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科舉制度，實際上無論是學額還是鄉、會試中額，均以分省取中制原則貫徹到底：鄉試（舉人）、會試（進士）中額具體分配至各個省份；童生，也就是秀才，更分配到了各府（大約相當於現在的地級市）。
在鄉試裡，各地秀才是在全省統考裡爭奪舉人的資格。由於清代行省普遍較今日為大，而鄉試又是隻在省城舉辦，這對偏遠地區的秀才們就很不利。一省之內，教育資源也不均衡。省城所在地方，畢竟近水樓臺先得月，這裡的士子在省內生活優裕、條件方便、信息靈通，因此也在科舉考試裡佔盡優勢，比如四川省在清代一共分配到786名進士，結果省會所在的成都府獨佔157名，比第二名的重慶府高了差不多一倍，以致有了“四川稱秀才，惟成都士大夫”的說法。這跟今天省會城市的高考錄取率往往高於其他地市如出一轍，比如2016年北大清華一共在河南省錄取396人，省會鄭州獨佔98人，比例超過四分之一。安徽的情況與此類似，省城所在的安慶府獨佔清代全省進士的四分之一，而皖北的潁州府（今安徽阜陽、亳州一帶）雖然地域廣裹，人口眾多，卻只出了24名進士，僅佔全省2%，屬下的太和縣更是有清一代沒有考中一名進士。明朝時穎州建“奎星樓”以興當地文運，清朝時穎州再建“文峰塔”欲振興日益萎靡低沉的當地文運，仍舊無濟於事。
阜陽文峰塔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是哪個地方，清代科舉考試的難度都是在逐漸增加的。原因也很簡單，清代人口到19世紀中期已經增加到超過4億，隨著人口的劇增，科舉應試人數顯著增多，但朝廷卻不可能因為科舉人口的大幅增加而無限擴招（進士及舉人），畢竟與今天自主擇業的大學生不同，封建朝廷沒有這麼多空餘的官職給多出來的新科進士（舉人）們做。更有甚者，江南（江蘇及安徽）的鄉試名額，反而從清初的160名降到清末的142名。於是，通過科舉考試走向仕途的大門只剩下一條很窄的縫隙。以當時算不上科舉大省的山東省為例，從1747年到1873年這一個多世紀，鄉試的錄取率就從1.7%降到了0.5%，而在明代，這個數字曾經高達7.5%，聯想到明代的范進中舉後的癲狂，清代的秀才們面臨的將是一條多麼絕望的科舉之路更是不言而喻的，以致有人說過，“生員開始，到成為進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機會”，這個比例有多低呢？甚至不如今天買兩塊錢雙色球彩票中到十塊錢的五等獎的概率（2728分之一）。如果做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比較的話，從秀才考上進士大概相當於2016年北京大學在安徽省的51萬考生錄取了139人（比例為3700分之一），非學霸中的學霸不能榜上有名也！
北京國子監
清代科舉的分區定額建立在戶籍地應試的基礎上。當然也有變通手段，即所謂寄籍應試之法，指某一考生或其祖、父入籍至原籍之外的另外一個地區，該考生以這一地區的戶籍參加考試的方法。當時的“異地高考”條件遠比今日備受詬病的高考戶籍限制更甚。首先，在年限上入籍至少要在20年以上。第二，由於入籍需要以置有房產或田產為必要條件，因此，寄籍應試也必須以置有房產或田產為前提（類似買房才能入戶）。除此之外，往往又格外強調以寄籍地置有祖、父墳墓為必要前提條件。以上兩個方面要求是密切相關的。在年限方面的規定，或者以田畝納糧之日為始，或者以廬舍契稅之日為始，計足20年以上者可以申請寄籍應試。第三，寄籍應試一般必須以“實無原籍可歸”為前提，這主要是為治理多處冒籍跨考所作的要求。第四，寄籍應試的考生必須在取具“族鄰甘結”之外，向寄籍地政府呈明其為“寄籍應試”，否則，即使年限、房產或田產等條件已經達到，也將被判定為冒籍應試。
可以看出，這個條件是極其嚴苛的，能夠通過這種辦法寄籍考試的士人，實在已與土著無異。絕大多數考生達不到這個條件，有道是“蝦有蝦道，蟹有蟹路”，為了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中出人頭地，不免有人動起歪腦筋，考試作弊自是其一，另一個辦法，就是“冒籍”。所謂冒籍就是假冒籍貫，說穿了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部分士子為爭得科舉資格，增加入仕機會，採取冒籍手段，避難就易，前往學額較多、競爭強度較低的府州縣參加考試。而此時各省之間的錄取率差距之懸殊也實在給了讀書人足夠的“冒籍”動力。譬如乾隆九年的鄉試，按人口與中舉比例計，雲南的錄取率居然是江蘇的10倍之多。而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貴州的鄉試中試率竟達江蘇、安徽的91 倍之多。特別是清廷為了鼓勵邊疆地區崇文向化，在科舉名額設置上往往有優惠政策，比如康熙就增加了臺灣府的科舉名額，在舉人兩名之外，“擇其文理清通者，酌量寬餘錄送”，而當時臺灣一府三縣的漢人總數不過三萬，顯然是人少額多，而鄉試中設定的保障名額對於有志於科舉的士子而言更是十分有利。雖然康熙特別強調“內地不可援以為例”，也根本無濟於事。閩粵士人紛紛東渡冒籍，以致臺灣府的科舉中式者，“泉、漳居半，興（今莆田）、福次之，土著寥寥矣”。同樣文教比較落後的廣西的情況也差不多，乾隆年間，監察御史謝濟世專門上了《請停外省人入籍廣西應試事奏摺》，揭發某年廣西第一名舉人是江蘇人，第三名舉人是廣東人，如此下去“將來廣西舉人、進士必盡為外省人佔去”，實在令“土著含冤”。當然謝濟世本身就是廣西人，自然有鄉土情結可能言過其實，但大概情況確是無誤。
話說回來，冒籍到此類“蠻煙瘴雨之鄉”，雖有科舉之利，生活實在不便。因此，清代最有吸引力的冒籍地點是順天府，具體而言，就是大清帝國、直隸省、順天府的三重附郭縣——“天下首邑”大興與宛平（今北京）。雖然並非落後邊遠地區，但作為天子腳下，直隸在科舉名額上也得到了照顧，它的錄取名額與江蘇省相近，而人口只有後者的三分之二，由於順天府獨佔直隸舉人名額的25%強，結果當時江浙一帶鄉試錄取的比例為145：1；而順天府的錄取比例是20：1！加上京城乃四方輻輳之地，五方雜處，“住居則遷移無定，族戚亦恍惚難憑”，“冒籍”敗露的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有些土著紳衿民將冒籍作為牟利手段，為“獲其厚利，認為子侄冒籍，藉其門戶以應考，雖易姓改名而不以為嫌”，跟今天的假結婚拿戶口也差不多。如此局面發展到乾隆年間，“（大、宛）兩縣雖有額進七十五名之多，而土著得在進列者不過二三十人為最”，原因就是“土著士子豈乏能文之人，惟是遠方冒籍者倍於土著”。尤其是乾隆五年兩縣錄取的秀才，“新進二十三名，實在通州本地只有三名，其二十名俱系江浙各省之人頂冒”，實在也是令人瞠目，更是引起了本地考生的強烈反彈，最後迫使清廷釜底抽薪，發明了審音制度，從此大、宛兩縣考試童生必須接受官居五品的審音御史的測試，若口操江、浙吳音自是冒籍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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