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春节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2》几乎全程在美国纽约拍摄，深度地与美国电影行业工会进行了合作，也因此亲历和体会了好莱坞成熟工业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截面——行业工会制度。行业工会赋予了电影项目“负担”与“收益”，而这些得失、利弊于正在推进电影强国、构建成熟电影工业体系的中国电影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借鉴，或可借此完善对中国电影线下人才的行业体系建设，并促进中国电影工业的软性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行业工会 电影工业 线下人员
对于美国电影行业工会的了解，中国电影人一直有所耳闻，也有不少的中国电影项目曾经或多或少地因为中美合拍或是在北美拍摄、制作而具体地体验过美国电影行业工会的严格要求，以及由此给项目带来的成本负担。
2018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唐人街探案2》(以下简称《唐探2》)由于几乎全程在美国纽约拍摄，因而深度地体验了以美国电影行业工会的严苛要求摄制一部高预算电影的难与易。在中国电影以电影强国为历史新征程的当下，行业工会作为美国电影工业的一个关键截面对中国电影工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可有所借鉴和启示。
雇请行业工会
《唐探2》几乎是在从有这部续集的想法之初，便基本确定了要到美国纽约去拍摄，陈思诚导演交付制片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调研怎样才能在纽约拍摄，双方都隐约知道恐怕难以回避需要雇请美国电影行业工会会员来实现该片的摄制——但其中，究竟难度几何、预算负担多重，以及其能够对于影片究竟带来多大的“收益”尚不可知。
为什么一定要在纽约实景拍摄?制片团队其实最初做过在加拿大多伦多(全球大量有关纽约的影片都在多伦多取景以假乱真)拍摄和美国纽约拍摄的详细调研，从退税政策到工会规定，经过细致调研和精打细算之后，仅就预算而言，在美国纽约州拍摄比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为省会)拍摄的预算要高出数千万人民币。如果再做更节约外景的拍摄方案，只在纽约做场景扫描，在北京棚内绿幕拍摄，制片预算还会远远降低——但于《唐人街探案2》本身的剧本特征与项目卖点而言，“纽约”不仅仅是故事背景，影片整个情节与纽约有着完整和连续的贯穿，而且从影片之后的营销考虑，“全程纽约实景拍摄”的卖点价值更为重要——不可或缺。此外，在多伦多或北京拍摄，都会带来另一拍摄组的配置和一系列的相应成本，以及更重要的是导演面对不同团队的沟通成本，给影片及时保质地完成拍摄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唐探2》坚决地选择了在纽约完成全程拍摄。
对于《唐探2》的故事及拍摄预算体量，聘请当地工会是在纽约顺利拍摄的必须条件，因此，工会本身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垄断组织，以雇主几乎无法回避的方式维护工会会员权益。
以《唐探2》为例，该项目所须面对的美国行业工会包括SAG-AFTRA(美国演员工会和美国电视与广播艺人联合会)、PGA(美国制片人工会)、IATSE(美国戏剧舞台雇员同盟)、DGA(美国导演工会)与TEAMSTERS(美国卡车司机工会)，此外由于该片制片预算超过了本地政府所分类的预算等级第四级(最高级)，所以整个项目的制作就必须按照美国纽约主要工会的规定来操作——
线下人员中制片主任、第一助理导演、第二助理导演及第三助理导演(Second Second Assistant Director)必须为DGA会员，场景经理(Location Manager)必须为TEAMSTERS本地子工会所属会员;其他线下人员中，除了摄影指导(Director of Photography)无须是IATSE本地子工会所属成员，大部分岗位都必须是IATSE的本地子工会所属会员。
此外，由于必须雇请几乎全部的工会所属的线下工作人员，根据相关工会的要求，线上人员尽管是中方人员，也须加入所对应的美国电影行业工会，比如，主演须加入SAG-AFTRA(配角必须是SAG-AFTRA会员)。因为《唐探2》雇请了DGA会员身份的制片主任(Unit Production Manager)、第一助理导演(Firs Assistant Director)、第二助理导演(Second Assistant Director)，导演陈思诚根据DGA的规定加入成为了DGA的会员;本片的编剧没有成为WGA会员，这是WGA规定里所允许的。《唐探2》也由此与多个美国电影行业工会签署《集体谈判标准协议》(Collective Bargaining Basic Agreements)，成为了中国第一部中方主控的几乎全部由美国工会会员制作的电影。
《唐探2》还通过相关的工会规定前提，取得了IATSE的总合约( General IATSE Contract)，这对于这部本需要面对数十个IATSE本地子工会的制作来说，取得总合约意味着在签约方面只需面对“总工会”，而无需与各个涉及子工会逐一签约，且因此在相应的成本负担方面获得了更有利于制片方的条件。IATSE可以说是全美电影行业工会中最有权势的工会组织，《唐探2》这次与美国电影行业工会合作的里程碑意义也正是由于与IATSE展开了深度的合作，为中国电影业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合作实践。
工会带来的“负担”与效率
工会凭借其“垄断”权利，会对其会员提供相应的就业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要求雇主提供一系列的劳动保障措施，包括最低薪资、工时、加班费、饮食要求、休息日、福利金、补贴费用等，这些都给《唐探2》的制片预算带来了较之国内明显的额外“负担”。特别是工时、加班费、休息日的存在，对于中方制片人来说产生了大量的并不能直接产生工作成果的休息费用。
工会为了保证其对制片方的“约束”得到严格执行，要求受雇会员每日或每周填报日报表给工会，以作为对制片方履行工会规定的实据。此外，由于拍摄周期、雇佣工会会员人数及相应酬金的支付等等情况都是纽约州政府在影片完片后必须的审计项目——这是最终退税(或奖励，tax credit或incentives)给制片方的事实依据(剧组财务必须是州政府认证的工会会员)，因此如果制片方被发现在其中有违规行为，一方面将因此无法得到州政府的制片退税，另一方面若有伪造政府公文之嫌，还将面临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的公诉。所以，工会的这一系列保护工会会员权益和维护工会组织权威地位的监督手段，其背后还有着强力的政府机关和司法制度联合保障。
在国内，有双休日的剧组是非常罕见的，没有加班的剧组更是几乎不可能出现，但在美国拍摄的《唐探2》就必须按照类似上班族的拍摄计划进行。尽管这有可见的时间成本负担，但也同时转换了另一种拍摄方式，以及也给中方的制片团队、主创团队见识了工会会员的职业素养，导演陈思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过，“只要能想到，美国工会都能协助完成。”
《唐探2》在拍摄期间，每周六上午会召开各工种负责人员出席的准备会，中美双方人员都会出席，为此剧组需要以筹备期的薪资标准支付美方出席人员的加班费，中方主创人员会在每周六下午继续开会，落实上午确认的各项计划能够准确到位地被各中方人员理解——这是剧组下周一开工后，中方主创能够高效协调和准确指挥美方雇员的必要准备。
47个工作日——《唐探2》按计划几乎分毫不差地完成了在纽约的拍摄计划，这一方面是制片团队前期充分调研和筹备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工会严苛规定与工会成员专业技能、丰富经验带来的高效表现。
工会制度与美国电影工业
工会在好莱坞开始活跃起来是在20世纪初期，好莱坞工会巨头中的DGA、SAG均是在1930年代开始出现，WGA则是在1920年代开始有了其前身SWG(Screen Writers Guild)，而电影行业的最大工会组织IATSE从其名字(美国戏剧舞台雇员同盟)即可看出其历史，比电影的历史更早，约在19世纪末。IATSE现已发展为覆盖娱乐业技术人员的行业工会，包括舞台演出行业、电影电视制作行业、展会行业等等，IATSE总计有超过500个本地子工会在全美和加拿大，是好莱坞最有权势的行业工会。
工会制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劳工自治的组织，以为劳工(向雇主)争取权益为目的，或通过与雇主联盟进行集体谈判，或以激烈的罢工形式向雇主抗争。好莱坞近年来多次爆发工会罢工，导致行业几度停摆。因此，工会制度也常常为人所诟病，特别是与自由主义经济的冲突，比如在使得促进就业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不断提高的最低薪资、不断扩充的二次收入/工会红利(residues)以及保险、福利等其他人力成本的不断扩展，都使得雇佣工会会员的人力成本不断高企。而电影制作业即便是在如今技术密集型的新业态下，仍然是人力密集型产业，也即大部分的预算其实都是用以人力成本的支出——在经济学规律里，人为提高劳动的价格就会导致供给短缺，也即需求过剩，从而造成失业，对于雇主而言，也会因为较高的最低工资而向非工会控制地区转移投资，雇佣非工会会员。
1989年1月，洛杉矶市只有40%的项目是非工会会员的制作，但最近的一项来自IATSE的统计表明，全美发行的电影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项目是由该工会合作(IATSE合作影片，片尾字幕会有工会标志)。好莱坞六大片厂(studio)的制作通常都会跟工会紧密配合，但越来越多的独立制片公司则会尽量规避与工会的合作，包括在工会所允许的条件下选择非工会会员合作，或是到境外非好莱坞工会势力范围地区摄制，以降低制片成本。
除了以薪资、福利为代表的权益外，工会还会根据项目的等级要求雇主保证项目各阶段的周期，不同阶段会根据工会会员的不同等级有相应的不同薪资标准——可以理解为，工会从定量的角度去保证一个在较高工资水平下的项目不会因为雇主的“偷工减料”来影响作品质量，从而导致工会会员的业绩甚至是名誉受损。例如，DGA除了对导演的剪辑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要求——至少一周之外，对项目的筹备期也有不少于2周的要求，如果项目有B组导演，同样也有相应的权益保障要求。
在这些会员的权益、雇主的负担之外，美国电影行业工会之所以能够与资方在长达近百年的较量中赢得权益、维持“垄断特权”，对会员的人力资源建设以及为整个行业持续提供的公共服务才是更为关键的“竞争力”。
以IATSE为例，对会员有多样的丰富的培训课程，包括由IATSE的培训基金负责的免费课程，这些免费课程涉及对会员的安全技能培训、技术类工种技能培训、面向前沿的新工具新科技的培训等等，旨在为会员提升职业技能，更好地适应当前行业雇主的需求和未来行业的趋势变化。此外，IATSE由于覆盖行业的技术工种，建立了职业档案库，根据会员在一个岗位上的工作年限、服务项目数、工时长短等量化指标建立职业成长的体系，并“授予”/认证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第，不同的等第对应于不同的最低薪资、福利待遇、退休基金缴费数等等。
对于制片人或雇主而言，除了在选择工会会员时可以从其简历判断其职业技能之外，也可以通过查询各工会的档案库去了解特定人的职业资历(Qualification)，比如即便是普通的访问者，也可以在DGA的官网上查询会员的一些基础职业简历，包括是否完成某项课程培训以及工作岗位——这一点其实十分重要。与工会签署《集体谈判标准协议》的雇主可以查询更全面的会员职业资质。
以图1为例，UPM即中国电影业常说的制片主任，是DGA体系内的“导演”职业，在DGA工会体系内，能做UPM的一定是从第三助理导演(Second SAD)做起，依次升级到第二助理导演(SAD)、第一助理导演(FAD)之后，才能“晋升”成为UPM——通常UPM的署名会是片尾字幕里线下人员的第一位。此外，并不是每部电影的制片主任都可以署名为 Unit Production Manager——这是DGA会员的专属，非DGA会员的制片主任署名为 Production Manager——保护会员的署名权也是工会非常重要的职能，这是线下和线下人员共同的职业荣耀所系，比收入更为重要，对会员、对任何从事电影行业的人来说，署名的保护就是对职业生涯的保护。
以《唐探2》前期在工会调研上了解的资料显示，宽泛地说，IATSE覆盖的工种几乎都会有四级成长“阶梯”，每一个会员都会是从实习生(无牌)开始，以经验和其他量化指标累积获得“晋升”，这些被认证的等第就是自由职业者在开放的劳动市场里获得雇主信赖的基础，也是同类劳动者公平竞争岗位的基础。
严格的职业“认证”背后是可以量化的职业经验，这给了雇主一个可以相对公平评估工会会员职业能力的基础，也为一系列的薪资、福利待遇等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工会所提供的这一整套第三方服务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给了工会会员对于自己的职业一个清晰的成长路径，有成长的阶梯，有每一级台阶所代表的收入、地位以及尊严。
而这些，正是好莱坞电影工业能够有那么多技术人才在一个技术工种上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原因——这也恰恰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万丈高楼目前所严重缺乏的基础。
中国电影工业的亟需——线下人才的职业通道建设
在逐渐迈向电影强国的路上，中国电影工业的人才匮乏是始终被业界一直疾呼却至今未有解决大道的顽疾。冯小刚不止一次地批评过中国电影剧组职员的职业素养差劲，他还联合了成龙、张国立想办一所影视技工学校，号称做中国电影的“蓝翔技校”。但恐怕，这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背后的症结。
每年700多部故事片的产量，连年攀高的票房、人次，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的需求仍在被供给推动着不断增长，而中国电影的供给也在被需求刺激着不断增加，这些供给的背后是支撑着行业的大量人才本应在繁荣的市场里得到充分的锻炼、成长，而他们的职业成长、地位升迁、收入增长本应成为新人们持续涌入行业的吸引力，并成为新人们从菜鸟到“老兵”的帮带“师傅”——但大部分的制片人们(雇主)都会对目前的中国电影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线下人员流动性太高，好不容易练出来有点起色能做组长、能带新人的转眼就离开行业做别的小生意去了;还有些比如副导演、比如制片主任刚开始能挑大梁了，忽然就自立门户去做导演、做制片人了。
在中国的线下人员劳动市场里，很少有人对自己的职业有安全感、尊严感，这并非简单的是因为线上人员的收入更高，地位更显要，很大程度上源于线下人员的劳动市场的特点——自由职业者为主，而剧组不同于企业，是一个临时性组织。大部分线下人员与剧组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从法律适用来看，劳务合同适用于《合同法》以及《民法总则》和其他民事法律所调整，而劳动合同适用于《劳动法》以及相关行政法规所调整——简单地说，虽然严格意义上，劳务合同也须与劳动合同一样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但通常双方都并不积极地愿意因劳务合同而缴纳五险一金，雇主当然是为了避免支付更高的人力成本，雇员也是为了避免本可以得到的全额收入因为“五险一金”自负的部分降低其收入总额。
另一方面，自从1993年电影市场化改革以后，民营资本的涌入，不仅带来了故事片供给的放量增长，也给过去传统制片厂的职业资格体系带来了破坏。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亟需大量人才，电影制片厂内的传统技术岗位的职称不再成为线下人员就业的门槛，一时间业内人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些能工巧匠确实因此得以“破格”成为行业领头人，但更多的是很多浑水摸鱼、滥竽充数者充斥行业，降低了各岗位的行业门槛的同时，使得大量非专业或缺少基本职业训练的人力成为了国产片“烂片”高产的基石。
如果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对同一公司(雇主)来说，一旦超过两次签约(两个项目，一事一签)，按照现行的《劳动法》，就需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这对于雇主来说，堪称不可承受之重。而对于很多线下人员来说，这样的待遇与长期被社保体系所“忽略”的城市务工人员又有何不同呢?对很多中国电影的线下人员来说，比署名更重要的职业尊严感，其实来自于社保的覆盖。
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大部分线下人员，自然很难确立起在这些线下的岗位上一辈子做下去的信念，更别提做到优秀、做到精尖的职业理想，也很难建立起从事这份职业的安全感、尊严感。这也是为什么在剧组管理上，中国的影视剧组仍然介于专业化的管理和草台班子之间，仍然流行着且常常被制片人有意忽视的灰色交易。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职业操守、职业规范的养成除了严明的纪律之外，职业目标、职业理想是更为重要甚至是关键的激励。这是比“蓝翔技校”更迫切、更根本的中国电影强国征程上的关隘。人力密集型的电影工业，就像是一座摩天大楼，整体的设计或是外形的光鲜是普通人所能见到的“奇观”，但真正支撑奇观持久矗立的是每一个零部件对台风、对地震的承压能力，它们的精益程度在每一个局部决定着摩天大楼的生命，这些高质量的零部件虽不为外人见，却是每个建筑设计师成就的必须，是建筑行业的根本基石。
中国电影工业到了该思考工业的基石如何铺就、如何锻造的问题了，这是所有围绕电影强国梦想的最为根本的前提所在——人才不止是导演、主演、编剧这些线上人员，还有那些数量庞大却“无依无靠”的线下人员。美国电影行业工会的组织形态或许不是我们可以或必须复制的，但其为行业提供第三方的非盈利性的劳务服务的本质是中国电影行业可以仿效的参照，并以此来完善产业的软性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边界。
譬如，可以以行业协会为依托，参考劳务派遣公司的经营在行业协会下建立非营利性的劳务派遣机构，一方面将线下人员吸纳入会，为线下人员代缴“五险一金”，为他们提供为家庭、为未来的抗风险社保服务，另一方面构建培训体系、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为线下人员提供职业晋升渠道，并向行业提供可认证、可鉴别的人才库。该劳务派遣机构的日常运营费用或可来自大制片公司缴纳的固定年费、向其他雇主提供服务的佣金抽取等。
《唐探2》与美国电影行业工会的充分合作让中国电影人看到了美国电影工业基础里的一个重要截面，工会给好莱坞所带来的负担与收益让中国电影人有机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理解中国电影工业走向强国道路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閱讀更多 寒冰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