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裡比想象中寬鬆、和諧。隨意進出的大門，讓我卸下了戒備。沒有那些所謂精神病院奇觀的東西。一位女病人正頂著略為誇張的妝容在廚房準備這天的晚飯，會五國語言的男病人也正安靜地坐著曬太陽，就在他坐的地方，曾經有位病人用粉筆在地上用 C 語言寫了一段程序。
在後來的日子裡，陳順水成為我在這裡最好的朋友。
在我們見面的第一個小時，他就告訴我，“我不覺得所有的瘋狂都是不好的，我的一些瘋狂幫我建立了我的生命體系”，我後來告訴他，福柯和他說過差不多的話，福柯覺得，不應該把瘋狂看成一種疾病，瘋狂是人類真相的一部分，就像死亡也是人類在時間領域的真相一樣。
陳順水是一個在 24 歲時就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現在已經 47 歲了。我坐在他的房間裡，他告訴我，他的目標是，未來他能控制自己，想出院的時候就出院。
同屋的室友，被診斷為雙向情感障礙的王大哥，嗤笑一聲，他或許覺得，陳順水過於自信了。過去的 20 幾年裡，陳順水在精神病院進進出出，他始終無法完全控制自己，有一次甚至就是在自己的生日派對上，親戚朋友歡聚一堂，他突然就指著電視裡的人物開始罵起來。
王大哥和陳順水同住了 11 年，比起精神分裂的陳順水，王會用更接近理性世界的邏輯勸告他，別衝動，要學會忍。
幾年前，當兩個人還穿著病號服在另一個病房住時，陳順水打過一個護士。他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時候，房間裡的氣氛莫名興奮起來，陳順水開始向我展示他的肌肉。用他的話說，護士在病房裡“欺負”一個病人，他看不慣，就對護士出了手。結果可想而知，接下來的三天他都被約束在床上。
陳順水最喜歡的書是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讀完那本書，他得出的結論是“正義需要兩次證明”。
陳順水的枕邊書
王大哥認可他的正義，但並不認可他的方式。如果是他，他更願意為了長久的自由放棄這些個人化的情緒。
在大柳樹採訪的日子裡，一些病人向我袒露自己的面貌與心扉。這是一個有醫生、有護士、有各種各樣病人的場所，這個場域裡充滿了不同角色在立場、慾望和權利之間的拉扯張力。
有人告訴我他在這裡過得很好、睡眠充足；有人告訴我想回家卻回不去；有人告訴我自己有了喜歡的人；有人對著忽閃忽閃的電視信號告訴我中興快不行了；有人也跟我說，這裡的人不過是都在自私地為自己活著。
（二）
精神科醫生曾奇峰說精神分裂症的自救，是整個人類尋求自救的一部分，而且一定是最慘烈、最輝煌的一部分。
他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父親，並不再羞於承認自己是一個精神病人。他向我強調自己作為精神病人的主體性，比如他會坐在宿舍外的凳子上，打開 iPad 大聲放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試圖給理性世界的人造成一些衝擊，“我們是存在的，他們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陳順水是一個普通又典型的精神病人，他反覆經歷的磨難和治癒，很多人也在經歷。
藥物讓他遲鈍、無精打采，但拒絕藥物他就有陷入瘋狂的風險。二十多年過來，目前他遇到了最適合自己的藥物利培酮，這種藥只是偶爾會讓他做一些奇怪的夢，或者半夜醒來口乾舌燥。
王大哥剛用iPad看完《北京女子圖鑑》
四年前的某個晚上，陳順水用 iPad 對著宿舍外的幾棵柳樹拍了一張漆黑的照片，發上Facebook，他為這張圖片配上了文字——“光明的起點”。
美國南加州大學古爾德法學院的教授，同時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艾琳·R·薩克斯， 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成功的自救者。
薩克斯教授出生在美麗的邁阿密，成長在一個幸福、殷實的家庭，她的大半生都在和精神分裂症進行搏鬥。
但這並不妨礙她同樣可以擁有自己想要的人生，除了是一個關注精神病人權利的法學教授以外，薩克斯還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醫學院精神病學兼職教授。她還有一個愛她的丈夫（曾經她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丈夫說，她身上的一些品質，包括聰慧、熱情，遠遠超過了她的精神疾病。雖然為了獲得這些，薩克斯經歷了漫長又痛苦的和自己的戰爭。
即便到現在，薩克斯也仍然面臨不定期陷入瘋狂的狀態，但最重要的是她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陳順水告訴過我差不多的話，他並不遺憾自己這一生與精神疾病相伴。他錯過了一些，但沒有完全錯過（這也是他的愛情觀）。一些對普通人來說重要的東西，對他來說也依然重要，比如一些好朋友、一份工作、一些意義。他感受到身邊的病友因為互相陪伴和理解，產生了一些好的變化，他們不追求康復，只追求找到自己的生活。
（三）
每一個弱勢群體都有一部自己的抗爭史，試圖打破理性世界秩序下的偏見。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還沒有過這樣的機會。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與工業發展相伴而生的疾病。在工業世界，瘋癲毫無價值，最終它呈現為被隔離、被管理。
大多數時候，人們把患病的人看成是瘋子、不可控制的、無法醫治的。
在 18 世紀末，瘋狂被確定為一種精神疾病，“有理性的人讓醫生去對付瘋狂”，法律賦予了一個人（監護人，或者是醫生）對另一個人的全部控制權。
在中國，很多精神病人都沒辦法真正回到社會，精神病院有一道“旋轉門”——住院——回家——再次發病入院，有一些病人只有靠死亡這種方式才能真正離開精神病院。
維權並不是醫生的職責，但張醫生把病人當成和他命運共同體的朋友，他們彼此映照，“我們就算痛，也想要痛並快樂著的活下去。”
看起來已經出院的病人，回到家之後需要面對藥物的不確定性、外界環境的刺激，以及一些不可預知和抗拒的因素，每一個都有可能激發瘋狂。
在中國的精神病康復領域，農療和工療從 1990 年代開始被嘗試，旨在作為一種保持病人社會能力的康復方式。在大柳樹，病人們就自己養過兔子、孔雀、雞等動物。這裡的病人還在附近的小工廠集體工作過，現在，他們有一間自己的餐具包裝車間，病人們每天定時上班，包裝筷子。
陳順水就在餐具包裝車間工作，在這裡，他不被限制自由，工作臺上擺了一個 iPad，他翻牆在 YouTube 看節目，我在的時候，怕我無聊，他也用iPad為我放過周杰倫。累了，他就去外面的葡萄架下抽菸。
知道這個事實，讓我有些吃驚。也就是說，無論是農療、還是工療，它可能有的效果都不如想象中大，只不過成為病人在院康復的生活方式。關於這一點，病人和醫生的意見都驚人的一致。為了有更多自由，陳順水配合了這種方式。
病人不掌握自主權，權利在監護人手裡，所有親密關係都需要再經歷一次檢驗。
一位精神科醫生提起了很久以前的“解鎖”行動，為了防止病人“滋事”或者僅僅是掩蓋“家醜”，家人把病人鎖在房間，甚至籠子裡——這些人往往終生用鐵鏈鎖在籠子裡。
陳順水房間裡的時鐘
（四）
在所謂迴歸理性社會的方法，所謂理性與非理性的界限，所謂瘋狂的含義這些問題上，我迷惑不已。我把這幾個問題拋向了中國最好的精神科醫生之一，北醫六院的姚貴忠，他從 1990 年代開始就以最前沿、先鋒的姿態來探索精神病人迴歸社會的方法。
2004 年，姚貴忠的同事耿彤，在姚貴忠的熱情與理念影響下，在病人康復基地附近的一個小區租了一套公寓，也開始自己的嘗試。這套公寓有三個房間和一個客廳，耿彤帶著三個病人住了進去，他睡在客廳的摺疊床。
三個人都是年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各自有各自的幻聽和妄想。每天，耿彤和他們坐公交車往返於公寓和康復基地之間，傍晚的時候，一起去超市購物，再回家一起做飯，“刀一直在廚房，我從來都不收起”，有問題的時候就吃藥。耿彤希望這樣一個實驗可以對病人真正回到社會起作用，他不希望病人們永遠徘徊在精神病院這個“旋轉門”周圍。
最終，三個病人以不同的方式和耿彤告了別。一個被父母接回家，另外兩個不辭而別，有一個病人告訴他，“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姚貴忠大學畢業之後自己選了去精神科，老專家問他為什麼選擇精神科，姚貴忠說其他科他都嘗試過了，答不上來為什麼，就是很喜歡精神科。30年之後，姚貴忠獲得了全國“全國十佳優秀精神科醫生”，他在那個時候似乎終於知道了問題的答案，在《界面·正午》的採訪中，姚貴忠說，“精神科醫生，擁有上帝賦予的特權，可以進入別人的內心世界，世界上任何其他行業都不可以與之比擬。病人敞開心扉，甚至內心很齷蹉的想法都告訴我。我在幫助病人，同時也在豐富我自己。”
於是我把我的問題發給姚貴忠，很久之後才得到他的回覆，他說， “你的問題有意思，我們科決定開個研討會討論一下，你來嗎？”
姚貴忠說過，不是每一棵樹都要挺直地生長。
即便是最好的醫生，也說不清楚精神疾病在當下這個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也就是說，理性還沒有辦法解釋非理性，但非理性卻在理性的統治下陷入失語狀態。
更激進的福柯則堅信，“任何精神病理學概念都不能為瘋狂發揮提綱挈領的作用”，與其說福柯在反精神病學，不如說福柯提供的是一種思維方式，避免這個社會走向理性的極端。
有一本叫《天才在左，瘋子在右》的書，是一本精神病人訪談記錄，作者雖然承認自己杜撰了不少，但也不難看出，那些關於精神病人的奇觀描寫仍然能勾起大眾的興趣。那好像是可以超越平庸日常的某個出口，那些理性世界未能探索到的地方，有些非理性的人幫你先行了一步。也好像是對理性世界的某種宣洩和抗拒，瘋狂成為人類探索和擴寬自己生命體驗的某種已知途徑。
在很多文學作品裡，瘋狂都具有某種浪漫的能力。法國作家米歇爾•圖尼埃說，人是歸功於自己的黑暗核心才有了自己的色彩。我把他說的黑暗核心理解為理性事物之外的部分。
比如陳順水，他做了一個時間修改意見書，想要挑戰現有的時間制度。在這個意見書裡，他修改了現行時間的 24 小時制度，也修改了每個小時、每分鐘、每秒的時常。
陳順水設計的時間修改意見書
修改時間制度，意味著什麼，會有什麼後果，我問過陳順水很多次，可是我們也討論不出個結果來。
或者說，時間本身意味著什麼。這漫長的二十年、這個過程中的 1 年、1 個月，裡面的一天，一個小時，對陳順水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他總不斷向我重複一句李宗盛的歌詞，他認為這是他的人生寫照“一生涓滴意念，僥倖匯成河”，時間修改意見書讓他這一生沒有什麼遺憾，如果下輩子也必須這麼過的話，他也願意。
他把這個意見書打印複印了上百份，放在衣櫃裡，遇見值得信任的人，他會毫不吝嗇將其作為一個禮物送出去。不過，他的主治醫生並沒有得到這份禮物，他經過別人之手拿到這份意見書，將它和陳順水的病歷放在一起，意見書在此刻必須接受醫生的審判（診斷），後者拿著陳順水的這張人生成果，說這是一種思維障礙。
我想，我們在看待時間這個問題時，就是用的不同方式。
在馬莉導演的紀錄片《囚》的最後，一個年輕的精神病人不斷追問身邊的人，“你能解釋吃是什麼嗎”，沒有人能告訴他，他有些生氣了。還有一個沮喪的老頭，他在文革期間被打為黑五類，他一生沒有朋友沒有家庭沒有後代，早已為自己在理性世界被視為遺憾的一生下好了結論，“我的一生太平凡了，只有像我一樣平凡的人，才能理解我的人生。”
一個早晨，陳順水拜託外出的病友把他的時間修改意見書帶到郵局，寄給了 NASA，這一天，他向太空探索者發去了他的意見。
為保護隱私，陳順水為化名
閱讀更多 渡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