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僑網6月4日電 據美國僑報網綜合報道，在美國的硅谷，有這樣一群人：她們出生和成長在中國，但卻在美國接受了高等教育並開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她們在中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衝撞下，拼命實現著自我，但卻不斷被骨子裡的中國傳統和美國現實衝擊；她們有著體面的收入和職業，生活在看似最追求政治正確和男女平權的環境中，卻被很多看不見的手禁錮著。她們就是身在硅谷的華人女程序員。
“男性烏托邦”裡的邊緣人
“大家都對我客客氣氣的，但我知道，我永遠不會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 加入Facebook已經很多年的女程序員羅羅這樣說。
“公司團建，每次投票表決，最後都是去參加 CS 彩彈射擊或者登山遠足。”羅羅抱怨道。和很多華人女工程師一樣，自己研究生才來到美國，本來就和英語母語的同事交流起來有一些隔閡。“現在畢業進入到職場，更沒想到還要面臨性別標籤帶來的那種被邊緣化的感覺。”她說。
新浪創事記援引“硅星人”報道，更讓羅羅受不了的是那種“永遠也無法融入的”的科技公司兄弟文化。“幾個男同事湊在一起說葷段子，我一走近他們就笑著散開。”羅羅表示常常在職場中男性扎堆的環境中，感到無所適從。
“那種每個人都有說有笑，但對我客客氣氣的感覺，讓我覺得很孤單。”她補充道。
這種隱形的“兄弟文化”，甚至有的時候，會以更加極端的形式隱藏在科技公司的大大小小的細節中，讓很多女性工程師難以接受。一位自小移民到加拿大的華裔女程序員Yukie說，在面試時，她們公司出了一道和ascii arts(一種用字符排列構建成的圖片)相關的題目，結果字符轉換出來的圖片結果，是一個穿比基尼的性感女生。
“這其實是一道經典面試題，所以並非我們公司的人故意這麼設置。但是，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這個行業的人們對於女性潛意識裡的不尊重。這種事情太多了。”Yukie說，“沒有人會考慮你的感受，說這裡是男人的天下一點也不為過 。”
IT界常被拿來做範例和實驗的“萊娜圖”，也是一個裸體美女。
然而女程序員真的“水”麼？
在羅羅看來，這其實就是偏見和歧視。“上學的時候女生就算水平不差，男生也不願意和你一組。除了交流上不方便，主要是潛意識裡他覺得你不行。”她回憶道。
雖然現在不會再有人懷疑Pinterest 10號員工、高級後端工程師周怡君的編程能力，但在剛剛入行的時候，在“男人的天下”打拼的她沒少受男同事的質疑。
“我說項目中有個重大bug，大家都不理我。”周怡君在接受採訪時說。
從斯坦福畢業後，周怡君加入了一家硅谷初創公司。那時，她在一段男同事寫的代碼裡發現了一個 bug。但同事們卻表示，這部分代碼已經用了很久，如果有問題早就有別人指出來了，哪輪得到她說話。“就好像我是混進來，不夠格的一樣。”周怡君說。
整個團隊對她提出的問題並不放在心上，直到最終又找了兩個男性工程師來審查她的修改方案，才肯承認——她說的確實是對的，問題確實存在。
硅谷男女員工比例失調
灣區科技公司性別比例失衡已經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
僑報網此前報道，整個硅谷的男女員工比例，大約呈二八開。僑報網曾報道，谷歌6月底公佈的最新人力多元化數據顯示，該公司的人員架構中，有69%為男性、31%為女性；若從種族來看，有56%為白人，35%為亞洲人，4%為西班牙裔，4%為混血兒，2%為黑人。
雖然谷歌的女性員工比例，超過了30%，多於硅谷的平均水平，但是對女性員工的工資、職業上升歧視等，也一直受到攻擊。
去年4月，美國勞工部門還宣佈，他們掌握了“在谷歌內部，存在針對女性的系統性薪酬差異”的證據。上週，60多名谷歌在職或曾入職谷歌的女性員工，正在考慮對谷歌發起集體訴訟。起訴的原有就是谷歌“對女性懷有敵意的”企業文化，讓這些女性在薪酬、職業上升通道上發展艱難。
新浪創事記援引“硅星人”報道，兄弟文化不僅體現在團建、開葷段子時對女性視若無睹，更嚴重的是在職場上對女性的不信任、歧視和排擠。
就算大家不明著說，很多硅谷工程師內心都有女性編程能力不夠強的偏見。而這種偏見，在華人男性工程師群體中更為普遍。
而你一定不知道的是，程序員曾經是為女人量身定做的職業。
據geekpark報道，七十年前，計算機編程曾經被認為是非常女性化的職業，在隨後的三四十年裡女性是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轉折發生在80年代，女程序員的增長陡然經歷下滑，一直持續到今天。據bittiger報道，歷史學家Walter Isaacson曾表示：“男性對於硬件的開發更感興趣，他們喜歡設計電路，擺弄機械，而當時女性對於數學知識非常在行。”
給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編程的是女性，這臺計算機大名鼎鼎，出現在各大歷史課本中，叫ENIAC，但幾乎沒有歷史書提到給它編程的六名女性。
正在覺醒的夾縫生存者
儘管曾經都有要追求事業上的出類拔萃的初心，但順流而下卻成為大多數工作了幾年的華人女程序員的常態。
女程序員描述的成長和工作環境不由得讓人想到希區柯克的電影《煤氣燈下》。電影中的女主角經歷了一場“逆皮格馬利翁效應”，男主角長期暗示她有精神病，讓她越來越不信任自己。他甚至把煤氣燈調的忽明忽暗，讓女主角以為這都是自己的認知出了問題。
這盞忽明忽暗的煤氣燈，也照在每個女程序員身上。比起質疑行業結構和大環境，這些華人女性更願意懷疑自己的能力。
雖然已經從清華畢業多年，鄧瑞希還是能回憶起當初班上僅有的幾個女生是多麼的掙扎。開學時，系裡只有十幾個女生，“後來有一半都轉到了所謂更適合女生讀的專業：金融、外語、經管、法律。”
“我做不了程序員，因為我是女生。”這是很多中國理工科女孩在遇到學術瓶頸時的第一個想法，也是她的同學們轉系的主要原因。
這種自我懷疑也會被帶到職場上。哪怕是最成功的一批女性，也要艱難地邁過這個坎。
“不少中國程序員打心眼兒裡就不相信自己能夠超越男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性工程師說。
Pinterest 總工程師，高級副總裁 Li Fan 可以說是目前硅谷技術崗位上華人女性的一枚標杆了。但當她談到自己是怎麼走到今天的，Li Fan 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本身有多優秀，而是用“機緣巧合”來表述自己的升職機會。
“那時我從沒想過(主動升職)，也覺得自己沒能力去領導一個團隊。在2002年加入Google時，我就想當一輩子系統工程師。”她在招聘技術初創公司Leap.ai組織的職場分享大會上說。
“儘管美國女性在科技領域的職場發展也會面臨天花板，但卻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圈女性領袖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努力在打破天花板。她們在公司中開展著各式各樣的 Women in Tech 的活動和演講。”Yukie 說在硅谷，這樣的活動幾乎每週末都有。
而作為 Yahoo COO 的 Mary Bui-Pham 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表示，在她過去的職場生涯中，她最缺失，也最希望得到的是來自別人的一句——“你是可以的”。
“所以，未來，在 Women in Tech 這條路上，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那個告訴她們‘你可以’的人。”Pham認為科技圈女性在職場中比男性更需要別人的肯定，從而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更好。
在很多情況下，限制女性的並不是她們的編程能力，而是在這條道路上，無法獲得同等的信任、支持，導致她們自己對自己的能力無法有清晰的認識，過早的終結了自己的職業生命。
而來自中國大陸、往往在大學甚至研究生時才來到美國的中國女性工程師們，受到傳統文化“女性應該把事業放在家庭之後”的影響，就更難衝破這方面的藩籬。
出生在中國大陸、小學時移民加拿大的Yukie在這方面就感觸頗深。接受硅星人採訪時，她指出，在讀博士期間她所參與的 Women in Tech 組織成員有好幾十人，卻只有兩張亞裔面孔。
“作為從中國來的一代移民，華人工程師似乎還完全沒有覺醒。”
在和很多華人女工程師交流的過程中，硅星人同樣意識到，和中國文化所希望女性解鎖的成就那樣，哪怕到了美國，不少高學歷的華人女工程師更在乎的仍然是一份工作是否體面、是否能夠提供給她良好的收入和待遇，能否留給她足夠的空餘時間照顧家庭。
基於此，她們往往停留在工資夠多，歲月靜好，享受女性標籤在科技圈中為她們提供的較低職位上的優待的狀態後，就不再對自己有更高要求，也不再追求職場上更高的發展。
這種無論是從內心的對自己的不信任，還是外界對於中國女性的固有偏見，都讓她們遠離了一種職業發展的自我覺醒：在科技領域的華人女性，應該具備同等的能力，獲得同等的機會，和男同事們獲得同樣事業上的成功。
但好在，在包括李飛飛在內的一批華人女性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在華人科技活動上的頻繁“佈道”。而她身上無論是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斯坦福大學人工實驗室主任、Google 雲首席科學家的光環，都在讓她所倡導的“覺醒”被越來越多生活在硅谷的華人女性所接受。
“因為人工智能這項技術與我們密切關注的所有事情都密切相關。它會承載我們所看重的各種價值觀，包括道德、偏見、公正或使用權。如果沒有代表(所有)人類的技術人員參與其中，科技就必然無法代表所有人類。”李飛飛在一次和比爾蓋茨的太太梅琳達的對話中表示。
除了李飛飛之外，無論是擔任 Google 雲研究發展團隊負責人的李佳，還是在英特爾大數據團隊擔任副總裁的馬子雅，以及越來越多的身在硅谷科技公司，領導著整個行業發展的華人女性，都在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越來越多年輕一代剛剛入行的華人女性工程師證明，“在這個領域，女子不會不如男”。
不管是“男性烏托邦”裡的邊緣人、還是中美文化衝擊下的夾縫生存者，硅谷華人女性們正在被喚醒，她們正在、並且應該和周圍的男性一樣，獲得同等的 STEM 教育機會，同樣相信自己的能力，努力追求自己在科技領域工作上的話語權，和職業發展的高光時刻，探索更多的人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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