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總表示只有“普世價值”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但對於怎麼解決卻給不出方案，更多的是“為反對中國現行制度而反對”。實際上，這些人本身並不糊塗，他們清楚“普世價值”的侷限性和危害，但對他們來說，這些都不重要，只要通過宣揚“普世價值”達到其目的就好。
“普世價值”指的是現在西方通行的市場經濟、憲政民主等，但對於不同政體的國家來說，脫離國家發展實際照搬該理論是不會帶來好結果的。從歷史發展來看，從東歐劇變、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下臺，到獨聯體地區、中亞地區的政權更迭，莫不是因盲目引進“普世價值”而引發的。如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尤先科雖然取得政權，但以他為代表的親西方政府貪汙腐化，總統和總理之間長期內鬥，搞得政局始終動盪不已。吉爾吉斯斯坦則在“顏色革命”後形成嚴重的對外經濟依賴，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高幅度的通貨膨脹導致其國內爆發大規模的騷亂，現在吉爾吉斯斯坦成為獨聯體地區、甚至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顏色革命不能實現“普世價值”中的美好願景並不奇怪。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觀來看，“普世價值”的說法本身便存在問題。因為，人們頭腦中存在的東西，包括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的設計，反映的是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要求。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東西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能夠套用到所有國家的政體模式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西方國家內部，“普世價值”也頻受質疑。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歷史的發展中曾起過進步的作用，但是，近年來這套制度模式已經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而西方國家在這些問題面前普遍束手無策。如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逐步陷入“新平庸”狀態。截止至2017年底，西方發達經濟體10年內所取得的整體增長低於“大蕭條”10年之後的水平。再如，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不僅暴露了西方政黨政治的亂象，還展示了民粹主義崛起背景下的西方社會困境。凡此種種，無不說明，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已經不能適應西方社會發展的要求了。
總之，“普世價值”所主張的西方政治制度，並非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這既是價值觀念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我們要頭腦清醒地把握住這個本質。
（參見：《普世價值已成當今國際壟斷資本壓榨全世界的工具》《蔣耘中:如何看待所謂“普世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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