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概念裡盲人流浪、坐在地上唱歌，生活在很底層，感覺會很艱苦。他們的眼睛從來沒有看見陽光和花朵，但他們唱歌時臉上那種燦爛光明的樣子，和殘疾本身產生了很大的反差。
“沒眼人”在山村裡吹拉彈唱。圖片來自網絡
11位盲藝人，在太行山區的村落裡，後手搭前肩，一路走一路唱。村莊紅白喜事上，經常有他們的影子。他們以歌為生，在黃土坡上，口中傳唱著非遺民歌——遼州小調。
一次偶然的原生態歌手採訪，電視臺主持人亞妮在太行山左權縣發現了這群盲藝人，進而將他們的故事記錄在了鏡頭中。
“古戲臺上11個男人坐在打成四方的鋪蓋上，拉著吹打著各種樂器，仰著脖向天而歌。那歌柔情綿長且肆無忌憚，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闊，沒有半點雜質。”亞妮寫下了最初見到11位盲藝人時的樣子，她聽不懂他們在唱什麼，卻不自覺地溼了眼眶。
“沒眼人”在表演彈唱。圖片來自網絡
亞妮稱他們為“沒眼人”，這個名字是山裡人對盲人的俗稱，也是抗戰時期太行山區裡靠流浪賣唱作掩護諜戰工作的一隻部隊番號。
流傳下來的名字，鮮有關注的流浪盲藝人，在黃土漫天的山區裡，唱著最原始的歌曲。亞妮用十餘年的時間，跟訪拍攝，與“沒眼人”們同吃同住，圍繞著沒眼人的生、死和愛，前後共拍出三部電影，將在2018至2020年間上映。
亞妮和“沒眼人”一起生活。圖片來自網絡
亞妮說，她想用這份記錄，告訴人們在鮮有關注的地方，有一個關於人文與傳承的故事。
好像瞎子阿炳還活著
剝洋蔥：當時為什麼想到要去拍攝“沒眼人”這個群體？
亞妮：2002年我去左權縣拍一個原生態歌手，在村裡戲臺子上看到了他們，是先聞其聲再見其人，那時候還不知道他們是盲人，只是覺得他們唱的歌打動我。後來村裡人跟我講他們是“沒眼人”，都是光棍，還延續著抗戰時期八路軍的一些傳統。這些我都很陌生，但引起了我職業上的敏感，覺得裡面肯定有故事。看到他們就好像瞎子阿炳還活著。
“沒眼人”喇叭：吹拉彈唱樣樣精通，因為一落地全村都聽到他的哭聲，就像安了喇叭，因而得名。圖片來自網絡
認識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之後，我聽到了許多故事。從2002年到2006年一直在做記錄，後來我發覺這個體量太大，就想到了做電影，故事片和紀錄片結合起來。
剝洋蔥：當時他們身上哪一點打動了你？
亞妮：最打動我的是他們身體所呈現出的狀態。我們概念裡盲人流浪、坐在地上唱歌，生活得很底層，感覺會很艱苦。可他們臉上表現出了快樂和自由。他們的眼睛從來沒有看見陽光和花朵，但他們唱歌時臉上那種燦爛光明的樣子，和殘疾本身產生了很大反差。
我覺得都市人越來越快的節奏，為生計奔波不斷往前奔跑，已經很久沒有這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和自由。很多人都被束縛著，但是“沒眼人”身上有一種解放。
我坐下來和他們聊，那時候還有唯一一位抗戰時期曾給八路軍送情報的情報員活著，我叫他貴明叔。老人給我講百團大戰，講抗戰時候人們利用盲人唱小調，把歌詞填進去，去各個村莊宣傳抗日，鼓舞士氣。
保存了幾十年的隊旗。圖片來自網絡
貴明叔會唱很多老歌，後來等我再去拍的時候，他去世了。他去世對我衝擊很大，一個老人去世，可能他就會帶走很多過去的歌，那些民間的小調都是口口傳唱的，沒有譜子沒有文字。現在新進入隊伍的小孩會唱得老歌很少。
剝洋蔥：這11個人年紀大概多大？生活環境是怎樣的？
亞妮：這11個人年齡從30多到70歲，他們當時都是光棍。雖然有父母兄弟姐妹，但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跟著隊伍。他們這支隊伍並不是組合起來一兩天唱完就各自回家了。他們有像軍隊一樣的作風紀律，有管理制度和分配製度。
“沒眼人”至今保留行軍作風。圖片來自網絡
從抗戰時期當地延續下來的傳統就是“沒眼人”這支隊伍進村，村裡給他們提供食物和住的地方。
他們日日月月都在流浪，走村串莊。左權縣那時候是貧困縣。太行山中斷地勢偏僻，山陡峭，風颳起來黃土漫天。我去的時候都沒有像樣的路，從縣裡進村莊得6個小時。很多村民家裡除了一個炕、水缸、幾張桌子，就沒什麼東西了。
剝洋蔥：他們如何謀生？
亞妮：他們收入靠走村賣唱得來，參加些村裡的紅白事。收入的三成留到退休時分，七成是每月月底按工分分配。比如，唱一百句記一分，吹拉彈唱記一分，入隊隊齡達10年記一分。其他的，如學習好，肯幫人，也記分。最初一個工分就是一分錢，後來漲到3毛、5毛、1塊……早些年，他們一個人一年才能掙70多塊錢。
“他們口裡我從來沒有聽過‘黑暗’兩個字”
剝洋蔥：能不能舉例講一講他們的苦與樂？
亞妮：一次冬季拍攝，我想要“沒眼人走雪原”的大景，但溝壑縱橫的太行山找不到開闊無垠的現場。決定放棄時，一場大雪，春天救鋪蓋的那條河變成了雪原，於是立馬搶景。
折騰上去拍攝設備，已過去半天，劇組所有人凍得都說不成整話，沒眼人沒事，個個臉紅撲撲的說笑著，凍慣了。開拍了，鏡頭從沒眼人踏雪的腳拉出。我發現，其中一個“沒眼人”肉三腳上穿的，一隻是黑的棉鞋，另一隻是草綠的球鞋。肉三臉色青黑青黑，身子還不停地哆嗦，但笑著。我們發現不對勁，拉過來一看，那隻黑的棉鞋已經成了一坨冰。再問，才知道過河的時候他踩了冰窟窿。
“沒眼人”肉三。天生沒眼、好脾氣，耳音奇好，絕活是打鼓。（右一）
最後只能先用毛巾把那坨冰包上，再用棉大衣捂，一點一點焐化了冰，才幫他脫下了鞋。
肉三換上新棉鞋，走了一天的冰河，收工回來的車上，我問他的腳礙不礙事，他回答：幸福。他說，“咱生下來啥也不見，那叫舒坦，人活就活個舒坦，你球活不過俺！”
剝洋蔥：你為什麼稱他們為中國的“荷馬”？
亞妮：他們做的就是一個承前啟後的事情。荷馬也是在很多年後才被人們看到了價值，有很多英雄史詩傳遞下來。“沒眼人”們在遼州小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上，就是歷史車輪走過的車轍，盲人們為後人留下了這個印子。
剝洋蔥：你覺得在他們的內心，黑暗與光明是怎樣一種存在？
亞妮：他們口裡我從來沒有聽過“黑暗”兩個字。他們純粹又簡單，今天有飯吃、有覺睡、可以給人們唱歌，那就是今天的全部，就是今天的快樂。他們自己的日子很陽光，考慮的也簡單。不會像我們視力正常人一樣，去多想黑暗和光明的分別。
用15年等待“沒眼人”的故事
剝洋蔥：拍這部片子為什麼會用這麼長時間？
亞妮：前後總共15年，我從2003年開始做紀錄片，2006年電影立項。我做的是故事紀錄片，不是請人幾個月就把一輩子演完了。我電影的主題是“沒眼人”的生、愛、死，我要在這群“沒眼人”中間去等待他們的故事。
最初我在一個村子裡拍攝的時候，村莊有500多戶人家，現在只有2戶人家了。11個人的隊伍有人去世，也有新的年輕“沒眼人”補充進來。
“沒眼人”小辮：為了避災，從小家裡人給他梳小辮當女娃養，由此得名。主彈三絃，天生好嗓子，唱功細膩，和招財搭伴兒唱夫妻。
剝洋蔥：拍攝期間，“沒眼人”隊伍裡有人去世了？
亞妮：是的，逝世的人裡有一位老隊長，叫“屎蛋”，77歲。隊伍裡吹打說唱他本事最大，特別是詞編得好。2015年開春，我再次進山，滿溝的杏花白。我和朋友進山只是正經跟“沒眼人”道個別，順道補些聲音。返回的時候，“沒眼人”們一直送到山口，屎蛋說，這輩子再也見不著了。我把老頭手心裡的菸灰倒了，讓他少抽菸。他問我電影啥時候能拍完，我說還要點時間。老屎蛋說，明年吧。第二年他就坐著安靜地去世了。
“沒眼人”屎蛋：77歲，老隊長，主吹笙，兼打鼓。圖片來自網路
剝洋蔥：拍攝的時間是怎麼分配的，不拍攝時你都做些什麼？
亞妮：前三年我每年會在山裡7-8個月，中間幾年是4-5個月，到後期一年進村2-3個月。我在北京成立了一個工作室用來梳理素材。一般不是在山裡就是在北京的工作室裡。
剝洋蔥：15年來你累積了多少素材？起初有想過會投入這麼多精力嗎？
亞妮：我當然沒有想到會付出這麼多。如果想到是這樣，第二天就會放棄了。
十多年，中國電視和電影設備都在更新換代，從標清到數字，模擬到高清。我們早期的磁帶都要導入到數據存儲裡。在橫店我花了50多萬塊錢做了個儲存室，可以放1000多T的素材。山西省政府想和我合作，他們派出評估組到橫店，那些素材，就是一天一夜地看，都要連續不休息看一年多。
剝洋蔥：離開衛視主持光鮮的舞臺，多年行走在山區，會有落差嗎？
亞妮：肯定有。有一段時間，我根本不敢回杭州。看到那些光鮮亮麗的東西，我會被誘惑，會想放棄山裡回到原來的地方。
這15年剛好是改革開放以後浙江企業快速發展的15年，身邊氛圍就是賺錢掙錢。有的人也會覺得我做這個是奔著錢去的，用“沒眼人”來斂財。為這個我和很多朋友都絕交了。
亞妮在和“沒眼人”一起工作。圖片來自網絡
還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們會疑惑亞妮是不是壓力大到精神出問題了？要跑去深山老林裡面尋找解脫。很多當地的人也不相信我是踏踏實實想做好片子，覺得是演藝圈的人在玩票燒錢。
剝洋蔥：最困難的時候是怎樣的？
亞妮：有段時間資金短缺，我賣了自己的房子，到處去借錢。一次進村子裡吃飯，團隊66個人吃一個大鍋飯，老鄉問我們要500塊錢。但是那時候我預算一天伙食費也就200塊，只好讓助手去和老鄉求情。
有次春節拍攝“沒眼人”過年，沒有人願意跟我去。大家都想過節，我也沒有太多錢能給人家付工資，到最後是朋友幫忙才去拍攝的。
之前我還付“沒眼人”們演出的工資，資金斷掉的時候他們開了個會，說沒有錢還演不演。後來大家一致同意義務出演。所以能堅持下來，是大家一起堅持下來的，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
“沒眼人”七天：主唱、現任隊長，嗩吶和胡琴高手。圖片來自網絡
想把“沒眼人”身上原生態的感情傳遞出來
剝洋蔥：你想通過這部電影向公眾傳達什麼？
亞妮：這裡面還涵蓋了非遺的傳承與保護。但同時我更希望走得快的人能停下來看一眼，我們很多人會追求功利的東西，忽略身邊的情感。我想把“沒眼人”身上原生態的感情傳遞出來，不僅僅是本質生活的快樂，還有人身上敦厚、善良的東西。
剝洋蔥：有預想過這樣一部小眾群體電影會受到關注嗎？票房會怎樣？
亞妮：我以前會擔心市場和商業票房，於是就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這麼多年付出也付出了，市場不好沒關係我老了以後自己看。其次如果不賺錢，也就當自己做了公益。
直到2016年我出《沒眼人》的書的時候，之前的出版社不幫我印。但是後來一個出版社幫我出了之後，我們斗膽印了2萬冊，可是一年內就銷售了10多萬冊，很多都是網絡銷售年輕人在看。
“沒眼人”光明：40歲，主拉胡琴兼全套打擊樂。30歲前有一雙明亮的大眼，拿沒眼人的話說，是個上過場面的人。圖片來自網絡
從出書的身上，我看到了那一部分的中國受眾，他們在關注著人文的東西。所以我現在不怎麼擔心電影市場，會有人喜歡看的。
剝洋蔥：15年中，沒眼人這一群體的生活境況發生改變了嗎？
亞妮：政府給了他們廉租房，房子質量就和城市裡的商品房一樣，每個人都有低保。他們現在已經不用走山賣唱了，一些活動甚至都汽車接送。很多的媒體和公益人士注意到了他們，拉一卡車的米麵油，送禮物什麼的。現在政府在往文化名片的方向去做。
剝洋蔥：有些觀點認為，沒眼人通過你的幫助和電影拍攝，境遇改變了不少，但這也意味著他們身上原生態的東西漸漸消失了，你怎麼看這個觀點？
亞妮：我知道我們的關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讓“沒眼人”走出了貧困，他們把歌聲帶到了山外，讓更多的人瞭解到遼州小調這個非遺。但好像我們毀掉了他們最原始的團隊，有些原生的激情被消磨了。多多少少他們會在乎起物質生活裡的斤斤兩兩。這個規避不了的，提到這個我非常遺憾。
但是能夠過上好日子，是他們日夜期盼著的東西。十多年下來，我都像他們親人一樣，從我私人角度，我也希望他們能過得好。不能說別人在外面享受物質，卻要求他們繼續賣唱要飯、拼命向天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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