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倫理動因
——評《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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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逐漸展現出非凡的魅力，於是這引發了眾多學者紛紛關注和解釋其發展的原動力問題。1905年，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上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教倫理》），以宗教精神的視角去探源資本主義產生及發展的動力。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表面化的“營利”、“追求利得”、“斂財”等經濟行為，還應該具有一種非理性抑制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人類的經濟行動更加理性、可持續，從而更契合資本主義的本質。這種精神被韋伯稱為“資本主義的精神”，並且是與新教倫理存在著“親和性”的。然而，正如韋伯所言，“近代人即使抱著最大的善意，也往往無法理解宗教意識對於生活樣式以及文化真的有過如此巨大的意義”。[1]因此，《新教倫理》的出現，無疑是資本主義發生學中的深刻洞見，彰顯了宗教精神的解釋力，並使其成為世界性話語。
譽滿天下必謗滿天下。《新教倫理》一面佳評如潮，一面嗆聲連連。唯物主義學者認為韋伯忽視了制度、技術等物質條件的作用，陷入了“精神決定論”；經驗主義學者認為韋伯的統計材料不符合事實，過分誇大了宗教改革的意義；就連宗教界也認為韋伯曲解了新教各教派的教義，單純是為了論證而進行自我解讀。誠然，這些批評揭示出了《新教倫理》的侷限，但是瑕不掩瑜，《新教倫理》的研究命題在當今社會仍然沒有過時，尤其對於轉型期的中國而言，《新教倫理》能夠為中國構建倫理文明提供價值參考和方向指南。
一、回顧與思索
（一）研究命題
韋伯開篇提出疑問：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且僅在西方世界產生？研究世界史，其實可以發現，像中國、印度等地相比西方世界擁有更好的物質條件，但卻沒有催生出資本主義。那麼，這可以歸諸於哪些非物質因素呢？與此同時，在西方世界內部，韋伯基於德國巴登地區的信仰統計，總結出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相關聯的經驗性規律：“資本家以及活躍的商業地區全都帶有濃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而且新教教徒在社會上具有更高的經濟地位”。[2]因此，西方世界的獨特性是否在於基督新教孕育出來的倫理精神，這種精神引導人們的經濟行動趨於理性化，最終催生資本主義。基於這種推理，韋伯提出了新教信仰與資本主義精神選擇性親和的邏輯命題。
此外，韋伯將研究視野放到西方歷史上的宗教改革運動，即基督新教的發軔時期，來追溯資本主義精神的宗教倫理基礎。但是韋伯發現，宗教改革家出於純粹宗教動機，全然不知改革成果對現實的影響，同時在早期的新教與資本主義的磨合中，新教絕非資本主義的友人，甚至還會對資本主義營利本質進行蔑視，以至於當時社會產生一種混沌狀態：人們日益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但是卻依然保持傳統主義的心態。為此，韋伯有必要去找到“被遺望的宗教影響力”，於是將《新教倫理》的研究課題進一步聚焦：在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中，宗教動機有影響嗎？怎麼影響的？
（二）分析論證
韋伯遵循“宗教教義—宗教倫理—資本主義”的論證思路，逐步回答資本主義的宗教驅動問題，具體論證過程中又細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世俗禁慾主義的宗教基礎；其二是世俗禁慾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影響。
新教[3]的“預定論”與“確保恩寵說”催生了世俗禁慾主義[4]。預定論導致“上帝絕對自由”的認同：全部意義在於上帝，而不在於人。所以，新教徒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上帝。確保恩寵說則認為，作為超驗存在的上帝，以不可思議的聖喻,規定了塵世中每個人的命運，而且上帝的恩寵具有唯一性。因此新教徒要確保恩寵，就必須在上帝的既有安排中，按照“為神所喜”的方式行事，以增加“神的榮光”。這些教義都突出了塵世生活與上帝的聯繫，塵世中的人只有恪守神的旨意，才能獲得救贖。與此，最終產生了世俗的禁慾倫理。
世俗禁慾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親和性集中體現在“天職觀念”。韋伯通過富蘭克林的道德勸誡來歸納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地追求利得的心態。與之相對應，世俗禁慾主義則強調“神所賦予的天職”。首先，以勞動為天職，當選民狀態不確定、未來生活不確定時，唯一確定的是“只有工作才會被神所喜”，而且塵世中的職業安排都是上帝預先設定的。所以，天職勞動觀指導人們接受上帝的職業分工，盡心盡力做好本職工作。其次，以財富為天職。獲取財富是勞動的結果，也是神的祝福，營利為神所喜，但是財富受託於上帝,個人使用財富要遵循神的旨意。因此，天職財富觀集中表現為：正當地追求財富，並全力抵制財產的自由享樂，堅持一輩子的善行。[5]最後，為履行天職而禁慾。專注世俗勞動是最高的禁慾，以勤勉勞動來抵制慵懶與懈怠；同時以獲取財富為終極目標，一切有損於財富積累的行為都是非理性的。最終，天職觀念逐步超越傳統主義，將教徒培養成“經濟人”，與資本主義逐利心態共同匯入“理性文明”之中。
世俗禁慾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資本主義興起階段。資本主義的獲勝是新教倫理相對於傳統主義的解放。首先，世俗禁慾主義培養了理性的資本家與職業工人：資本家以追求財富為終極目標，工人以勞動為天職。於是，資本主義的主體角色開始出現雛形。其次，無論工人還是資本家都自願地接受資本與勞動的分工，因此資本與勞動能夠組合起來，理性的經濟組織也隨之出現。再次，財富節儉意識與禁慾倫理有助於資本積累，增加生產性擴大再投資，發揮資本的最優效率，從而創造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源源不斷的動力。最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被宗教倫理合法化。在勞資關係中，人們看不到僱傭、剝削，而是以共同的宗教情懷，遵循上帝的分工安排，各司其職。資本家和工人基於統一的資本主義人生觀，沒有人願意成為資本主義結構的破壞者，最終在主體和諧的氛圍中，資本主義得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三）研究結論
二、批判與回應
（一）反對者的批判
學界對《新教倫理》的質疑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精神決定論的質疑。《新教倫理》有關資本主義發生學的解釋，完全忽視了經濟基礎、政治制度、社會組織等因素，而過分強調倫理精神的作用，同時強調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因此陷入了精神決定論的思維誤區。
第二，論據的質疑。首先，作為立論依據的巴登宗教信仰統計與富蘭克林的道德勸誡，被質疑是否真正具有新教意義；其次，越來越多的統計資料表明，資本主義產生與新教並沒有直接聯繫，例如早期的英國、荷蘭。再次，早期絕大多數的金融中心、大資本家都在天主教區；最後，沒有新教影響的東亞地區也產生了資本主義。
第三，變量的質疑。首先，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營利，所以催生資本主義的倫理精神應該是市民精神而非宗教精神；其次，資本主義興起於意大利，所以其動因應歸結於反宗教改革意識，而非新教倫理；再次，天主教具有與加爾文主義相似的職業觀，同樣也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依據。最後，新教與天主教各自在不同國家創造了資本主義繁榮，因此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
第四，存在邏輯悖論。文中論證新教倫理如何催生資本主義，但現實存在相異的現象——財富的增加伴隨著宗教素質等比例的下降，這也意味著破壞新教倫理的往往又是資本主義本身，那麼，存在親和關係的二者為什麼不能相容，而且恰好發生在資本主義獲勝後？
（二）韋伯及支持者的回應
面對上述的質疑，韋伯及其支持者分別予以了回應：
首先，韋伯認為精神決定論是對《新教倫理》最大的誤解。終其一生，韋伯都在堅持因果多元論，《新教倫理》的核心思路也只是為了證明，在促進資本主義興起的諸多因素中宗教動機所產生的影響，並沒有否定其他因素。而且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是親和關係，而非因果關係。
其次，韋伯對論據的選擇是比較謙卑的。韋伯解釋道，《新教倫理》並不想做成廣泛的文化分析，因此在複雜的資本主義發展環境中，“重點關注顯得重要的部分，就文章目的而言，其他取徑似乎行不通”。[1]至於東亞個案，支持者認為東亞資本主義屬於外源性移植，不能成為韋伯命題的反例。[2]
再次，韋伯始終堅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親和關係。他認為反對者把資本主義與營利觀念混為一談，忽視了其中的價值理性；同時對天主教的職業觀念也理解偏頗，天主教的傳統保守主義不可能賦予世俗勞動以神聖的、道德的宗教認同。然而，新教入世禁慾倫理塑造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風格，與政治經濟因素一起共同創造了資本主義。
最後，韋伯對第四點質疑並沒有過多的辯解。他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文章結尾處簡單提及——“獲勝的資本主義，既已盤根在機械文明的基礎上，便也不再需要這樣的支柱”。[3]當然，這也是所有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實體，人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找到其中的印證。
（三）《新教倫理》的遺產
《新教倫理》問世一個多世紀以來，儘管飽受各種質疑與批評，但是也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就理論貢獻而言，《新教倫理》第一次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宗教因素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開闊了研究視野，並使此類研究成為一門顯學。同時在實踐方面，《新教倫理》論證了宗教倫理的重要性，啟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切不可忽視倫理動因。此外，《新教倫理》突出了新教入世禁慾倫理的歷史意義，為現代國家的倫理文明建設提供了範本。
三、反思與啟示
（一）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倫理拷問
在宏觀層面，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相應的倫理文化來回應與承接。按照《新教倫理》的解釋邏輯，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是基於特定的倫理文化之上，然而中國的發展似乎呈現出與倫理相脫節的特點。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多講點實惠，少談些主義”為口號的實用主義佔據了思想上風，政府也積極鼓勵公民致富，對財富的結果予以合法化。這些極大地促發了全民逐利的行為動機，同時也使中國社會越來越世俗化，中國人變得沒有信仰，沒有約束，為了營利可以不擇手段，從而導致中國市場經濟演化成一場奔向道德底線的競賽。因此，中國的發展應引起倫理的拷問：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奇蹟，那麼，倫理文化對此如何回應？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崛起是建立在舶來文化基礎上的；另一方面，中國要實現持續地發展，那麼需要何種倫理文化來承接，為市場經濟提供倫理基石？
在微觀層面，中國人致富之後需要成熟的倫理文化來規範與調整。中國人致富之後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以富人角度來看，中國存在投機致富。這些富人因為意外財富而變得自負，並隨著財富的增長，引發了對更高社會地位的渴望，所以常常以高調炫富來體現身份，最終陷入歷史的財富詛咒：富不過三代。其次，以窮人角度來看，中國存在仇富心理。中國社會存在機會剪刀差，努力與收益不成比例，使得窮人對財富分配存有偏見——財富是具有原罪的，因此，仇富心理也隨之產生。最後，從貧富關係而言，中國富人的慈善意識相對不足，而窮人對富人也不夠包容，隨著財富的集聚效應，中國貧富矛盾也日益加深。與之對應，新教的入世禁慾倫理使西方社會對待財富極其理性：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是上帝的旨意，富人獲取財富是上帝的祝福，窮人如果恪盡天職，也會獲得財富，而且財富只是人們替上帝暫時保管，所以應該節儉，以積累更多的財富。最終，西方社會實現了財富的可持續增長。由此可知，中國上述財富問題的頻發正是面臨著倫理缺失的拷問，中國如果要實現財富的健康良性增長，必然離不開成熟的倫理規範。
（二）中國倫理文明建設的啟示
重塑信仰的力量。人有信仰，才會有精神動力，才會有價值約束。近代西方人懷揣對上帝的無比崇敬，一面世俗地逐利，一面虔誠地禁慾，最終創造了資本主義文明。而中國社會缺乏共同的信仰，從而導致功利主義稱雄。因此，中國要重塑信仰。在倫理文明建設中，要基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統一社會認識，並樹立共同的價值追求，創造新型倫理文化的認同，並以此來指導人們的社會行動。例如中國夢的倡導，讓每個中國人都有夢想和追求，並會為此而付出努力。
增加理性的成分。倫理價值引導人類行為，理性的倫理才能導致理性的行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最大的優勢特徵就是理性，而中國社會恰好缺乏理性的倫理成分，正如黃仁宇所說，“中國社會不具備數目字管理的能力”。因此，中國如果要實現現代社會秩序的形式理性，就必須在倫理文明建設時增加價值理性的成分。價值理性從而何來？一方面在於傳統價值中理性的挖掘，另一方面在於其他文明的理性借鑑。
注重傳統的轉化。倫理文化順應時勢，才能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支持而不是限制。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得益於宗教運動，使理性營利的心態突破了傳統宗教的道德束縛。目前，中國倫理文化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時間差，落後的傳統文明可能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這啟示我們，要根據現代時勢，改造傳統。在倫理文明建設過程中，既不能捐棄傳統的根基，同時也不能墨守成規，要保持開放的心態，正視傳統，並積極使其與世界先進文明進行對話與交流，從而實現傳統倫理到現代倫理的轉變，發揮倫理文化的應有魅力。
註釋
1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84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2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0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3
新教主要包括四大新教教派：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從浸禮運動中分裂出來的一些宗派。
4
天主教也有禁慾主義，但是僅侷限於僧院裡的修道生，所以天主教的禁慾主義是一種出世的禁慾主義，而新教要求教徒在塵世中履行神賦予的義務，所以新教的禁慾主義涉及到整個世俗社會，是一種世俗禁慾主義。
5
天職財富觀念可以用衛斯理的一句名言加以總結：拼命地賺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
6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前言13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7
參見何新華：《韋伯中國命題與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載《東南亞研究》，2005（1）。
8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82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曾祥坤：長安街讀書會博士團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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