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2003年7月,中國收藏界出現了一件引人矚目的大事:嘉德拍賣行計劃在其10週年慶典上拍賣西晉章草書法家索靖所寫的《出師頌》。

索靖,字幼安,敦煌(甘肅)龍勒人,其書法藝術,名動千古,後人盛讚“如風乎舉,鷙鳥乍飛,如雪嶺孤松,冰河危石”,險峻遒勁,堪“與羲(王羲之)、獻(王獻之)相先後也”。

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造詣,為書壇顛峰上數之一二者,索靖與之相提並論,則評價之高,不言而喻。

實際上,索靖的書法,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還是有傳承的。

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索靖是東漢章草書法家張芝姐姐之孫,王羲之本人自稱“對漢、魏書跡,惟推鍾(繇)、張(芝)兩家,餘則不足觀”。

後人稱王羲之為“書聖”;東漢時人卻稱張芝為“草聖”。

索靖是張芝家書法傳承者,其成就對王羲之、王獻之草書影響亦深。

王羲之的書法老師之一、同時也是他的叔叔王 (外廣+內冀),為晉元帝的姨弟,在隨王室南渡時,隨身只在懷裡揣了疊成四折的索靖墨寶,並密密縫在內衣裡。宋人看此帖時,四疊印仍在。

現在書法界有一定論:索靖的書法是中國書法從章草向行草過渡的特殊歷史時期的代表。惜乎其真跡稀有,盛名淡卻,後世幾忘。

但不管如何,說王羲之在索靖、陸機、鍾繇的章草基礎上創造出流行至今的行草書法,那是沒有任何異議的。

即嘉德拍賣行要拍賣索靖作品,自然轟動一時。

還有,《出師頌》是東漢人史孝山所寫的一篇著名文賦,作於東漢名將鄧騭出師討伐羌人前夕,文中內容氣如長虹,勢若千軍。此文因此在南梁朝被輯錄入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中。

而索靖書寫《出師頌》,也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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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記載:“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

看,索靖曾拜大將軍,統兵平定“西戎反叛”,那麼,他在這一時期寫下的《出師頌》,意義更加重大了。

在此基礎上,嘉德拍賣行還大張旗鼓為這次要拍賣的寶物造勢,他們在宣傳品上是這樣的:“上面有宋高宗篆書大字晉墨,乾隆御筆題跋。索靖書《出師頌》,米友仁題記。……謂之書林至寶,毫無溢譽之嫌。”

《出師頌》引首部分宋高宗之“晉墨”二字最具說服力,因為在宋朝,皇宮還藏有索靖的其它真跡,皇上對照題鑑,則其當為索靖作品的鐵證。

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國內媒體因此紛紛以“中國現存最早書法”、“索靖存世真跡之唯一作品”、“中國書法第二件作品”、“晉代真跡”等詞來形容這即將現身的國寶。

還有媒體煽情無限地說,“這將是一件改變中國書法史與文物史的國寶,而且最終的拍賣價格還可能再創新高”——緊接著透露:國內有買家欲以3000萬元的天價競購此作品。

嘉德拍賣行也將這一寶物底價定為2000萬,並放出風聲:“徐邦達、啟功、傅熹年都說好,是國寶,徐邦達與傅熹年都建議國家買。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文物局都開了研討會要買這件好東西。”

接下來發生的事,幾乎與嘉德所說一致:7月13日定向拍賣、2000萬起價、故宮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成交。

事件本來應該就此結束,但劇情發生了“神逆轉”——許多親眼目睹過拍賣寶物的業內專家、學者指出:該作品並非索靖手筆,“故宮重金買了假貨”。

為什麼樣說這是一幅“假貨”呢?

作品上面有北宋大書法家米芾之子米友仁的題跋,赫然書“隋賢書”三個字。

即米友仁認為這幅《出師頌》是隋朝人寫的。

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米友仁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非常有名的鑑定家,對書畫有極高的鑑賞力,曾被召入南宋紹興內府鑑定所藏書畫,多有鑑題,存世書法墨跡也多為鑑題,可信度極高。

為此,故宮方面不得不作出了回應。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同時也是《出師頌》專家鑑定小組成員的單國強向媒體作出解釋,他的態度簡單明瞭:故宮從來就沒認為這個《出師頌》是索靖的作品,而將之視為隋代的作品。而且,在清宮內,也是將它作為隋代作品加以保存的。在乾隆時期刻的《三希堂法帖》中,也是將其視作隋人書。

既然已經知道它是一件“偽作”,為什麼還要花大價錢拍下呢?

單國強說:“對於古代字畫的鑑定首先必須明確鑑定的主旨。對於有款題的作品,鑑定的主要目的在於論證此作品是否確為落款作者的手筆,這裡有真作和偽作的區別;而對於沒有款署的作品,是沒有所謂“真偽”問題的。因此,對無款作品《出師頌》大談是真還是假,是真跡、摹本還是偽作,都是沒有意義的,是缺少起碼的書畫鑑定常識的。”

那麼,既然明知不是“晉墨”——不是晉朝人的作品,而是隋朝無名人氏臨摹之作,為什麼還要堅持購買呢?

單國強的回答是:隋代存在的歷史年代非常短暫,則其能夠流傳下來並確定是隋代名家的書畫作品十分稀少。即使有,也往往被認作是六朝或者是唐代的作品。而《出師頌》是以明確的隋書身份出現的。目前,故宮收藏的隋代作品只有一部寫經,而別的朝代的書畫珍品都有收藏:西晉有陸機《平復帖》,東晉有王《伯遠帖》,唐代的就更多了,隋代作品是個缺件。《出師頌》完全可以彌補故宮博物院在書法藏品中的空白,所以院方決定購買。

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然而,敦煌出土隋人寫《妙法蓮華經》的拍賣價僅為6萬元,現在這個隋朝無名人氏的作品卻需要2200萬元,它到底值不值這個價?

代表故宮從嘉德拍賣公司購回《出師頌》的梁金生的回答是:值!隋代非常短暫,能夠流傳下來並確定是隋代的法書十分稀少。每次辦書法展,西晉有陸機《平復帖》,東晉有王珣《伯遠帖》,唐代就更多了,而隋代作品是個缺件。《出師頌》迴歸後,故宮的館藏書法就能夠“串”起來了,而與敦煌出土隋人寫《妙法蓮華經》不同,隋人《出師頌》屬於名跡。

應該說,故宮方面的解釋可以平息一切爭議了。

但是,事情還沒有完。

有人提出,所謂“隋人《出師頌》”的說法也是靠不住的。

上海書法家協會秘書長、《書法研究》雜誌主編、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戴小京指出:“宋高宗與米友仁是一殿君臣,在此卷中有米友仁題字:右《出師頌》,隋賢書,紹興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書。要知道米友仁因精於鑑賞而被任命為御用鑑定師。文獻記載,高宗每得法書、名畫,命之鑑定題跋於後,或謂一時附會帝意,畫頗未佳而題識甚真者。如果米定為隋賢,高宗不會在卷首書晉墨,如果高宗已題晉墨於首,附會迎合帝意的米友仁斷不敢再定為‘隋賢’。嘉德版本的《出師頌》在歷史上出現在明朝,當時過眼之人沒有晉墨的記載,而在清初安儀周《墨緣匯觀》時出現了‘晉墨’的記載。可見晉墨是明朝人加上去的。”

戴小京這一說法極具殺傷力,宋高宗與米友仁為一殿君臣,即有米友仁題“隋賢書”就不會有宋高宗書“晉墨”;有宋高宗書“晉墨”,就不會有米友仁題“隋賢書”,足見此條幅是後人作假。

中國美術史權威、書畫家陳傳席,以及上海博物館書畫部研究員鍾銀蘭又指出:“晉墨”兩字是寫在有五爪龍的紙上的,而“宋只有三爪龍、四爪龍,沒有發現過五爪龍,這兩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寫。”

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隸章體書法權威張森加入初刀,說:“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幅作品不是隋唐之前的東西,因為它沒有晉代書法的時代韻味,隋唐之前的作品與其後的相比,要質樸厚重得多,唐之前毛筆用短鋒,下筆就有厚重感,從筆法、結構、氣勢上來看,這幅作品下筆單薄,很可能是明人摹本。”

完了,《出師頌》不但不是晉人索靖的作品,也不是隋朝無名氏的作品,而是“明人摹本”,這回,故宮方面該怎麼說?

單國強和梁金生都曾強調:故宮每次購買文物,都會組織專家反覆論證。這次決定購買《出師頌》前,故宮組織啟功、傅熹年等六位專家成立六人小組,召開過鑑定論證會的。

傅熹年立刻回答說:“沒有這個事情,絕對沒有這個事,我沒有寫任何東西。《中國文物報》說我講這個東西非常好,讓國家買,我已經讓他們更正了。公家問我什麼態度,我就說了。哪些部分是假的,我也跟國家說了。媒體我一概不說。不要理它,越炒要加幾倍的價格,吃虧的是國家。”

最後,對這事給出有力回應的還是單國強,他說:“《出師頌》屬於故宮藏品,1922年被溥傑攜帶出宮,後來流失。現在重新出現,故宮當然要不遺餘力地回購收藏。”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也說:“因為種種歷史原因,大量的故宮藏品流失。故宮博物院一直都在通過各種途徑收回屬於自己的藏品。如今成功購得《出師頌》,使得一件離開故宮80年的珍品重新‘回宮’,這是為保護珍貴的國家文物所做出的努力,故宮所做的這一切,很值!”

不管怎麼樣,故宮購回《出師頌》已成不可改變的事實。

博物院以2200萬元天價從拍賣行拍回一件“贗品”,院長卻說:值得

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王偉平卻因此哀嘆,稱:“如果沒有媒體炒作,1000萬都賣不掉,媒體作用起了50%,現在所有的媒體都是道聽途說沒有做具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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