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是“中國”? “
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或者“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 “中國”太大,含義太模糊。講“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如何之“落後”、“不足”時,人們頭頭是道,不斷說明“應該”用“我們”的本體論、視角、文化資源、話語來發展“我們”的國際關係理論,但是,就是不去探討這“我們”和“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不反對在“國際關係理論”前加“中國”的限定,但是,希望用“中國”二字者一定要說明其“中國”的含義。
根據我的觀察,這裡的“中國”在下述一些不同的主張“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者那裡含義有所不同:
1. 認為理論來自中國,即根據中國的經驗(歷史,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國際關係史;知識傳統環境)來設定的國際關係理論。關於經驗問題,我將在下面討論。
2. 認為它是中國國家的一種官方理論(意識形態) ,即可以變成中國政府的關於國際關係的一整套可叫做“理論”的看法。但是,在許多情況下,特別是中國的情況,這些理論不能叫做國際關係理論,只能叫做“官方的世界觀”、“官方外交理論”或者“對外政策理論”。
3. 認為它是中國學者,即有中國國籍的華人學者的國際關係理論。這是一種族群(種族)性的角度。比如,人們經常會說,某某國際關係理論著作的作者是華人(不一定有中國國籍,可能是個美國人) 。但只因為他/她的血統是華人,或者國籍是中國,他/她的理論就成了“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許多學人(尤其是學生)深感國際關係理論的大家都來自美國、英國,而出身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家則不多,於是產生這樣的志向和雄心:要有“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
4. 強調理論的所謂“中國特色”。因為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搬硬套,一時間,什麼東西都政治化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也不能例外。
5. 認為它是用中文表達的國際關係理論,或者說是屬於漢語知識體系的國際關係理論。
6. 強調學術民族主義或者學術的民族國家性。“中國人的立場、視角、氣派和方法”按照這種理解,“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就是具有中國民族國家性的國際關係理論。但是,民族和國家都是爭論性很大,沒有統一定義的概念,到底什麼是民族國家性,就變得見仁見智了。值得指出的是,一些人主要依據美國的“社會科學”標準,感覺到這個學科在中國的很“落後”。呼籲發展“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理論曾經被有的美英學者叫做“美國的社會科學”。其實,這是一個含義模糊的提法。那意思是,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在美國發展出的“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其它國家因為不存在美國那樣的“社會科學體系”,也就不會有這樣的國際關係理論。確實,在美國的大學和思想庫的國際關係理論生產,是與冷戰、美國政府的全球戰略、美國利益集團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說世界上存在“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並不為錯。中國人什麼都要和美國比,國際關係理論上也如此。
明瞭“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的這些模糊含義,國際關係學者和學生應該知道其中的一些“中國”是有意義的,另一些是根本沒有意義的濫用(例如族群性的、血統性的) 。
這裡還想指出的是:
1. 對“中國”的強調,不應變成為“中國中心主義”。中國學者在研究國際關係理論時,只注意與中國有關的國際關係問題,可能會使研究角度越來越狹隘,進而使研究的結果國際關係知識的積累速度遞減。在西方出版的一些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其實並不是一些中國學者想象的那樣完全依據西方的歷史經驗、知識體系展開的,一些學者已經把中國、印度等非西方的國際關係思想和實踐包括在內;一些學者竭力走出“歐洲中心主義”。不過,因為搞“理論”的西方學者,多數又不是國別和地區問題專家( experts of area studies) ,他們對非西方的、全球的經驗的選擇和汲取畢竟是有限的。強調“中國”,只是以中國學者的優勢,來把大量的中國歷史、案例、思想等納入國際關係理論的世界知識體系。
2. “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國際關係理論的體系,不能只要掛上“中國”二字,就宣稱通向理論的道路只有一條。這樣的“中國”無疑等於宣佈,在中國,不能存在和發展多樣的國際關係理論流派,只能有一種叫做“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
二、知識生產的全球化下,中國學者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生產者還是消費者?
目前,明顯地,中國學者不是生產者而肯定是消費者。國際關係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全球化。
改革開放快30年了,中國學者從西方學習了大量的國際關係理論知識。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中國加入全球經濟體系,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幾乎同步地出現在中國的知識體系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已經不再被動地由中國學者“引進”中國,而且由西方學者、大學、研究機構主動地“進入”中國。這種引進和進入的結果是:
1. 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理論在中國越來越充實。過去,除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思想”外,所謂國際關係理論其實都是一些外交政策講解、領導人講話或者思想的註解,今天,國際關係理論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體系中的重要分支學科。
2. 作為集體的“中國學者”(包括學生)越來越處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學習者”的地位。跟蹤西方理論的進展,中國學者樂此不疲。漸漸地,中國學者明白了,作為知識的國際關係理論存在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區別;西方(確切說是英語世界,佔據主導地位的美國和英國)學者、大學和研究機構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生產者,而中國學者、大學和部分研究機構不過是世界上的一群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消費者而已。
知識生產的國際分工或者全球分工命題早已由西方學者提出。在世界的權力結構中,知識是一種重要的權力,而且是重要的結構性權力(見已故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英國偉大的國際關係理論家蘇珊·斯特蘭奇的各種著作對知識和知識結構的強調) 。國際關係理論主要生產於美國和英國。比如公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個代表人物蘇珊·斯特蘭奇、羅伯特·基歐漢、羅伯特·考克斯等,都來自英語世界。中國翻譯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代表作,絕大多數是美英著作。來自英語世界的國際關係理論在中國佔據主導地位,已經是一個無需辯論的事實。
但問題是,學者之所以為學者,就是因為他/她的作用主要是生產知識。許多學人都想做知識的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提出“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這個命題其實就是為了能生產出中國的“自主”國際關係理論。這個命題可以理解為: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感到建立“民族的”的國際關係理論的迫切性。但是,目前看來,在全球的國際關係理論分工體系大體成型,中國已經基本上是一個英語世界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最大“消費市場”,在一些人看來,已經“無法”“閉關鎖國”式的“閉門造車”了。而只能在“消費”別人的同時,對來自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本土化,即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化。
三、“國際關係理論”怎麼本土化(中國化) ?
截至目前為止,除了翻譯成中文(形式上的本土化)外,在實質上,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在中國基本沒有本土化。有的人用中文研究和寫作,閱讀的資料幾乎全部是英文的,論文後面的註釋百分之百是英文。不知道這樣的論文是寫給中文讀者,還是寫給英語讀者看的。實際上這樣的論文僅僅是中文表達,但並不打算、也不可能進入英語世界的知識體系。它們不能說是“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不管如何,這個“四不像”情況最好地說明了,國際關係理論在中國本土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那麼,人們自然要問,如何實現國際關係理論的本土化? 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沒有考慮到的亞洲和中國的經驗來檢驗現存的國際關係理論、依據中國的經驗發展國際關係理論。從本土化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看,“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這個命題才是有意義的。目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論(存在論) 、認識論和方法論,都有必要本土化。一系列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假定都需要中國化。有些假定可能難以避免在中國知識體系中消失的命運。
本土化“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方法是對這些國際理論全面的評論,尤其是批評性的思考。這裡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為什麼沒有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批評理論? 我這裡講的“批評”是個中性詞,指的是一種態度和方法,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文獻中的“批評理論”(CT)不同。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對“西方的”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總的態度是十分批判的。當然,那時的批判的主要工具是馬克思主義,批判的目的是為了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地位。批判者本身對“西方的”的理論,尤其是新的西方理論並不很清楚,或者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現在正好相反,在國際關係理論界,在系統介紹和學習西方理論的時候,中國學者似乎忘記了對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批評。
四、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引進、學習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忽視”問題。
我們看到了、重視了一些,卻忽視了另一些。我們重視了實證,也許忽視了規範。我們強調“利益”、“權力”等卻可能嚴重忽視了“價值”、“觀念”和“意識”。認識到“忽視”是十分重要的。
1970年,英國已故偉大的國際關係理論家蘇珊·斯特蘭奇在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寫出了後來驚人的論文《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 :相互忽視的例子》。這篇論文影響了整整一代英國學者,是後來“國際政治經濟學”( IPE)的奠基之作。斯特蘭奇教授學術生涯的一個特點也許要用“忽視”( neglect)來概括。她一直在發現這些“忽視”。除了發現了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的相互忽視外,她不斷地指出其它大的、長期的“忽視”。例如,她一再表揚吉爾平(Robert Gilp in)最早重視國際貨幣體制(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對世界政治的“革命性”影響。“在國際關係或者甚至在國際問題研究中,幾乎沒有人承認或者研究這種革命”。從1986 吉爾平出版《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年到斯特蘭奇去世的1998年,長達12年,像聾子一樣,吉爾平在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生和同事充耳不聞他的觀點。斯特蘭奇在她生前最後一篇論文中詳細說明了為什麼會存在這種“忽視”。斯特蘭奇對英美“國際關係理論”的各種“忽視”的發現和揭示對今天的在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也許有重要的啟示:
1. 世界上已經存在的國際關係理論不是很完全的、普遍性的,恰恰相反,是具有不完善性、侷限性和局部性的。長期不重視“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只看到國際關係中的“聯繫性權力”而不重視國際關係中的“結構性權力”;不僅人為地把“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分開,而且不斷加強這種所謂的區別;長期固守“國家中心”思維,沒有看到經濟的、社會的等非政府的力量對國家權力的影響,以及國家權力的長期衰落趨勢,當然會對許多影響和改變世界政治或者國際關係現象視而不見、漠不關心。
2. 對“忽視”的發現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道路。可以列舉出一個“忽視”的清單。對女性的忽視、對自然的忽視已經產生了相應的國際關係研究新領域“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和“環境或者生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對“觀念”和“社會”因素“忽視”的發現產生了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和學生,我們能發現現存國際關係理論哪些“忽視”?
3. 西方的或者英語世界的國際關係理論,可能“忽視”的東西還不只上述這些。比如,上述指出的對中國和其它非西方世界經驗的“忽視”是否影響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全球性和普遍性了呢?
4. 儘管全球化已經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但是,許多中國的國際研究者仍然迷戀“國際的世界”,而非“全球的世界”。許多研究者和青年學子“感興趣”的問題是傳統的以國家為對象的外交關係(例如“大國關係”) 、權力政治(例如“霸權的興衰”或者“權力的轉移”等)和安全問題(主要是“國家安全”,而非“國際安全”或者“人的安全”,令人遺憾的是,在一些人的話語中“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居然被混為一談) 。中國的國際研究嚴重忽略全球化問題。
五、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日程上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
若要有“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者和機構需要設定自身的理論研究日程,而不是隻跟在西方理論的後面。設定日程後,下一步就是確定研究的核心問題。
秦亞青教授指出,“最有可能形成中國學派核心理論問題的是大國和平融入國際社會。將中國和平融入國際社會作為核心問題並對其進行理論化,就是將一個上升的世界性社會主義大國和平社會化的過程理論化。”中國與國際社會(國際體制)的關係確實是一個重大的核心理論問題,非常值得列入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研究日程。這中間的原因除了秦亞青指出的那些外,我覺得還有更重要的原因。西方學者, 尤其是那些主張把中國“納入”國際體制(在他們看來,當今的國際體制指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在談論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時,往往只講中國接受、適應國際體制的一面,而不講中國的“加入”對現存國際體制的影響、改造方面。實際上,中國不可能根本挑戰,但也不會完全接受現存的國際體制。中國在當前國際體系中的社會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正因為非常複雜,非常瞭解中國加入國際社會情況的中國學者才大有可為。如同秦亞青所說,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學者可以對這個核心問題加以深入的理論研究,最終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中國這個非西方的特殊大國“融入”國際社會是當今世界面對的一個挑戰性問題。國際關係理論不能不關注這個問題。目前看來,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的理論分析,尤其是他們站在西方角度考慮來自中國的衝擊和威脅,而缺少中國學者對此的貢獻。若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也更多地參與到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拿出學術性的概念和理論體系,則將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有所貢獻。
中國在國際體系的社會化問題,不能只限於狹義的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理論問題,而應該擴大到廣義的國際理論和全球理論問題。不同學者的核心問題應該有所不同。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應該考慮更多的超越國家的全球問題,否則難以在理論上有大的進展。全球化是當代世界最主要的變化。中國參加全球化是歷史上空前的,全球化中已經越來越多的中國成分和中國因素。全球化與中國的關係應該成為國際理論研究中國日程中的主要、核心問題。順便一提,世界,尤其是美國和歐洲代表的西方世界,對中國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的進入,尚未做好準備,於是它們的反應也是十分複雜。歐洲聯盟願意通過國際談判、多邊制度來規範中國,讓中國成為守法的“國際社會的好公民”;而美國則準備另一種“管理”中國的方式,這就是說,儘管還不能說很確定,政治上和軍事上,美國可能會選擇遏制、打擊中國的戰略。歐洲和美國回應中國崛起的戰略有所不同。
不能過分關注“中國”,而應更多的關注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只有由中國學者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才能真正形成中國理論和中國學派。例如,國際制度的合法性,民主和國際民主(“國際關係的民主化” ) ,多邊主義的公平與效率(民主的多邊主義和霸權的多邊主義) ,生產、金融、知識和安全結構,全球人口(涉及民族、文明問題)結構,全球生態變化及其治理等,全球規則,地區化和地區制度,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國家安全和人的安全,社會力量的重要性,主權的變化,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根除。
六、既然談“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那麼我想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誰”的國際關係理論?
“中國的”解決了“誰的問題”了嗎? 誰生產了這些理論? 誰從這些理論中受益? 這些理論關注的到底是誰? “誰”的問題是個根本問題。
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從來就不必問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理論本來就是“關於”、“為了”國家或者民族國家的。“霸權穩定論”是關於霸權的理論,不是關於小國的關係理論。所謂“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關於西方世界的國際關係的。“西方的”、“美國的”、“英國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第三世界的”等限定詞本來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如同本文前面講的那樣,諸如“中國”、“英國”、“美國”、“第三世界”這樣的詞語並不簡單,並不能信口開河加到任何術語的前面。任何國家都不是鐵板一塊,所謂“某國”的理論常常是以“某國”的名義的特定理論。為了根本解決“誰的理論”問題,需要具體研究這個(些)理論是如何生產出來的,由誰來生產的,為了誰生產的,這些理論關注的問題,誰在消費這些理論等問題。
既然“誰”的問題如此重要,一些國際關係理論就可以為另一些國際關係理論所取代。目前的主流的“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否可以被另一些國際關係理論替代呢? 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除了那些真正普遍性的國際關係理論,打上“美國的”標籤的國際關係理論需要大量地被“非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替代。
“誰”的系列問題也說明了,“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這個學術命題是有意義的。只是,我們要避免讓這個命題狹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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