，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學術開端。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首創者之一，他在自己學術生涯的開始階段，就敏銳地選擇了一種雖然剛剛創立但卻有著廣闊學術前景的學科。”
這是著名學者謝泳對吳景超的評價之一。
謝泳
1949年之後的吳景超，雖年過半百，仍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他比我們年輕講師、助教還讀得快、讀得多。”同事回憶說。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吳景超非常謹慎地說了幾句話，但很快成了被批判的靶子。此後更是被作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成為眾矢之的。
他的學術之路，漸失銳氣。
他的人生之路，逐漸崎嶇。
吳景超致胡適函
他開始“反思”，在《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的一文中寫道：
“由於我自己的不堅定，也由於他的慫恿，我開始了十多年與蔣反動政權同流合汙的生涯，就是我的生命史中最為痛心的事。”
不知道他說這話時，是不是也在痛心。
針對自己鍾愛一生的社會學，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檢討。
1952年，吳景超曾在《新建設》雜誌發表文章稱：“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
雖行文謹慎，仍被人成為攻擊的對象，這是吳景超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
被批判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吳景超想恢復社會學這門學科。
同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撤消社會學專業。
劃為“右派”後，吳景超被逼離開講壇，降級、減薪、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思想改造、集體學習等種種責罰，紛至沓來。
他仍希望發揮餘熱，默默轉向翻譯工作。
“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揮出他作為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
這是謝泳對吳景超的另一句評價。
歙縣南部·石潭村
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癌症去世。死後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攜返故鄉歙縣安葬。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十三歲就出門遠行的少年，最終長眠於故鄉的山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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