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統籌兼顧歷來是我們國家治理的一項根本辦法。問題是國家治理作為一個複雜、開放的巨系統，如何實現統籌兼顧和協調發展，顯然“光靠經驗方法不行，必須有現代化的科學方法”（錢學森）。[①]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面對大量跨行業、跨地區的事務性、政策性工作和巨量的、不同性質的國民經濟數據，如何高效、及時、科學地處理？如何提升和改進我們習以為常的——通過“發文件、開小會、抓人頭”的老方法去協調國家治理事務？如何克服各級行政管理中經常出現的政策隨意性大、決策缺乏系統分析，執行過程中沒有剛性約束，以致於拍腦袋搞規劃、多龍治水，行政部門政策分割、自相矛盾且可操作性差等大量力不從心的問題，都已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的當務之急。
同時，官僚主義現象也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連續用了24個排比句來形容它的表現形式和嚴重危害！[②]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審視我國漫長的國家管理史，就會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歷史與現實一再證明的事實：
在我們這樣的大國，克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提升行政能力，光靠制度也還是不夠的！例如：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張居正曾從“綜合名實”入手推進改革，其切身體會是：“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他更認為“一等人用組織，二等人用人才，三等人自己幹”，不過現實讓他遇到的卻是：“法密則擾、政嚴則苦”的歷史難題。[③]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也曾總結道：歷史上由於我國地域廣闊、信息交通不暢等客觀原因和官僚主義成風成習，國家“從來就無法用數目字管理”，“……文官集團只注重他們相互標榜的邏輯（實際上只是一種名分）的完整，事實上的成敗好壞倒可以視為次要……各種馬虎參錯，也能掩蓋。此外以抽象的道德代替工作效率，以禮儀算為實際行政，都有兩千多年曆史作為依據” [④]。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危害不僅在於行政低效，它還嚴重地損害國家競爭力和危機時的應急處理能力，尤其是整個社會如果長期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氛圍的浸染，各級官僚從認真到無法認真，最終導致的往往總是無法無天的亂作為或者難得糊塗的不作為。在現實中，大量的社會穩定風險往往並非決策事項本身所致，而是由決策實施過程中官僚組織內部各種錯綜複雜關係造成的。久而久之，要總結社會突出問題的原因到底是決策所誤，還是執行過程中的扭曲所致，難免陷入了說不清的兩難境地，這樣幾個來回折騰下來，漸漸地養成了各種因循麻木的不良社會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國民素質，以至於決策者最後只能屈就於執行過程中各種變形走樣的“客觀事實”。這個至今依然必須正視的大問題，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都有大量的具體事實說明。當前全球各國步入新的“春秋戰國”時代，解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提升國家競爭力和影響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必須結合生產力發展狀況，探索解決上述老問題的新辦法。
錢學森同志曾經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時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複雜、艱鉅而偉大的工程……要求各級黨政幹部具備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豐富的實踐經驗……
學會現代化的預測、組織、管理、決策和領導的科學方法……研究和創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這是擺在我們面前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課題”。[⑤]但是時到今日，信息化、標準化、系統協調控制等重要組織技術的應用在許多領導幹部眼裡依然還是技術人員的事情，不少單位內部部門分割、信息孤島、推諉扯皮、得過且過、管理失據，深化改革的決策缺乏統籌協調的方法與技術支撐，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我們國家的各項行政工作之中。錢學森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認識要全面，方法要革新，要改革”，[⑥]他指出：“搞社會系統工程還需要大大發展它的工具理論，即運籌學和控制論，把它們向巨系統方向推進”。[⑦]晚年他曾經充滿激情地說，用現代科學技術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他餘生想促進的事情。其重要的探索成果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應用信息技術建立起來的“定性定量綜合集成功能廳的辦法”！[⑧]
我們需要正視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們民族有不少優秀人物都曾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想方設法、嘔心瀝血，但是難改每況愈下的趨勢，這裡既有封建帝制家天下的根本原因，也有大一統國家受信息、交通制約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文化所致，如果從社會組織行為規律的角度看我們至今依然需要客觀並清醒地正視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同時要通過歷史與現實的比較，尋找全球化背景下我們解決歷史痼疾的戰略性機遇：一方面東西文化的碰撞、交融要求我們要高度重視文化上的正本清源工作，重視“中道、中觀”與西方形式邏輯“排中律”的辯證關係，吸收西方文明，通過綜合創新，重塑東方文明，佔領文化、政治、經濟等領域話語體系的制高點；另一方面要把握時代生產力的特點和歷史性機遇，積極探索並應用以大數據、雲計算和物聯網等技術為支撐的社會組織管理技術，克服大國治理和歷史遺留下來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痼疾！
當前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許多幹部在黨校或者業餘學習中，往往總是對曾國藩、孫子兵法等感興趣，而一旦要開或者推薦管理技術、管理與標準化、系統科學等方面的課和書籍，則總覺得那是技術人員的事情。
他們不能正視社會系統的複雜性，沒有看到人與技術相比在“耐心、記憶、巨量事務、不同性質經濟數據的系統分析與綜合集成、行政流程處理”等方面有天生的不足之處，而技術人員則剛好又缺乏行政經驗，如果兩者長期脫節，其結果則必然應了《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提出的：法治的不完善以及落後的技術將使中國的治理制度顯得落伍！記得當年朱元璋強力反腐敗時的感慨：為什麼在國子監精心培養的學子，熟讀四書五經，到了基層不久就淪為貪官汙吏呢？歷史的複雜性、制約大國治理的諸多客觀因數需要我們非常客觀地正視和麵對。當前我們要跳出歷史週期律，形成有效、有序的高效行政和積極有力的社會監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立足根本和長遠；需要廣大黨政幹部和社會組織與企業管理者，克服這方面多少存在的“精神懈怠和能力不足”的危險！高度重視錢學森晚年探索總結的“組織管理社會主義的科學技術”。[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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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黃順基、塗序彥、鍾義信，《從工程管理到社會管理》，科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前言（第1頁）。
[②]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該文指出“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③] 明朝張居正的新政尤以考成法受到的誹議最大。萬曆三年，南京戶科給事中餘懋學上書反對考成法，他說道:“政嚴則苦，法密則擾，非所以培元氣存大體也。希望本之和平，依於忠厚，寬嚴相濟，政是以和” 。
[④]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25頁。
[⑤]黃順基、塗序彥、鍾義信，《從工程管理到社會管理》，科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前言（第二頁）。
[⑥] 黃順基、塗序彥、鍾義信，《從工程管理到社會管理》，科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第170頁。.
[⑦]錢學森等，《論系統工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15頁。
[⑧] 姜璐.錢學森論系統科學（講話篇），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第22.頁。
[⑨] 黃順基、塗序彥、鍾義信，《從工程管理到社會管理》，科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前言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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