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科举制度，实际上无论是学额还是乡、会试中额，均以分省取中制原则贯彻到底：乡试（举人）、会试（进士）中额具体分配至各个省份；童生，也就是秀才，更分配到了各府（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在乡试里，各地秀才是在全省统考里争夺举人的资格。由于清代行省普遍较今日为大，而乡试又是只在省城举办，这对偏远地区的秀才们就很不利。一省之内，教育资源也不均衡。省城所在地方，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这里的士子在省内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因此也在科举考试里占尽优势，比如四川省在清代一共分配到786名进士，结果省会所在的成都府独占157名，比第二名的重庆府高了差不多一倍，以致有了“四川称秀才，惟成都士大夫”的说法。这跟今天省会城市的高考录取率往往高于其他地市如出一辙，比如2016年北大清华一共在河南省录取396人，省会郑州独占98人，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安徽的情况与此类似，省城所在的安庆府独占清代全省进士的四分之一，而皖北的颍州府（今安徽阜阳、亳州一带）虽然地域广裹，人口众多，却只出了24名进士，仅占全省2%，属下的太和县更是有清一代没有考中一名进士。明朝时颖州建“奎星楼”以兴当地文运，清朝时颖州再建“文峰塔”欲振兴日益萎靡低沉的当地文运，仍旧无济于事。
阜阳文峰塔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哪个地方，清代科举考试的难度都是在逐渐增加的。原因也很简单，清代人口到19世纪中期已经增加到超过4亿，随着人口的剧增，科举应试人数显著增多，但朝廷却不可能因为科举人口的大幅增加而无限扩招（进士及举人），毕竟与今天自主择业的大学生不同，封建朝廷没有这么多空余的官职给多出来的新科进士（举人）们做。更有甚者，江南（江苏及安徽）的乡试名额，反而从清初的160名降到清末的142名。于是，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的大门只剩下一条很窄的缝隙。以当时算不上科举大省的山东省为例，从1747年到1873年这一个多世纪，乡试的录取率就从1.7%降到了0.5%，而在明代，这个数字曾经高达7.5%，联想到明代的范进中举后的癫狂，清代的秀才们面临的将是一条多么绝望的科举之路更是不言而喻的，以致有人说过，“生员开始，到成为进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这个比例有多低呢？甚至不如今天买两块钱双色球彩票中到十块钱的五等奖的概率（2728分之一）。如果做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较的话，从秀才考上进士大概相当于2016年北京大学在安徽省的51万考生录取了139人（比例为3700分之一），非学霸中的学霸不能榜上有名也！
北京国子监
清代科举的分区定额建立在户籍地应试的基础上。当然也有变通手段，即所谓寄籍应试之法，指某一考生或其祖、父入籍至原籍之外的另外一个地区，该考生以这一地区的户籍参加考试的方法。当时的“异地高考”条件远比今日备受诟病的高考户籍限制更甚。首先，在年限上入籍至少要在20年以上。第二，由于入籍需要以置有房产或田产为必要条件，因此，寄籍应试也必须以置有房产或田产为前提（类似买房才能入户）。除此之外，往往又格外强调以寄籍地置有祖、父坟墓为必要前提条件。以上两个方面要求是密切相关的。在年限方面的规定，或者以田亩纳粮之日为始，或者以庐舍契税之日为始，计足20年以上者可以申请寄籍应试。第三，寄籍应试一般必须以“实无原籍可归”为前提，这主要是为治理多处冒籍跨考所作的要求。第四，寄籍应试的考生必须在取具“族邻甘结”之外，向寄籍地政府呈明其为“寄籍应试”，否则，即使年限、房产或田产等条件已经达到，也将被判定为冒籍应试。
可以看出，这个条件是极其严苛的，能够通过这种办法寄籍考试的士人，实在已与土著无异。绝大多数考生达不到这个条件，有道是“虾有虾道，蟹有蟹路”，为了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出人头地，不免有人动起歪脑筋，考试作弊自是其一，另一个办法，就是“冒籍”。所谓冒籍就是假冒籍贯，说穿了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部分士子为争得科举资格，增加入仕机会，采取冒籍手段，避难就易，前往学额较多、竞争强度较低的府州县参加考试。而此时各省之间的录取率差距之悬殊也实在给了读书人足够的“冒籍”动力。譬如乾隆九年的乡试，按人口与中举比例计，云南的录取率居然是江苏的10倍之多。而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贵州的乡试中试率竟达江苏、安徽的91 倍之多。特别是清廷为了鼓励边疆地区崇文向化，在科举名额设置上往往有优惠政策，比如康熙就增加了台湾府的科举名额，在举人两名之外，“择其文理清通者，酌量宽余录送”，而当时台湾一府三县的汉人总数不过三万，显然是人少额多，而乡试中设定的保障名额对于有志于科举的士子而言更是十分有利。虽然康熙特别强调“内地不可援以为例”，也根本无济于事。闽粤士人纷纷东渡冒籍，以致台湾府的科举中式者，“泉、漳居半，兴（今莆田）、福次之，土著寥寥矣”。同样文教比较落后的广西的情况也差不多，乾隆年间，监察御史谢济世专门上了《请停外省人入籍广西应试事奏折》，揭发某年广西第一名举人是江苏人，第三名举人是广东人，如此下去“将来广西举人、进士必尽为外省人占去”，实在令“土著含冤”。当然谢济世本身就是广西人，自然有乡土情结可能言过其实，但大概情况确是无误。
话说回来，冒籍到此类“蛮烟瘴雨之乡”，虽有科举之利，生活实在不便。因此，清代最有吸引力的冒籍地点是顺天府，具体而言，就是大清帝国、直隶省、顺天府的三重附郭县——“天下首邑”大兴与宛平（今北京）。虽然并非落后边远地区，但作为天子脚下，直隶在科举名额上也得到了照顾，它的录取名额与江苏省相近，而人口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二，由于顺天府独占直隶举人名额的25%强，结果当时江浙一带乡试录取的比例为145：1；而顺天府的录取比例是20：1！加上京城乃四方辐辏之地，五方杂处，“住居则迁移无定，族戚亦恍惚难凭”，“冒籍”败露的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有些土著绅衿民将冒籍作为牟利手段，为“获其厚利，认为子侄冒籍，藉其门户以应考，虽易姓改名而不以为嫌”，跟今天的假结婚拿户口也差不多。如此局面发展到乾隆年间，“（大、宛）两县虽有额进七十五名之多，而土著得在进列者不过二三十人为最”，原因就是“土著士子岂乏能文之人，惟是远方冒籍者倍于土著”。尤其是乾隆五年两县录取的秀才，“新进二十三名，实在通州本地只有三名，其二十名俱系江浙各省之人顶冒”，实在也是令人瞠目，更是引起了本地考生的强烈反弹，最后迫使清廷釜底抽薪，发明了审音制度，从此大、宛两县考试童生必须接受官居五品的审音御史的测试，若口操江、浙吴音自是冒籍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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