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6日晚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即：中央追逃办）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的部分线索。
此前的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办首次以公告形式，发布了22名未归案“百名红通人员”的藏匿线索。
所谓“百名红通人员”，是指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
公布外逃人员部分线索的举措，似乎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这22人中已有6人，回国投案自首。
此次公布的50人名单，既包括部分原有的“百名红通人员”，亦有2017年以来新增的外逃者。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原为预防腐败室，时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预防腐败室主任傅奎，随即兼任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首任局长，也即为中央追逃办首任负责人。2015年，傅奎调任湖南省纪委书记，资深外交官、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转调中央纪委，接替了傅奎的职务。
生于1967年的腊翊凡，毕业于外交学院，199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等职。
在地方层面，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相应地成立了省一级的“追逃办”。
中央追逃办成立之后的第二年，即2015年，中国启动了旨在追逃、追赃的“天网行动”，持续至今，成效颇为显著。
其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141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825人，“百名红通”人员52人，追回赃款近百亿元人民币。
不过，在2018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现更名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的文章亦披露：“（截至2017年年底）仍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800余人在逃”。
这些“潜逃未归案”者当初是如何“外逃”的？中国的追逃工作，又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反侦察”意识强 “百名 红通人员”之一的外逃
“反侦察”意识强表现突出的外逃官员之一，就是中国移动的前中层管理者李向东。李向东在“百名红通人员”中排名第7，迄今未有归案。
1965年出生的李向东，为江苏南通如东人，大学在地处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就读，毕业后也留在了成都工作。
2001年，时年36岁的李向东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2005年，他负责在四川筹建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次年，基地正式成立，李向东出任基地的“一把手”，即运营中心总经理。
彼时，借助“彩铃”等业务，中国移动无线音乐运营中心业绩飞涨，在2007年，即实现收入逾140亿元；2009年，号称已超过200亿元。李向东也成为当时包括流行音乐界在内的多方追逐的对象，一时间炙手可热。
然而，就在2010年3月下旬，李向东在接受上级部门的谈话之后，再没有露面。
审计部门为何找其谈话？
其中之一，国家审计署在2010年2月进驻广东移动，展开专项审计，涉及到处于四川的中国移动无线音乐运营中心业务，因而审计人员也找到李向东了解情况。
另一种则是，李向东因为在主政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之时，业绩出众，上级部门有意将他提拔，所以找其进行谈话。
谈话之后的两三天里，李向东同事和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试图拨打他的手机，但始终没有人接听。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则显示李向东的手机一直在成都市内，且时刻处于“移动”的状态。
几天之后，各方觉得情况不对，于是根据手机定位，找到了这个手机的“携带者”——原来是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贩。
该小贩说，这部手机原有的主人将手机交给他，并给他数千元钱，让其随身携带并保持开机状态，但不要接听任何电话。
而事后查明，实际上，就在跟上级部门谈话的当天晚上或第二天一早，李向东就从成都搭乘飞往深圳的飞机，然后从深圳过境香港，再转去了加拿大。
两个多月后，即2010年6月，李华被纪检机构带走调查。2011年8月，李华以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内鬼”、偷渡、提前布局 外逃者的“歪门邪道”
除了具备“反侦查意识”，提前布局，也是外逃者的“成功”法门之一。
在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办披露的50人线索名单里，彭旭峰就符合上述的特点。
生于1966年5月的彭旭峰，为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人。曾任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2010年，兼任长沙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职务；后免去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职务，专任长沙轨道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旭峰任内的长沙轨道交通集团，主导了长沙市的多条地铁线路及磁浮线路建设，实际投资额高达约千亿元。
2018年3月3日，彭旭峰从长沙轨道交通集团调至湖南省属国企——湖南基建投资集团，任董事长。其身份由“长沙市管干部”，变为“湖南省管干部”；对应的行政级别，也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
但是不到一个月，即2018年3月24日，他就出逃了。出逃的路线是，从长沙到上海，然后出境，到澳大利亚，再飞往美国。
6月6日，中央外逃办披露的信息显示:彭旭峰持除塞浦路斯护照外，亦持有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护照，此两者均为英联邦成员国，目前可能居住于美国加州的奇诺岗市（Slate Dr，Chino Hills，CA, the United States）。
亦有部分涉嫌违反犯罪的公职人员，选择“偷渡”的方式潜逃出境，这既包括从海路出境，亦包括走陆路。
中国有超过3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福建等省份的沿海地区，有较长时间的“海上走私史”。《经济观察报》阅读过的一份司法文书也显示，有一位前武警系统的人士，选择在广东珠海，雇船偷渡到了澳门，但只是为了满足她赌博的欲望。
此次，中央追逃办披露的50人线索名单里，曾任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王敬梓，就是在2009年3月，外逃至了越南。
国际追逃 引渡条约缺乏与其他挑战
上文提到的彭旭峰出逃已经1年多，李向东的出逃则已有8年多；而此番中央外逃办公布的50人线索名单里，出逃时间更早的包括：1999年5月，外逃至美国的河北唐山豪门集团原总裁.贺业军；2000年3月，外逃至美国的珠海华美汽车制动工业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珠海中汽华粤工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梁锦文。
梁锦文实际也是2015年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彼时，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信息称，梁锦文在1996年11月，就因涉嫌贪污罪，潜逃至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此番中央外逃办更新了他的线索信息，并称他目前可能居住在美国加州的科洛纳市（KAMELIA STREET CORONA，California, USA）。
为何这些人出逃这么久，还未抓获归案？
上述受访者还介绍，除美国、加拿大外，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涉嫌违法犯罪的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主要的外逃和藏匿目的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2018年1月披露的数据也证实，“约70%剩余外逃人员和90%剩余‘百名红通人员’藏匿在美加澳新，不少人已取得当地合法身份”。
此番中央外逃办公布的50人线索名单里，逃往美国的有23人，比例达到46%；而在美加澳新四国的，则有44人，比例高达88%。
所谓引渡，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府，应外国政府的请求，把正处在自己领土之内而受到该外国通缉或判刑的人，移交给该外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两个政府间要签有引渡条约或协议方可引渡。
中国在2000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而根据时任“中央追逃办”负责人刘建超在2017年1月举行的中央纪委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彼时中国已和4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这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能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签署引渡条约。
美国的法律有明确规定，“与外国政府开展引渡合作，特别是外国从美国引渡逃犯，需要以该外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有效的引渡条约为前提条件”。
同时，这48个签署的引渡条约中，尚有10多个条约未能生效。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条约。
中国与澳大利亚早在2007年9月6日，即于悉尼签署了引渡条约。但是10余年过去了，澳大利亚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这一条约。因而，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涉嫌违法犯罪人员的四大出逃国之一。
丛书第一本即是《国际追逃工作实务》，著者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官员冉刚。该书就是针对中国公职人员外逃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之后，如何从“贴近实战”的角度出发，运用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多种手段，努力解决“找（犯罪嫌疑）人难”、“取证难”、“不会追”、“不善追”等难题。
“不过从目前看来，对于‘百名红通人员’的追逃，以及对于其他逃到美加澳新国家的公职人员的追逃，我们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劝返。这在‘百名红通人员’已经归案的人员里，占了多数。比如排名第1号的杨秀珠，第5号的闫永明，都是劝返之后回国自首的。这方面（劝返），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多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工作方法。但是劝返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逃人员本人，也是涉嫌违法犯罪份子本人的决定；并且不可避免，在量刑方面，我们要做一些让步。”
一位纪检系统官员如是表示。
閱讀更多 經濟觀察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