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總理會在時隔八年後的今天再度訪日？如何看待此次李克強總理訪日對當前中日關係發展的意義？
楊伯江：在過去的八年中，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就近期而言，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潮流湧動。在此背景之下，中日兩國面臨著共同的壓力。共同的壓力導致雙方共同的利益變得更加突出，這為中日兩國關係“再起航”創造了條件。
中日分別作為世界第二、第三經濟大國及亞洲第一、第二經濟大國，在維護世界多邊自由貿易體制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需求，中日雙邊關係“再起航”，不僅能給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也會為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帶來更大助力。
——我們該如何理解中日關係“再起航”？實現兩國關係“再起航”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
楊伯江：用“再起航”這個詞形容目前中日關係的現狀還是比較貼切的。從2010年日方在釣魚島海域對中方人、船非法抓扣事件到2018年整整八年時間，中日關係處於停滯、低迷狀態。所謂“再起航”就是擺脫這種消極、不利局面，在管理好矛盾與分歧的基礎上，朝著改善關係、構築互信、深化合作、共同發展這樣一個積極方向重新開始。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一帶一路”建設所取得的重大進展，恰恰為中日兩國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搭建了一個新的拓展深化合作的平臺。對中日合作來說，“一帶一路”是一個潛力無限的實驗場。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日兩國可以進行傳統的1+1合作，也可以考慮進行中日+1、中日+N或者中國X+日本等多種形式的合作。
——您認為，“再起航”後的中日關係，將會出現哪些新動向，呈現怎樣的新局面？
楊伯江：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既以深化合作為主流，同時矛盾分歧繼續存在，需要排除各種干擾，這是“再起航”階段中日關係的總體特徵。
首先兩國在貿易、投資、金融、產業等各領域的合作較之前會進一步深化、擴大。2017年中日雙邊貿易額重新回到了3000億美元以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此次李克強總理訪日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作為加強金融領域合作的重要舉措,兩國決定商籤本幣互換協議，這是兩國合作深化的一個典型事例。
其次，經過8年的波折，中日關係可望變得成熟一些。希望日方能吸取前面的經驗教訓，在一些焦點問題、關鍵問題上保持理性和冷靜。現階段，中日之間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錯肩期”——中國在快速發展、全面崛起，包括日本在內的傳統發達國家仍走在前面，但是在被中國迅速追趕，大勢非常明顯。這種“肩碰肩”的歷史時刻敏感、微妙，很容易產生碰撞、摩擦，屬於矛盾多發階段。這種時刻尤其需要注意以相互溝通實現相互瞭解，從相互瞭解進入相互理解，達成相互信任。從國際關係的歷史經驗來說，這種狀態下的兩個國家，特別是像中日這樣同屬東亞板塊、比鄰而居，所謂“一衣帶水”、“一葦可渡”同時歷史關係又悠久而複雜的近鄰而言，尤其需要注意，既要在戰略上把握兩國關係發展的大方向，又要在合作與交往的微觀層面上確保穩健與周延。
從地緣關係看，日本經濟、安全上高度依賴自本土向南的海上通道，對其“海上生命線”格外敏感。我們堅持陸海統籌，加快海洋強國建設。中日圍繞東海釣魚島爭端的戰略博弈具有長期性、複雜性，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關鍵是不能因為有分歧、有矛盾就不合作。恰恰相反，要加強雙邊溝通，有效管控風險，避免發生誤判，為合作營造條件。
4月19日，中日雙方代表在日本仙台出席第九輪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
所以我想今後的中日關係，將是一種總體而言趨勢向好，特別是經貿領域的合作會持續擴大和深入，同時在政治、安全領域，包括地區多邊層面問題、譬如日本拉著美國力推“印太戰略”等問題依然存在，需要協調、溝通，戰略博弈仍將持續的“競合”的關係——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
——在您看來，“再起航”的中日關係要想行穩致遠，需要如何規避兩國關係中存在的“暗流險灘”？
楊伯江：中日關係這艘大船要想行穩致遠，就需要規避航線上的暗流險灘。
中日之間的矛盾，有的是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分歧甚至是衝突，也有的是戰略心理、社會心理等認知因素造成的。從中方角度來說，要客觀評價我們自身的發展，準確把握國際大勢以及日本的現狀，保持學習、借鑑先進經驗的謙遜姿態。對日方，則希望它以一個理性的、平和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發展。最近幾年以“北京-東京論壇”為平臺進行的中日民意調查，都發布了有關兩國國民相互好感度的數據，從中可以看出近兩年中國對日本好感度的回升快於日本對於中國。這究竟是中國人的“勝利”，還是日本人的“勝利”？值得令人思考。從某種角度上，它也許恰恰說明日本對於中國崛起的反應，有一些是非理性的。
在中日之間的幾個突出問題上，兩國應該加強相互溝通、增進了解，在此基礎上達到相互理解、建立相互信任。在東海釣魚島爭端問題上，在李克強總理訪日期間，中日就海空聯絡機制達成了共識，這是一個重大進展。但這只是第一步，怎樣真正把東海建成和平之海、友好之海、合作之海，仍然任重而道遠。
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希望日方謹言慎行。比如臺灣問題。最近幾天日方關於臺灣問題釋放了一些積極信息，希望它信守承諾，言行一致。在歷史問題上，日方近期沒再像2013年12月26日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那樣主動挑釁。但這也只是停留在不主動挑釁的層面。我認為，日本的政治家們應該多正面地瞭解歷史，包括中日關係的歷史、中國14年抗戰的特殊時期的歷史，既要弄清歷史的宏觀走向與發展邏輯，也要明白其中一些細節的性質。我希望日本政治家們以後來中國的時候，能夠去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和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看一看。
在地區多邊層面，包括秩序構建、規則制定等重大問題上，日本應該多找中國商量，而不是沿襲牽制、對抗的舊思維，用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等等來對沖，甚至設阻“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倡議源自中國，但建設來自各方，收穫歸屬世界。希望在“一帶一路”問題上中日之間能夠更全面、更充分地開展合作與溝通。
無論是全球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秩序，還是中日共處的東亞板塊，或者是亞太地區，都面臨一個秩序重構、規則完善、治理轉型的問題。在這些方面，希望中日之間能夠有更多富有建設性的對話和協調。這將對未來中日關係起到強化合作、推動其更上層樓的重要槓桿作用。
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採訪=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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