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道新
毋庸諱言，任何電影都有思考和想法；但作為“思想”的電影，是從觀念層面上不同於作為娛樂、政宣或藝術、教育的電影，而是具備一定的理性思維能力和批判反省意識，並可在整體上納入思想史甚或哲學史論域的電影。《荒城紀》與中國電影的思想方式，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個例。
在《荒城紀》導演徐嘯力看來，身處這樣一個票房至上、盲目跟風的時代，做一部“不一樣”的影片仍然是重要的，這也幾乎是上述影片中所有編導者的共同追求，更是這些電影作品能夠在“思想電影”的層面進行有意嘗試和重要拓展的必然動因。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通過《荒城紀》，徐嘯力不僅做到了“不一樣”，而且試圖回到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重申現代啟蒙的思想價值，並以此超越歷史文化的荒誕，克服因奴性、麻木、自私和保守等愚昧狀態帶來的人性荒蕪，呼喚個體人格的自覺、自主和自由，進而拷問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礎。應該說，在當前，思考此類命題已屬不易，而以電影的方式進行思想，則更是難能可貴了。
誠然，在二十世紀以來迄今的中國現當代歷史上，魯迅及其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作為不可多得的思想資源，仍在感召著一代又一代新的文化藝術生產者，並將其視作彌足珍貴的靈感來源和精神滋養。
但由於電影、電視等媒介藝術本身的特殊性，在影視創作領域，魯迅的身影和精魂並不常見，而根據魯迅作品改編的影片，如《祥林嫂》《祝福》《傷逝》《阿Q正傳》和《藥》等，也都打上了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前後的特定烙印，迫切需要在新的歷史時期予以深入思考和重新闡發。
更為重要的是，魯迅及其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作為一種未竟的思想啟蒙，對當下中國的人格培養和精神建構，仍具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對急功近利、淺嘗輒止的當下電影生態，應能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
在這方面，《驢得水》《不成問題的問題》和《村戲》等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並以各自的方式接續了現代中國思想及魯迅的精神遺產。
頗有意味的是，《荒城紀》也不約而同地走向了這種面對國民劣根性的充滿哀怒和激情痛苦的思想方式，並將生者與死者無法承受的歷史文化之重和國族規制之謬，跟天地之間虛偽殘暴的面具表演和內心圖景交織在一起，通過兩極性的俯仰鏡頭、主觀化的音樂動機與粗礪的畫面質感、強烈的色調反差，在對國民劣根性給予毫不妥協地批判解構的過程中，呈現出世之荒誕與生之蒼涼。
這也是為什麼，在自私保守、愚昧冷酷的祖宗體制之下，當外村寡婦李憶蓮陰錯陽差地被蔣中正（“講忠貞”）的國民政府所誘發的禮義廉恥堂（“李憶蓮祠堂”）送上祭祀的高臺並被活活燒死的時候，影片並沒有一廂情願地在情緒激昂、不可遏止的圍觀鄉民中，設置哪怕唯一的一個同情者、思慮者或覺醒者的角色，即便兒童和女性，也興奮地沉溺於這一場真正的殺人表演；而在陰沉的天空底下，在蒼茫的大地之上，所有的看客，均為千夫所指的美好生命毀滅在熊熊燃燒的大火之中而激動莫名。
這一種刻骨的悲愴和絕望，也曾出現在《阿Q正傳》中阿Q被綁縛刑場的段落裡。當阿Q“無師自通”地喊出“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的時候，人叢中發出了“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叫好聲。
在影片中，這種魯迅筆法時時得見。當春分來臨，在迎接陶大管家帶來的威風凜凜的縣老太爺隊伍時，保長竟然情不自禁地差點跪倒在縣太爺親家和自己的女兒面前；而在分贓過程中，陶大管家、族長、保長和李鐵算各人口是心非、實在虛偽透頂的表演，可謂入木三分；林硭追殺族長，並在李鐵算的協助下將其釘死在“千年”柏棺的段落，更將國民性格里的幫兇、看客和群氓心態刻畫得生動傳神。
當然，在魯迅筆法的基礎上，《荒城紀》還在“哀怒”之外，以林硭的個體反抗，及其最後面向人群和鏡頭怒吼開槍的定格黑白畫面，體現出創作主體試圖與國民劣根性徹底告別的決絕姿態。
這也是在當下中國社會文化背景裡，“思想”的電影所展開的個性特質與觀念創新。中國電影的思想方式，正可在這樣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愈益豐富的深廣之境；中國的思想電影，也正可因此而形成，並在思想與電影的雙重維度，擁有其自身的歷史。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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