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傅，彭浦新村。”
無論從上海哪個角落打車，上車這樣指一句，司機心裡立馬就明確方向了。這樣的地標，說少不少，說多也不多了。
這裡曾經是老閘北的最北面，如今成了新靜安的一部分。不過對於上海人來說，“彭浦新村”一直一個心理距離有點遠，又比較開闊的地名，你也總會認得幾個從彭浦出來的朋友。
實際上，行政區劃上的彭浦新村範圍倒並不是很大，橫豎都只是跨了三條馬路，場中路到臨汾路，嶺南路到共和新路。人們之所以對彭浦有“大”的感覺，是彭浦周邊的幾個新村及其北面的共康都被人叫成了“彭浦”。
臨汾路是彭浦的一個分界線，臨汾路以北逐漸展開是繁華的商業街區，而臨汾路以南的老彭浦，又是另一幅面貌了。
尤其是聞喜路南邊的彭浦第一里委，還有聞喜路北面的彭浦第三里委，那裡甚至還原封不動地保留著50年前的新村樣貌。但這裡畢竟是“新靜安”了，房價也隨著整個上海樓市水漲船高，即使是幾十年的老房子，單價也掛到了每平方米五萬左右。
彭浦新村名氣最盛的時候可能要數幾年前風頭強勁的“彭浦夜市”。這個夜市是從上世紀末逐漸演變而來。
曾經的夜市之王，人車難行。
20年前，下崗的工人們在這片當時算偏遠的土地上重頭開始奮鬥，來自江蘇、安徽等周邊省份的打工者也陸續湧入，憑著一股韌勁在此紮根。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彭浦人曾一度將“彭浦夜市”發展為上海地攤夜市的“頭牌”。今天“彭浦第一炸”這樣的招牌依然被商販們視為小吃界“一代宗師”般的存在，在上海不同的馬路上依然能撞見。
如今，名噪一時的“彭浦夜市”已被徹底取締，馬路變得整潔乾淨。不過，當我們試著深入瞭解彭浦人時，發現那種堅韌不拔的生氣被傳承下來。每個人都在為更好的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著，如同愚公移山般，在漫長的時間裡打磨與改變著彭浦新村的樣貌。
走廊
建築年代相對有些久遠的居民樓
白天的彭浦新村浸泡在一種略顯安靜的生活氣息裡，年輕人都出門上班去了，小區裡留下的多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在家燒菜帶孩子的家庭主婦、在家門口靠椅上閒坐的爺叔。
聞喜路上的彭一小區，房子最早是1958年建起來的4層樓工房，其中還有兩棟長條形的工房，據說是兵營改建的，兩梯二十四戶，彭浦新村後來逐年也有擴建，基本到1980年代全部定型，此後便沒有大的改觀。
公共走道是居民洗衣、揀菜、切菜的空間。
小區裡不少房子維持了這樣的格局——每層外露的一條長走廊，昭示了這裡的鄰里關係。
在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些住宅都沒有照顧到隱私，沿著走廊走過去，每家每戶都把自己的生活有選擇地放到了公共場合。
廚房、衛生間多是幾家合用的，今天你家炒什麼蔬菜、他家煲什麼湯。如果願意的話，你還知道隔壁鄰居家的襯衣是什麼牌子的。
沙發
散落在空地的沙發、凳子在彭浦新村裡並不稀奇。
在彭浦新村那些老式小區裡，時常能見到空地上擺放著沙發、躺椅、摺疊桌。可能是室內空間過於侷促，這樣的一方小天地很受歡迎。
天氣晴好的日子，捧著報紙的爺叔、剝豆子的阿姨、懷抱嬰兒的女人就會三三兩兩地聚在這裡閒坐談天。
每天上午，彭一小區內一位紅衣爺叔會搬出一張摺疊小桌、一隻小矮凳，小桌上擺好一份大大的“彩票指南”、一個茶杯、一副眼鏡盒、一本厚厚的筆記本。
所有東西就位後，紅衣爺叔鄭重其事地取出眼鏡戴上，然後正襟危坐，開始這天的分析研究工作。
紅衣爺叔很細緻，在那本磚頭般厚的筆記本上，詳細記錄了他歷年所購買的彩票數據，這種嚴謹敬業的態度就秒殺掉不少彩票分析師了。“我研究彩票十三年唻，待了屋裡廂沒事體做呀，還好鍛鍊鍛鍊腦子。”
路過的鄰居們都會順口問一句，“這個月中了伐？”
紅衣爺叔不同意我們拍他，所以這是他的手。
理髮也是剛需，彭浦的很多老小區裡還有露天理髮攤。
理髮店、修理店、蔬菜攤散落在小區的居民樓中，最多的是那種開在居民樓內的理髮店，來理髮的多是附近的鄰居，做得也都是熟客生意。
“小程理髮店”就開在臨汾路的一個小區裡面，這個小程，就是理髮店的老闆娘程靈飛。說是小程，今年也已經快60歲了。她從23歲開始做剃頭的行當，到現在30多年了。
在彭浦新村，這類開在小區內的小理髮店很常見，不少店一開就是很多年。
這間小小的理髮店實際上就是把家裡的小廳改造而成的，廳的一側擺了幾張椅子，供剪頭髮的客人坐，另一側就是燒菜的灶。
趙秀芳是小程理髮店的老客人，她穿著一身灰色碎花裙，頂著滿頭捲髮棒坐在一張方凳上。她今年82歲，1966年，工廠裡給她在彭浦新村分了一間房子，她一直住到現在。“我待了彭浦新村的年數嚇死人唻，給我的房子，是那種木頭結構的，倒馬桶的，後頭阿拉自己都重新弄過了，現在麼，聽講是要拆遷了。”
工作日的白天，理髮店裡只有老闆娘一個人在。小程的愛人老鍾在一家公司開班車，每天早上五點半準時出門，晚上到家總歸要超過八點半，回來後匆匆吃飯洗澡，睡不了幾個鐘頭。
老鍾生於1959年，他的父親在上海傢俱廠工作，因為父親單位分房，他在讀小學一年級時，全家就從大統路搬到了彭浦新村。
“阿拉在大統路是借房子住的，搬到彭浦新村後，雖然只有19.2個平方，家裡兄弟姐妹五個擠在一道，但畢竟是單位分的，總歸比借的好，覺得蠻開心的。”
老鍾從中學畢業後當了四年兵，後來分配到吳淞化工廠上班。90年代末，40歲的老鐘下崗了。
“格個辰光儂年紀上去了，出去尋工作不容易的。格個辰光這麼多上海人下崗了，哪能辦？去擺攤做生意的也有，只要儂吃得起苦呀。我有好幾個同學，後頭到彭浦夜市去擺攤賣衣裳，現在整頓後伊拉統一搬到寶山商場裡廂了。”
一到週末，老鐘不用早出晚歸了，大多時間他都待在家裡幫著洗菜燒飯。小程理髮的手藝好，店裡生意也忙。
小程理髮店的全部
這種生活，在程靈飛看起來已經很好了，“我是靠手藝吃飯，從來沒到單位裡廂去上過班。伊麼下崗也快要20年了，我大肚皮辰光，伊已經下崗了，現在女兒都讀大學了。比起雙職工家庭來講，阿拉屋裡廂屬於不是老窮呃，伊下崗了，我還好賺鈔票呀。”
唯一讓她後悔的事情就是“老早不曉得買房子呀”。
“老早一套小房子只要5萬塊就好買。十幾年前，臨汾路上的房子也只要三千多塊一個平方呀。我還跟人家菜場裡廂做生意的人講，儂不要去借房子了，去買呀。我自己不買房子，叫人家去買，自己的鈔票還借給人家。現在呢，聞喜路那面好一點的房子，六萬五一個平方，啥人想得到呀，格個辰光只想到自己有地方待就可以了。”
想方設法種的一點小菜，和開在居民樓裡的小店，構成了彭浦新村的一道風景。
在過去的許多年裡，與市區的房價相比，彭浦新村都算得上是一片“價格窪地”。近幾年，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加上閘北與靜安的合併，這裡的房價早已不“窪”了。錯過了房價相對便宜的時期，這樣的懊惱許多彭浦人都有。
今年70歲的徐德治對房價的感觸更深。“格個辰光房子多少便宜呀，一套一室戶的小房子，十萬塊就好買下來。老早我在中介公司做了七八年，勸過很多人買房子，沒買的都後悔死了。”
“還有種人呢，自己房子賣脫，拿個二十幾萬，十幾年前覺得這筆鈔票蠻多唻，伊拉講情願借房子住，後頭慢慢再買，現在好唻，二十幾萬，一個灶頭間都買不回來了。”
老徐小時候家住在天津路，18歲被分到了江西上饒的廠裡，90年代末，工廠的生產早已停滯，他便做好回上海的打算。
“格個辰光登了廠裡廂沒意思，乾脆跑跑路唻。上海屋裡廂房子要動遷，但自己的戶口又沒有回來，只好自己到外頭去買房子。”
1999年，老徐咬咬牙把上饒的房子賣了，湊了個首付，以1900元每平方米的價格在彭浦新村買下了一套兩室的房子。“彭浦新村，老早聽起來是老老遠的地方，落鄉呃，但價格總歸比市區實惠呀。”
回上海時，老徐不過50歲出頭。沒有了工資，總歸要想辦法生存，他在中介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做就是七八年。
“格個辰光彭浦新村的中介門店沒啥外地小青年來做中介的，清一色上海阿姨爺叔，伊拉當中蠻多是下崗的，登了屋裡廂沒事體做，講言話比較老實點、親切點，格個辰光上海人去敲房東的門也更加便當，現在兩樣了，上海人倒不做了。”
無論生活在何處，房價永遠是普通人關心的重點。
變化的是空間，不變的是生活。行政區怎麼變，房價怎麼漲，飯還是要吃的。
傍晚時分，一天的日子在窗口飄出的油煙與肉香中收尾。
彭一小區一片老房子前，一位光頭爺叔靠在樹蔭下的躺椅上，長褲的褲管一直捲到了大腿根，在他的正前方，另一位戴眼鏡的爺叔赤腳拖鞋，坐在一張暗紅色木椅上，旁邊還有幾隻圓凳、舊轉椅。映著黃昏的紅光，兩個人一本正經地爭論著紅燒肉的正確做法。
黃昏時分，新村內一邊探討紅燒肉燒法一邊等開飯的爺叔們。
“白砂糖不好吃，我現在燒紅燒肉，老早擺白砂糖，現在擺冰糖了。”光頭爺叔說。
“啥糖都不要擺，鮮醬油裡廂都有。先倒點紅醬油，最後收汁辰光擺點鮮醬油。”光腳爺叔提高了聲調，“儂鮮醬油多擺點，出來就跟糖的味道一樣，味精也不要擺。醬油麼一定要買好點的，李錦記、海天的。”
“儂做的事體老古怪唻！我只擺鮮醬油，老抽不擺，假使儂覺得紅燒肉顏色不夠紅，倒點紅茶好唻。冰糖麼是天然的呀，哪能好不擺啦？”光頭爺叔立起背，坐直在藤椅上反駁道，“按照儂的講法，水也不擺，全部擺醬油呀，這多少代價啦。”
“鮮醬油倒起來麼是要兩大勺唻，幫幫忙噢，糖？阿拉屋裡廂從來不用。”赤腳爺叔理直氣壯地回。
“阿拉就個人根據個人條件，儂自己不用不好講人家呀。”光頭一時有點氣短。
兩個人的爭論還在持續著。天色漸暗，距離開飯的時間越來越近，那些對話和油煙味一起飄遠，沒入夏日的悶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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