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該事件的發酵下，貓眼在5月3日召開了一場媒體公開懇談會，貓眼娛樂COO康利及旗下負責相關數據和宣發工作人員對這些疑點一一作出了回應。就在同一日，《後來的我們》導演劉若英及演員田壯壯也開啟了一場直面影評人的論壇交流。
貓眼娛樂COO康利
截至5月3日23:00，《後來的我們》票房累計達10.48億元，成為2018年五一檔最大贏家。作為這部電影的出品方與發行方，貓眼在這部電影項目中應該盈利了，不過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是否影響到貓眼後續的合作及上市計劃呢？貓眼娛樂COO康利在這場答疑會上表示，“貓眼上市計劃還是按照我們原來計劃進行中，後續開展我們以後再具體細說。”
為什麼懷疑部分是黃牛所為？如何判斷退票和改簽行為？
對於4月28日發生的大規模退票行為，貓眼回應稱：截至4月28日23點，貓眼平臺惡意刷票及退票數量約38萬張，涉及票房約1300萬。
關於這個數據評估，康利回應稱根據數據統計，按照每個用戶平均訂購2張的消費行為，大概涉及到19萬用戶。
如何衡量改簽？“可以用賬號和手機號作為唯一的身份標籤來識別他是不是進行了事實的改簽，這個54%是由用戶在前臺選擇了改簽功能進行改簽，和他退票之後當日同一影片的新購，判定他是不是屬於事實的改簽。”
而關於剩下的46%退單數據，則被貓眼認為部分為惡意刷票，疑似為黃牛所為。對此，不少黃牛發表諸多不滿，媒體和電影業內人士也顯然對這個回答不太買賬。“我們目前也只是說‘疑似’，並沒有把這個答案說成是肯定，目前確實沒有跡象表明這個背後是一個大規模組織的說黃牛或者刷票行為，但我們確實鎖定了一部分賬號和訂單的購票比例、單數，有一些反常跡象，但是憑此證據判定某個賬號就是黃牛是有難度的。”對於黃牛惡意刷票行為疑問，康利如此回應。
《後來的我們》在同一天出現大量的退票，為什麼其他電影沒有？其它檔期也沒出現這樣的情況？
從貓眼給出的重大檔期退票“常態”來看，退票高潮多集中在國慶檔和春節檔，而今年五一檔的票房和退票走勢儼然有了大檔期的趨勢。康利在答疑會中表示，通過與國家電影專項資金辦公室的後臺系統核對，《後來的我們》退票率比起剛剛過去的春節檔最高退票率影片還要高出0.6%。
對此，通過歷史數據粉絲，訪談多家院線經理，大家對這次高退票率給出了一些判斷：
一、熱門檔期的熱門影片，關注度高；
二、開啟預售時間比較場，預售階段比較火爆，而大量用戶退票多產生在上映前8天、10天左右的用戶，越是較早購買用戶臨時改簽概率越大；
三、4月28日為工作日，產生退票也是可以理解，而且雖然是在28日晚上從影院端感受到退票率上升，其實這只是退票率結果，實際用戶購票行為和退票、改簽行為不少是發生在之前的，不僅僅是當天晚上的那個階段。
關於《戰神紀》指控的28日當天，票房差距500萬的問題，貓眼數據為何會有這樣一個漏洞？康利表示貓眼專業版只是實時數據查詢，在前一日根據算法模型模擬預測進行核對，難免產生數據誤差。
為什麼退票行為主要集中貓眼而不是其他平臺？風波出現後，貓眼都做了哪些工作？
《後來的我們》退票行為大多集中在貓眼平臺，這次退票行為也讓行業人士把焦點和疑慮引到貓眼身上，對此現場媒體也開始發問，“為什麼退票更多發生在貓眼這個平臺？”康利回應表示，目前貓眼為國內最大售票平臺，出票量最多退票率自然也是比較高的，熱門檔期預售早、熱度高的電影都有高退票率出現。
而事件發生後，貓眼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與影管影投公司進行核對，第二是配合相關部門進行調查，第三則是反思如何改善服務。
5月3日貓眼公佈了退票功能，包括從2017年過去一整年開始的單片、單日退票率的公開透明數據，而同期淘票票也公佈了相關退票查詢功能。
“這次事件中，我們無意中忽略了服務過程中的一些透明度。包括可能我們在運營上的一些預警機制，比如說某些映城它的退票率發生快速攀升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有預警機制、有一些熔斷機制、包括跟影城的溝通機制，可以讓這件事情處理的更好，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面確實有不足的，也是接下來我們去改進和優化的方向。”康利談到。
同為出平方、發行方與平臺方，怎麼保持市場公正？
身兼出品、發行與售票，這種行為引起不少電影人士不忿，不少人將這種行為比喻為“既是球員又是裁判員”。康利表示，貓眼只是一個服務平臺，銷售全國電影院電影片，但不拒絕任何一個電影院在貓眼平臺銷售，也不能決定任何一部電影在貓眼平臺銷售。“我們只是中間服務商，給各個產業合作伙伴提供服務，裁判員應該是有處罰和處置能力的，貓眼沒有。”
康利認為，貓眼不生產和製造任何一部電影，只是連接的狀態，服務好影城、片方和觀眾是其宗旨。而整體市場環境，需要跟主管部門溝通，跟行業夥伴溝通，聯合一些行業力量推出一些更有實際行動的舉措。
作為票務平臺，貓眼該不該參與出品和發行？康利認為，在一個商業環境裡，更多初衷在於能否在某個環節上創造核心價值，能否提供比原來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我認為我們具有核心能力和優勢，來推動這個環節繼續完善和發展，比原有的一些模式和方法能夠有一些新的創新”。康利回應。
雖然在美國確實存在藝人經紀不能參與制作，院線公司不能做發行和製作，但是在目前的中國商業環節，產業相對還沒有成熟有序，“大家在各自利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和優勢，去進行自主的合乎法律法規的業務發展，我覺得是存在的、正常的。”
至於與相關部門的調查結果何時能給行業和觀眾一個交代，貓眼方表示會極力配合，爭取早些給市場一個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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