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6日晚間，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即：中央追逃辦）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佈了50名涉嫌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的外逃人員的部分線索。
此前的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辦首次以公告形式，發佈了22名未歸案“百名紅通人員”的藏匿線索。
所謂“百名紅通人員”，是指2015年4月，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公佈的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員。
公佈外逃人員部分線索的舉措，似乎收到了不錯的效果：在隨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這22人中已有6人，回國投案自首。
此次公佈的50人名單，既包括部分原有的“百名紅通人員”，亦有2017年以來新增的外逃者。
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原為預防腐敗室，時任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預防腐敗室主任傅奎，隨即兼任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首任局長，也即為中央追逃辦首任負責人。2015年，傅奎調任湖南省紀委書記，資深外交官、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原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轉調中央紀委，接替了傅奎的職務。
生於1967年的臘翊凡，畢業於外交學院，1990年進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等職。
在地方層面，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相應地成立了省一級的“追逃辦”。
中央追逃辦成立之後的第二年，即2015年，中國啟動了旨在追逃、追贓的“天網行動”，持續至今，成效頗為顯著。
其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4月底，通過“天網行動”先後從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4141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825人，“百名紅通”人員52人，追回贓款近百億元人民幣。
不過，在2018年1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現更名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發的文章亦披露：“（截至2017年年底）仍有涉嫌貪汙賄賂等職務犯罪外逃的國家工作人員800餘人在逃”。
這些“潛逃未歸案”者當初是如何“外逃”的？中國的追逃工作，又存在哪些困難和挑戰？
“反偵察”意識強 “百名 紅通人員”之一的外逃
“反偵察”意識強表現突出的外逃官員之一，就是中國移動的前中層管理者李向東。李向東在“百名紅通人員”中排名第7，迄今未有歸案。
1965年出生的李向東，為江蘇南通如東人，大學在地處成都的電子科技大學就讀，畢業後也留在了成都工作。
2001年，時年36歲的李向東擔任四川移動數據部總經理。2005年，他負責在四川籌建中國移動無線音樂基地；次年，基地正式成立，李向東出任基地的“一把手”，即運營中心總經理。
彼時，藉助“彩鈴”等業務，中國移動無線音樂運營中心業績飛漲，在2007年，即實現收入逾140億元；2009年，號稱已超過200億元。李向東也成為當時包括流行音樂界在內的多方追逐的對象，一時間炙手可熱。
然而，就在2010年3月下旬，李向東在接受上級部門的談話之後，再沒有露面。
審計部門為何找其談話？
其中之一，國家審計署在2010年2月進駐廣東移動，展開專項審計，涉及到處於四川的中國移動無線音樂運營中心業務，因而審計人員也找到李向東瞭解情況。
另一種則是，李向東因為在主政中國移動無線音樂基地之時，業績出眾，上級部門有意將他提拔，所以找其進行談話。
談話之後的兩三天裡，李向東同事和其他部門工作人員試圖撥打他的手機，但始終沒有人接聽。通過技術手段定位，則顯示李向東的手機一直在成都市內，且時刻處於“移動”的狀態。
幾天之後，各方覺得情況不對，於是根據手機定位，找到了這個手機的“攜帶者”——原來是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販。
該小販說，這部手機原有的主人將手機交給他，並給他數千元錢，讓其隨身攜帶並保持開機狀態，但不要接聽任何電話。
而事後查明，實際上，就在跟上級部門談話的當天晚上或第二天一早，李向東就從成都搭乘飛往深圳的飛機，然後從深圳過境香港，再轉去了加拿大。
兩個多月後，即2010年6月，李華被紀檢機構帶走調查。2011年8月，李華以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內鬼”、偷渡、提前佈局 外逃者的“歪門邪道”
除了具備“反偵查意識”，提前佈局，也是外逃者的“成功”法門之一。
在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辦披露的50人線索名單裡，彭旭峰就符合上述的特點。
生於1966年5月的彭旭峰，為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人。曾任長沙市住建委副主任，2010年，兼任長沙軌道交通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長職務；後免去長沙市住建委副主任職務，專任長沙軌道交通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彭旭峰任內的長沙軌道交通集團，主導了長沙市的多條地鐵線路及磁浮線路建設，實際投資額高達約千億元。
2018年3月3日，彭旭峰從長沙軌道交通集團調至湖南省屬國企——湖南基建投資集團，任董事長。其身份由“長沙市管幹部”，變為“湖南省管幹部”；對應的行政級別，也由“正處級”，晉升為“（副）廳級”。
但是不到一個月，即2018年3月24日，他就出逃了。出逃的路線是，從長沙到上海，然後出境，到澳大利亞，再飛往美國。
6月6日，中央外逃辦披露的信息顯示:彭旭峰持除塞浦路斯護照外，亦持有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護照，此兩者均為英聯邦成員國，目前可能居住於美國加州的奇諾崗市（Slate Dr，Chino Hills，CA, the United States）。
亦有部分涉嫌違反犯罪的公職人員，選擇“偷渡”的方式潛逃出境，這既包括從海路出境，亦包括走陸路。
中國有超過3萬公里的漫長海岸線，東南沿海，尤其是廣東、福建等省份的沿海地區，有較長時間的“海上走私史”。《經濟觀察報》閱讀過的一份司法文書也顯示，有一位前武警系統的人士，選擇在廣東珠海，僱船偷渡到了澳門，但只是為了滿足她賭博的慾望。
此次，中央追逃辦披露的50人線索名單裡，曾任遼寧省撫順市公安局新撫公安分局經偵大隊大隊長王敬梓，就是在2009年3月，外逃至了越南。
國際追逃 引渡條約缺乏與其他挑戰
上文提到的彭旭峰出逃已經1年多，李向東的出逃則已有8年多；而此番中央外逃辦公佈的50人線索名單裡，出逃時間更早的包括：1999年5月，外逃至美國的河北唐山豪門集團原總裁.賀業軍；2000年3月，外逃至美國的珠海華美汽車制動工業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珠海中汽華粵工業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梁錦文。
梁錦文實際也是2015年公佈的“百名紅通人員”之一。彼時，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公佈的信息稱，梁錦文在1996年11月，就因涉嫌貪汙罪，潛逃至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等地。此番中央外逃辦更新了他的線索信息，並稱他目前可能居住在美國加州的科洛納市（KAMELIA STREET CORONA，California, USA）。
為何這些人出逃這麼久，還未抓獲歸案？
上述受訪者還介紹，除美國、加拿大外，澳大利亞、新西蘭，也是涉嫌違法犯罪的中國國家工作人員主要的外逃和藏匿目的地。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在2018年1月披露的數據也證實，“約70%剩餘外逃人員和90%剩餘‘百名紅通人員’藏匿在美加澳新，不少人已取得當地合法身份”。
此番中央外逃辦公佈的50人線索名單裡，逃往美國的有23人，比例達到46%；而在美加澳新四國的，則有44人，比例高達88%。
所謂引渡，是指一個國家或政府，應外國政府的請求，把正處在自己領土之內而受到該外國通緝或判刑的人，移交給該外國審判或處罰的行為。通常情況下，兩個政府間要簽有引渡條約或協議方可引渡。
中國在2000年12月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而根據時任“中央追逃辦”負責人劉建超在2017年1月舉行的中央紀委新聞發佈會上的介紹，彼時中國已和48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這其中包括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
但是迄今為止，中國尚未能與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國，簽署引渡條約。
美國的法律有明確規定，“與外國政府開展引渡合作，特別是外國從美國引渡逃犯，需要以該外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存在有效的引渡條約為前提條件”。
同時，這48個簽署的引渡條約中，尚有10多個條約未能生效。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國與澳大利亞的條約。
中國與澳大利亞早在2007年9月6日，即於悉尼簽署了引渡條約。但是10餘年過去了，澳大利亞國會一直沒有批准這一條約。因而，澳大利亞到目前為止，還是中國涉嫌違法犯罪人員的四大出逃國之一。
叢書第一本即是《國際追逃工作實務》，著者為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官員冉剛。該書就是針對中國公職人員外逃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之後，如何從“貼近實戰”的角度出發，運用引渡、遣返、異地追訴、勸返等多種手段，努力解決“找（犯罪嫌疑）人難”、“取證難”、“不會追”、“不善追”等難題。
“不過從目前看來，對於‘百名紅通人員’的追逃，以及對於其他逃到美加澳新國家的公職人員的追逃，我們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勸返。這在‘百名紅通人員’已經歸案的人員裡，佔了多數。比如排名第1號的楊秀珠，第5號的閆永明，都是勸返之後回國自首的。這方面（勸返），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多的經驗和相對成熟的工作方法。但是勸返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逃人員本人，也是涉嫌違法犯罪份子本人的決定；並且不可避免，在量刑方面，我們要做一些讓步。”
一位紀檢系統官員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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