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劉啟豪
視覺設計：大西
“有一天，我在柏林Wilhelmsaue的一個小池塘裡看到一個死去的女人，”Brigitte說，她出生在1937年的多特蒙德，是一個Kriegskinder。“她的臉朝下，裙子裡面被吹進了大量的空氣，好像一個巨大的氣球。”
|Brigitte，出生於1937年（by Frederike Helwig）德國作家薩賓娜·伯德在其著作《德國病——德國人的恐懼》裡把戰後德國人分為幾個不同的年齡段，一個是直接受戰爭影響的一代，即“士兵一代”；一個是20世紀30—40年代出生的人，即“戰爭兒童”（Kriegskinder）；接下來是戰爭結束前後出生的人，即“廢墟兒童”（Trümmerkinder）；然後是未受戰爭和戰後匱乏摧殘的後輩。
“當我的父母處在我的孩子這個年齡時他們在做些什麼？是什麼造就了今天的他們？”這是攝影師Frederike Helwig在蒐集材料時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人們是伴隨著二戰而長大的，現在，他們已經步入人生中的第八個十年，有關於炸彈，逃難，飢餓和疾病的記憶跟隨了他們一生，很快就要和他們的生命一同消逝，能夠有機會記錄下這些，讓Frederike Helwig感到非常寬慰。
|薩賓娜·伯德
Kriegskinder一共收錄了44位受採訪者的照片和回憶，通過孩童的雙眼望向過去，那些往事顯得既貧乏又令人震驚：即將熄滅的香菸，鵝卵石被扔進死人的嘴裡發出的撞擊聲，一個被破壞的住宅的陽臺上有兩株已經結果的西紅柿。
這些小細節繞過了宏觀敘事，為二戰歷史這個課題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
|Alexandra Senfft，Senfft寫道：“心理學家發現，即使納粹時代從未被人說過，許多孫輩也會內化他們的祖父母的經歷。他們在沒有親身體驗過這些事件的情況下保留了家庭的記憶。”
“直到成為了母親，我才真正明白讓一個五六歲的孩子親眼目睹二戰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Helwig說。“我意識到我們的父母都保留著一些奇怪的生活習慣，這是他們那些成長於二戰的一代人獨有的，
去和他們交流，瞭解他們的過去，發起對話——這就是我的真實目標。每個德國人都知道大屠殺，但在家庭裡，這個問題並沒有被真正討論過，戰爭兒童做了什麼，他們的父母做過什麼？討論這些似乎仍是一種禁忌。”Helwig希望她的書能夠改變這種現狀，“希望這些記憶能夠激發大家的好奇心，讓他們有勇氣去了解，去問問題，坐下來真誠地和彼此談一談，我並不是在把戰爭兒童變成受害者，但讓他們互相交流，用真實個人化的語言講述自己的過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Anneliese，出生於1938年，“接著我聽見了它，那些銀色的炸彈從藍天落下，排成一列，非常高，非常響。（by Frederike Helwig）
集體沉默可以傳染給更廣泛的群體。Senfft說：“研究表明，創傷和高度壓力可能是遺傳性的，那些沒有被處理好的東西會傳遞給下一代。”這對於整個社會都有著廣泛意義，“那些沒有被暴露出來的，隱藏在家庭裡的，最終都能找到影響社會和政治的方式。”
下面是來自書中的七段回憶。
➊
|Niklas Frank，出生於1939年（by Frederike Helwig）
“我處理這個項目的方式完全是感性的，我不想站在史實和數據的那一面看，他們做了什麼，他們是如何做到的，這些我們都是在成長過程中已經直到的。”Helwig說。“問題在於肇事者永遠是‘其他人’，我們試圖說明大多數德國家庭的父母都參與了這場罪行中，而這又是如何發生的？”
她的採訪對象之一，Niklas Frank，可能是所有被採訪者中最需要直面這一點的人。他出生於1939年，同年10月26日，德軍佔領波蘭，他的父親Hans Frank成為了波蘭總督。 在備受讚譽的紀錄片《我的納粹遺產》（My Nazi Legacy: What Our Fathers Did）中，Niklas和猶太裔人權律師Philippe Sands走遍歐洲，面對父母犯下的罪行，尋求責任，真相和懺悔。在Kriegskinder裡他談到的是一段童年和母親一起購物的回憶。
|紀錄片《我的納粹遺產：我們的父親做了什麼》
“當時我們正開車經過克拉科夫猶太區，母親在那裡能以她自己選擇的價格購買皮草和圍巾。我在車子的後座，站在座位上，保姆Hilde坐在我旁邊，開車的人是母親，”他回憶道。“我穿著一套黑色的Pepita西裝。”
|二戰時的波蘭總督，Hans Frank，在紐倫堡審判時因為他在戰時納粹大屠殺的罪行被起訴，他以反人類罪被判絞刑，1946年10月16日執刑。
“許多人帶著難過的表情看過來，我朝著一個比我大些的男孩吐了舌頭，他轉身走開了，我覺得自己獲勝了，於是大笑起來，但Hilde把我扯回了座位上，讓我安靜。”雖然這是一段很真實的童年記憶，但Niklas並沒有說出Helwig想要的那些話。“書中很多第一手的講述都是軼事性的，”她說。“他們說的故事很有趣，但讓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他們沒說的。”
➋
|Werner，出生於1936年（by Frederike Helwig）
許多人在還不理解死亡是什麼前就已經見過了它的樣子。“有一天有一個被絞死的男人躺在了我家門前，一個德國人。據說是因為不想參軍，他一直躲在一棟被廢棄的建築裡，被發現後，他們把他吊死在了路燈的橫杆上，”Werner說。“斷氣後他們剪斷了繩子，把他放了下來，他在那裡躺了好幾天，嘴吧大張著，我和其他的孩子們試圖朝裡面扔鵝卵石，比誰扔得準。”
“最終有人把他帶走葬在了路的另一邊，大卡車來了後，他們又把他挖了出來，扔到了卡車裡，那裡還有許多其他人的屍體。我和別的孩子們站在旁邊看完了整個過程，然後我們回家吃午飯，那天的午餐是玉米粥，但我一直在想那些屍體身上支離破碎的衣服，戳出身體的骨頭，一口也吃不下去。”
➌
|Renée，出生於1937年（by Frederike Helwig）
“由於營養不良，我被送到了瑞士的伯祖母那裡。她嫁給了一個傢俱商，家裡有很好聞的皮革味，但螞蟻氾濫的問題很嚴重。公寓裡有一個華麗的沙發，上面經常放著一些小冊子，由於我的伯祖母白天都在蘇黎世，所以我能夠有時間讀它們。當我發現這些冊子是有關集中營的，而這些集中營就在德國時，我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有一次，在村子裡的路上，有一個人突然過來打了我一巴掌，大罵道：‘無恥的德國人！’，我哭了。”
➍
|Peter，出生於1941年（by Frederike Helwig）
“那些身材矮小，騎著矮種馬的俄羅斯士兵佔領了我們生活的農場。他們開槍打死了我們的寵物Keeshond，因為它總是大聲咆哮。有一個士兵把我放在馬背上，帶著我在村裡騎行。1945年，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我的媽媽決定帶著孩子，祖母和其他親戚們逃走。
在慌亂中她給我穿反了鞋子，我們走了一整天，我一直想跟她說話，但是她彷彿什麼都沒聽見。死的人和馬躺在路邊，堆在一起。我們在穀倉，廢棄的工廠，火車裡睡覺。祖母和其他的親戚因為路上遭遇的空襲去世了，只有我的母親，姐姐和我三個人活了下來。”
➎
|Wolf-Dieter，出生於1941年（by Frederike Helwig）
“俄羅斯人來的時候，我的小妹妹Lisbeth爬進了一個裝著希特勒宣傳畫的盒子裡，母親帶著我和孩子們坐在一個遊樂場的沙坑裡，她以為這樣就能保證安全。當一個士兵從地下室出來的時候，我抓住了他的褲子，大聲喊著：‘天殺的俄羅斯人，你敢動Lisbeth一根寒毛試試！’他並沒有打我。
我們聽到對面的別墅裡傳來一聲巨響，祖母堅持要過去看，我們陪著她走了過去。那家的母親和女兒躺在床上，全裸著，被強姦後割了喉。祖母朝著那些喝醉的俄羅斯人大叫，直到他們離開，母親把她們葬在了花園裡。”
➏
|Hannelore，出生於1936年（by Frederike Helwig）
➐
|Horst，出生於1941年（by Frederike Helwig）
科隆大教堂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多破壞，霍亨索倫橋被完全摧毀，殘骸躺在萊茵河中。在堡壘裡，美國士兵建造了一座輔助橋，即所謂的巴頓橋，因為巴頓是一位美國將軍，當汽車開過它時，木板嘎嘎作響，發出非常大的噪音。我乘電車去學校，電車的門開著，裡面擠滿了人，還有很多人站在外面的踏板上。還有一條O-bus公交車路線在運行，一輛公共汽車可以在沒有發動機噪音的情況下悄然行駛似乎是一個奇蹟，只有在駛過坑窪處時它才會發出一點響聲。”
研究二戰的學術論文和通俗讀物卷帙浩繁，有在戰略，戰役層面分析透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李德·哈特著），有聚焦於希特勒的迅速崛起與衰落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威廉·夏伊勒著），還有回首往事，”望雲捲雲舒“的《丘吉爾回憶錄》，但多數是宏觀的，集體的，名人的，以微觀化，個人化的角度講述歷史的論著卻相當少見。
攝影師Frederike Helwig所著的《戰爭兒童》（Kriegskinder）一書將目光聚焦於在納粹德國長大的孩子們，揹負著父母所犯下的罪行的他們在戰爭中成長，在反思中成熟，如今已經垂垂老矣，他們面對心目中深愛自己的父母和殺人罪犯形象間的割裂，多數人選擇了一輩子的沉默，這種同時身為戰爭的”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尷尬地位無疑有著十分豐富的研究價值，
打破沉默，永遠不要讓對大屠殺這樣的罪行的研究畫上句號，也是每一個曾經身處其中的當事人與生俱來的責任。
▼
ID：reknow24
日 刻
閱讀更多 日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