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春節檔上映的《唐人街探案2》幾乎全程在美國紐約拍攝，深度地與美國電影行業工會進行了合作，也因此親歷和體會了好萊塢成熟工業體系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截面——行業工會制度。行業工會賦予了電影項目“負擔”與“收益”，而這些得失、利弊於正在推進電影強國、構建成熟電影工業體系的中國電影業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借鑑，或可藉此完善對中國電影線下人才的行業體系建設，並促進中國電影工業的軟性基礎設施建設。
關鍵詞：行業工會 電影工業 線下人員
對於美國電影行業工會的瞭解，中國電影人一直有所耳聞，也有不少的中國電影項目曾經或多或少地因為中美合拍或是在北美拍攝、製作而具體地體驗過美國電影行業工會的嚴格要求，以及由此給項目帶來的成本負擔。
2018年春節檔上映的電影《唐人街探案2》(以下簡稱《唐探2》)由於幾乎全程在美國紐約拍攝，因而深度地體驗了以美國電影行業工會的嚴苛要求攝製一部高預算電影的難與易。在中國電影以電影強國為歷史新徵程的當下，行業工會作為美國電影工業的一個關鍵截面對中國電影工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或可有所借鑑和啟示。
僱請行業工會
《唐探2》幾乎是在從有這部續集的想法之初，便基本確定了要到美國紐約去拍攝，陳思誠導演交付製片人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調研怎樣才能在紐約拍攝，雙方都隱約知道恐怕難以迴避需要僱請美國電影行業工會會員來實現該片的攝製——但其中，究竟難度幾何、預算負擔多重，以及其能夠對於影片究竟帶來多大的“收益”尚不可知。
為什麼一定要在紐約實景拍攝?製片團隊其實最初做過在加拿大多倫多(全球大量有關紐約的影片都在多倫多取景以假亂真)拍攝和美國紐約拍攝的詳細調研，從退稅政策到工會規定，經過細緻調研和精打細算之後，僅就預算而言，在美國紐約州拍攝比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為省會)拍攝的預算要高出數千萬人民幣。如果再做更節約外景的拍攝方案，只在紐約做場景掃描，在北京棚內綠幕拍攝，製片預算還會遠遠降低——但於《唐人街探案2》本身的劇本特徵與項目賣點而言，“紐約”不僅僅是故事背景，影片整個情節與紐約有著完整和連續的貫穿，而且從影片之後的營銷考慮，“全程紐約實景拍攝”的賣點價值更為重要——不可或缺。此外，在多倫多或北京拍攝，都會帶來另一拍攝組的配置和一系列的相應成本，以及更重要的是導演面對不同團隊的溝通成本，給影片及時保質地完成拍攝會帶來額外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因此，《唐探2》堅決地選擇了在紐約完成全程拍攝。
對於《唐探2》的故事及拍攝預算體量，聘請當地工會是在紐約順利拍攝的必須條件，因此，工會本身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壟斷組織，以僱主幾乎無法迴避的方式維護工會會員權益。
以《唐探2》為例，該項目所須面對的美國行業工會包括SAG-AFTRA(美國演員工會和美國電視與廣播藝人聯合會)、PGA(美國製片人工會)、IATSE(美國戲劇舞臺僱員同盟)、DGA(美國導演工會)與TEAMSTERS(美國卡車司機工會)，此外由於該片製片預算超過了本地政府所分類的預算等級第四級(最高級)，所以整個項目的製作就必須按照美國紐約主要工會的規定來操作——
線下人員中製片主任、第一助理導演、第二助理導演及第三助理導演(Second Second Assistant Director)必須為DGA會員，場景經理(Location Manager)必須為TEAMSTERS本地子工會所屬會員;其他線下人員中，除了攝影指導(Director of Photography)無須是IATSE本地子工會所屬成員，大部分崗位都必須是IATSE的本地子工會所屬會員。
此外，由於必須僱請幾乎全部的工會所屬的線下工作人員，根據相關工會的要求，線上人員儘管是中方人員，也須加入所對應的美國電影行業工會，比如，主演須加入SAG-AFTRA(配角必須是SAG-AFTRA會員)。因為《唐探2》僱請了DGA會員身份的製片主任(Unit Production Manager)、第一助理導演(Firs Assistant Director)、第二助理導演(Second Assistant Director)，導演陳思誠根據DGA的規定加入成為了DGA的會員;本片的編劇沒有成為WGA會員，這是WGA規定裡所允許的。《唐探2》也由此與多個美國電影行業工會簽署《集體談判標準協議》(Collective Bargaining Basic Agreements)，成為了中國第一部中方主控的幾乎全部由美國工會會員制作的電影。
《唐探2》還通過相關的工會規定前提，取得了IATSE的總合約( General IATSE Contract)，這對於這部本需要面對數十個IATSE本地子工會的製作來說，取得總合約意味著在簽約方面只需面對“總工會”，而無需與各個涉及子工會逐一簽約，且因此在相應的成本負擔方面獲得了更有利於製片方的條件。IATSE可以說是全美電影行業工會中最有權勢的工會組織，《唐探2》這次與美國電影行業工會合作的里程碑意義也正是由於與IATSE展開了深度的合作，為中國電影業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合作實踐。
工會帶來的“負擔”與效率
工會憑藉其“壟斷”權利，會對其會員提供相應的就業保護措施，其中就包括要求僱主提供一系列的勞動保障措施，包括最低薪資、工時、加班費、飲食要求、休息日、福利金、補貼費用等，這些都給《唐探2》的製片預算帶來了較之國內明顯的額外“負擔”。特別是工時、加班費、休息日的存在，對於中方製片人來說產生了大量的並不能直接產生工作成果的休息費用。
工會為了保證其對製片方的“約束”得到嚴格執行，要求受僱會員每日或每週填報日報表給工會，以作為對製片方履行工會規定的實據。此外，由於拍攝週期、僱傭工會會員人數及相應酬金的支付等等情況都是紐約州政府在影片完片後必須的審計項目——這是最終退稅(或獎勵，tax credit或incentives)給製片方的事實依據(劇組財務必須是州政府認證的工會會員)，因此如果製片方被發現在其中有違規行為，一方面將因此無法得到州政府的製片退稅，另一方面若有偽造政府公文之嫌，還將面臨州政府甚至聯邦政府的公訴。所以，工會的這一系列保護工會會員權益和維護工會組織權威地位的監督手段，其背後還有著強力的政府機關和司法制度聯合保障。
在國內，有雙休日的劇組是非常罕見的，沒有加班的劇組更是幾乎不可能出現，但在美國拍攝的《唐探2》就必須按照類似上班族的拍攝計劃進行。儘管這有可見的時間成本負擔，但也同時轉換了另一種拍攝方式，以及也給中方的製片團隊、主創團隊見識了工會會員的職業素養，導演陳思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過，“只要能想到，美國工會都能協助完成。”
《唐探2》在拍攝期間，每週六上午會召開各工種負責人員出席的準備會，中美雙方人員都會出席，為此劇組需要以籌備期的薪資標準支付美方出席人員的加班費，中方主創人員會在每週六下午繼續開會，落實上午確認的各項計劃能夠準確到位地被各中方人員理解——這是劇組下週一開工後，中方主創能夠高效協調和準確指揮美方僱員的必要準備。
47個工作日——《唐探2》按計劃幾乎分毫不差地完成了在紐約的拍攝計劃，這一方面是製片團隊前期充分調研和籌備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工會嚴苛規定與工會成員專業技能、豐富經驗帶來的高效表現。
工會制度與美國電影工業
工會在好萊塢開始活躍起來是在20世紀初期，好萊塢工會巨頭中的DGA、SAG均是在1930年代開始出現，WGA則是在1920年代開始有了其前身SWG(Screen Writers Guild)，而電影行業的最大工會組織IATSE從其名字(美國戲劇舞臺僱員同盟)即可看出其歷史，比電影的歷史更早，約在19世紀末。IATSE現已發展為覆蓋娛樂業技術人員的行業工會，包括舞臺演出行業、電影電視製作行業、展會行業等等，IATSE總計有超過500個本地子工會在全美和加拿大，是好萊塢最有權勢的行業工會。
工會制度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種勞工自治的組織，以為勞工(向僱主)爭取權益為目的，或通過與僱主聯盟進行集體談判，或以激烈的罷工形式向僱主抗爭。好萊塢近年來多次爆發工會罷工，導致行業幾度停擺。因此，工會制度也常常為人所詬病，特別是與自由主義經濟的衝突，比如在使得促進就業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大量的失業。不斷提高的最低薪資、不斷擴充的二次收入/工會紅利(residues)以及保險、福利等其他人力成本的不斷擴展，都使得僱傭工會會員的人力成本不斷高企。而電影製作業即便是在如今技術密集型的新業態下，仍然是人力密集型產業，也即大部分的預算其實都是用以人力成本的支出——在經濟學規律裡，人為提高勞動的價格就會導致供給短缺，也即需求過剩，從而造成失業，對於僱主而言，也會因為較高的最低工資而向非工會控制地區轉移投資，僱傭非工會會員。
1989年1月，洛杉磯市只有40%的項目是非工會會員的製作，但最近的一項來自IATSE的統計表明，全美髮行的電影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項目是由該工會合作(IATSE合作影片，片尾字幕會有工會標誌)。好萊塢六大片廠(studio)的製作通常都會跟工會緊密配合，但越來越多的獨立製片公司則會盡量規避與工會的合作，包括在工會所允許的條件下選擇非工會會員合作，或是到境外非好萊塢工會勢力範圍地區攝製，以降低製片成本。
除了以薪資、福利為代表的權益外，工會還會根據項目的等級要求僱主保證項目各階段的週期，不同階段會根據工會會員的不同等級有相應的不同薪資標準——可以理解為，工會從定量的角度去保證一個在較高工資水平下的項目不會因為僱主的“偷工減料”來影響作品質量，從而導致工會會員的業績甚至是名譽受損。例如，DGA除了對導演的剪輯時間有著明確的規定要求——至少一週之外，對項目的籌備期也有不少於2周的要求，如果項目有B組導演，同樣也有相應的權益保障要求。
在這些會員的權益、僱主的負擔之外，美國電影行業工會之所以能夠與資方在長達近百年的較量中贏得權益、維持“壟斷特權”，對會員的人力資源建設以及為整個行業持續提供的公共服務才是更為關鍵的“競爭力”。
以IATSE為例，對會員有多樣的豐富的培訓課程，包括由IATSE的培訓基金負責的免費課程，這些免費課程涉及對會員的安全技能培訓、技術類工種技能培訓、面向前沿的新工具新科技的培訓等等，旨在為會員提升職業技能，更好地適應當前行業僱主的需求和未來行業的趨勢變化。此外，IATSE由於覆蓋行業的技術工種，建立了職業檔案庫，根據會員在一個崗位上的工作年限、服務項目數、工時長短等量化指標建立職業成長的體系，並“授予”/認證相應的職業資格/等第，不同的等第對應於不同的最低薪資、福利待遇、退休基金繳費數等等。
對於製片人或僱主而言，除了在選擇工會會員時可以從其簡歷判斷其職業技能之外，也可以通過查詢各工會的檔案庫去了解特定人的職業資歷(Qualification)，比如即便是普通的訪問者，也可以在DGA的官網上查詢會員的一些基礎職業簡歷，包括是否完成某項課程培訓以及工作崗位——這一點其實十分重要。與工會簽署《集體談判標準協議》的僱主可以查詢更全面的會員職業資質。
以圖1為例，UPM即中國電影業常說的製片主任，是DGA體系內的“導演”職業，在DGA工會體系內，能做UPM的一定是從第三助理導演(Second SAD)做起，依次升級到第二助理導演(SAD)、第一助理導演(FAD)之後，才能“晉升”成為UPM——通常UPM的署名會是片尾字幕裡線下人員的第一位。此外，並不是每部電影的製片主任都可以署名為 Unit Production Manager——這是DGA會員的專屬，非DGA會員的製片主任署名為 Production Manager——保護會員的署名權也是工會非常重要的職能，這是線下和線下人員共同的職業榮耀所繫，比收入更為重要，對會員、對任何從事電影行業的人來說，署名的保護就是對職業生涯的保護。
以《唐探2》前期在工會調研上了解的資料顯示，寬泛地說，IATSE覆蓋的工種幾乎都會有四級成長“階梯”，每一個會員都會是從實習生(無牌)開始，以經驗和其他量化指標累積獲得“晉升”，這些被認證的等第就是自由職業者在開放的勞動市場裡獲得僱主信賴的基礎，也是同類勞動者公平競爭崗位的基礎。
嚴格的職業“認證”背後是可以量化的職業經驗，這給了僱主一個可以相對公平評估工會會員職業能力的基礎，也為一系列的薪資、福利待遇等提供了可靠的基礎。工會所提供的這一整套第三方服務的背後，更為重要的是給了工會會員對於自己的職業一個清晰的成長路徑，有成長的階梯，有每一級臺階所代表的收入、地位以及尊嚴。
而這些，正是好萊塢電影工業能夠有那麼多技術人才在一個技術工種上願意用一生的時間兢兢業業、精益求精的原因——這也恰恰是中國電影工業的萬丈高樓目前所嚴重缺乏的基礎。
中國電影工業的亟需——線下人才的職業通道建設
在逐漸邁向電影強國的路上，中國電影工業的人才匱乏是始終被業界一直疾呼卻至今未有解決大道的頑疾。馮小剛不止一次地批評過中國電影劇組職員的職業素養差勁，他還聯合了成龍、張國立想辦一所影視技工學校，號稱做中國電影的“藍翔技校”。但恐怕，這並不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背後的癥結。
每年700多部故事片的產量，連年攀高的票房、人次，毫無疑問，中國電影的需求仍在被供給推動著不斷增長，而中國電影的供給也在被需求刺激著不斷增加，這些供給的背後是支撐著行業的大量人才本應在繁榮的市場裡得到充分的鍛鍊、成長，而他們的職業成長、地位升遷、收入增長本應成為新人們持續湧入行業的吸引力，併成為新人們從菜鳥到“老兵”的幫帶“師傅”——但大部分的製片人們(僱主)都會對目前的中國電影業有一個基本的共識，線下人員流動性太高，好不容易練出來有點起色能做組長、能帶新人的轉眼就離開行業做別的小生意去了;還有些比如副導演、比如製片主任剛開始能挑大樑了，忽然就自立門戶去做導演、做製片人了。
在中國的線下人員勞動市場裡，很少有人對自己的職業有安全感、尊嚴感，這並非簡單的是因為線上人員的收入更高，地位更顯要，很大程度上源於線下人員的勞動市場的特點——自由職業者為主，而劇組不同於企業，是一個臨時性組織。大部分線下人員與劇組簽訂的都是勞務合同，而非勞動合同，從法律適用來看，勞務合同適用於《合同法》以及《民法總則》和其他民事法律所調整，而勞動合同適用於《勞動法》以及相關行政法規所調整——簡單地說，雖然嚴格意義上，勞務合同也須與勞動合同一樣為勞動者繳納五險一金，但通常雙方都並不積極地願意因勞務合同而繳納五險一金，僱主當然是為了避免支付更高的人力成本，僱員也是為了避免本可以得到的全額收入因為“五險一金”自負的部分降低其收入總額。
另一方面，自從1993年電影市場化改革以後，民營資本的湧入，不僅帶來了故事片供給的放量增長，也給過去傳統制片廠的職業資格體系帶來了破壞。過去二十多年的中國電影市場亟需大量人才，電影製片廠內的傳統技術崗位的職稱不再成為線下人員就業的門檻，一時間業內人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有些能工巧匠確實因此得以“破格”成為行業領頭人，但更多的是很多渾水摸魚、濫竽充數者充斥行業，降低了各崗位的行業門檻的同時，使得大量非專業或缺少基本職業訓練的人力成為了國產片“爛片”高產的基石。
如果簽訂的是勞動合同，對同一公司(僱主)來說，一旦超過兩次簽約(兩個項目，一事一簽)，按照現行的《勞動法》，就需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這對於僱主來說，堪稱不可承受之重。而對於很多線下人員來說，這樣的待遇與長期被社保體系所“忽略”的城市務工人員又有何不同呢?對很多中國電影的線下人員來說，比署名更重要的職業尊嚴感，其實來自於社保的覆蓋。
沒有社會保障體系覆蓋的大部分線下人員，自然很難確立起在這些線下的崗位上一輩子做下去的信念，更別提做到優秀、做到精尖的職業理想，也很難建立起從事這份職業的安全感、尊嚴感。這也是為什麼在劇組管理上，中國的影視劇組仍然介於專業化的管理和草臺班子之間，仍然流行著且常常被製片人有意忽視的灰色交易。對於每一個普通人而言，職業操守、職業規範的養成除了嚴明的紀律之外，職業目標、職業理想是更為重要甚至是關鍵的激勵。這是比“藍翔技校”更迫切、更根本的中國電影強國征程上的關隘。人力密集型的電影工業，就像是一座摩天大樓，整體的設計或是外形的光鮮是普通人所能見到的“奇觀”，但真正支撐奇觀持久矗立的是每一個零部件對臺風、對地震的承壓能力，它們的精益程度在每一個局部決定著摩天大樓的生命，這些高質量的零部件雖不為外人見，卻是每個建築設計師成就的必須，是建築行業的根本基石。
中國電影工業到了該思考工業的基石如何鋪就、如何鍛造的問題了，這是所有圍繞電影強國夢想的最為根本的前提所在——人才不止是導演、主演、編劇這些線上人員，還有那些數量龐大卻“無依無靠”的線下人員。美國電影行業工會的組織形態或許不是我們可以或必須複製的，但其為行業提供第三方的非盈利性的勞務服務的本質是中國電影行業可以仿效的參照，並以此來完善產業的軟性基礎設施建設，豐富產業結構、調整產業邊界。
譬如，可以以行業協會為依託，參考勞務派遣公司的經營在行業協會下建立非營利性的勞務派遣機構，一方面將線下人員吸納入會，為線下人員代繳“五險一金”，為他們提供為家庭、為未來的抗風險社保服務，另一方面構建培訓體系、職業資格認證體系，為線下人員提供職業晉升渠道，並向行業提供可認證、可鑑別的人才庫。該勞務派遣機構的日常運營費用或可來自大製片公司繳納的固定年費、向其他僱主提供服務的佣金抽取等。
《唐探2》與美國電影行業工會的充分合作讓中國電影人看到了美國電影工業基礎裡的一個重要截面，工會給好萊塢所帶來的負擔與收益讓中國電影人有機會從一個特別的角度理解中國電影工業走向強國道路上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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