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版《白鹿原》最近终于播完了，留给观众回味的并不是还原小说原著的成败得失，反而是影视之外的一些“热点”，例如与爆款剧作《人民的名义》撞档，例如刚开播忽然遭遇下档，甚至传出被禁。总之电视剧《白鹿原》的吸引眼球，一如当年小说的争议，多多少少都和作品本身的水准无关。
不妨再拿影视版的诞生略作回顾，电影版炒作的是“10年立项，拍摄3年，几经波折”一类噱头，编剧芦苇和导演王全安合作惹出的风波完全不亚于拍出来的电影，事实上，颇为有才的王全安最后交出来的电影被观众调侃为“田小娥传”，多少说明他的心态和趣味。芦苇意图拔高《白鹿原》的内在，而王全安则牢牢抓住了《白鹿原》的外在，可能最终都有所偏差。
然而，这一次电视剧的方式和电影如出一辙，同样有6年筹拍制作，总投资2.3亿元，提前10个月布景，开拍前集体去农村体验生活20天，94位主演，400位工作人员，40000多人次的群演等等所谓“大数据”式噱头。
长达77集的篇幅（据说完整版应该85集），称之为史诗并不为过，但《白鹿原》植根大西北土壤下的本质，只能在争议声中沸腾为茶余饭后的话题，作品本身的局限性注定陈忠实此生未能登顶大师级的高峰。
很少人真正探究为什么《白鹿原》的改编遭遇一次次的困境，表面上像心知肚明，原著的情色段落和后半部的人物命运是“有问题”的。假如多数人承认陈忠实先生“忠实”地写出了陕北千百年的风土人情习俗，那么，《白鹿原》难以更广泛传播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并不在于有情色就一定犯禁，而在于反映大西北民风的“土”与“俗”。这并不是笔者的发明，来自于满清王朝的雍正帝，他在朱批奏折中对西北地方官员的评价中（见王志明的《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很尖刻的批评过当地民风。
《白鹿原》的故事其实采取的是民间传奇内核，再套入古典乡土家族小说的范式，对传统文艺有某种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借鉴当时流行国内的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嫁接与后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并没有多少不同。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暴露的问题在于，一切渴望“走向国际”运用的表现手法本身都是来自于“国际”，而根植于中国的文艺传统又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哪怕错失诺贝尔的老舍、沈从文或林语堂等前辈都不例外。在这一点上，把所有当代小说打碎了糅合在一起都不能与一部《红楼梦》相提并论。18世纪的《红楼梦》超越了古典和现代的藩篱，它源于中国文化，在美学上却又有先锋前卫的特点，全书笼罩的虚空思想更是古典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体验，在世界文学中也独树一帜，所以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
我们看《白鹿原》中，没有什么豪门大族，连《金瓶梅》里西门庆式的土豪劣绅也都不及。但白家、鹿家毕竟是封建积习几百年的两大家族，一切陋习都在为历史作证，例如众所周知的有关田小娥的遭遇。这次电视剧不惜工本过滤原著中透着血腥气味的荒诞场景。为画面增加许多黄土高原的梦幻感，装点一些唢呐、秦腔、热辣辣的油泼面，以种种民俗加以包装，呈现充满烟火气息、看似更加真实的陕北人文风俗画卷，在外表上还原了《白鹿原》，但骨子里可能更远离了陈忠实。像第二集，已经死过六个老婆的白嘉轩新婚。白嘉轩对新妻子仙草说了句：“你还真会暖人呢。暖着我心里美着呢。”仙草对枕在她腿上的白嘉轩说：“打今儿起，暖你一辈子。”这种刻意制造的场景在剧中比比皆是，不仅拉长篇幅那么简单，而是从细微处对原著进行改造。
电视剧是一次大型整容手术，后半部分最引人关注的白灵和白孝文，相比前面那些男女风化问题更加尖锐。如何看待《白鹿原》中的革命风暴？历来号称红色老区的陕北，迷惘和灰暗肯定不是官方记录的“正史”，恰恰《白鹿原》的故事内核来自于又“土”又“俗”的民间传奇，换句话说就是“野史”。那么，今天的舆论越是宣扬《白鹿原》如何史诗一般的高大上，越是在把原著的影视化推上风口浪尖。正如一些网友指出，小说《白鹿原》旨在呈现历史洪流下的荒诞色彩。而今天的电视剧《白鹿原》旨在迎合主流革命叙事：每一个镜头语言，都要符合当代观众与审查机构的预期。它的叙事，致力于展现常态；它用摒弃血腥，排除恶心的正常叙事，来构建革命话语的正确性。
好比《白鹿原》中白嘉轩，演员张嘉译为这个人物注入传统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封建家长气味，其实他作为一个乡村家族子弟，当地并没多少文化根基，只不过因为朱先生等偶然的机遇，他才接触到一些封建礼教学问。张嘉译的演绎是遵循“改编”或“再解读”的，淡化了这个人物的一些阴暗面。因此在革命风暴中的家族冲击，这个透着儒家长者情怀的人物更能让人感触。
事实上田小娥才是真正书香门第出身，只因是一个女人，处于新旧时代变化之间，处于封建时代奔溃前夕的乡野，当年被父母出卖，生生被逼着活成了一个异类，而她最后挣扎的归宿竟然是为了要归附封建家族象征的祠堂。电视剧自然也围绕这个女人的命运大作文章。年纪轻轻的李沁驾驭田小娥显然比较吃力，但她胜在形象清新，多少增加这个人物的无辜感。由于删去了那些情色内容，当然也是为了唤起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同情。
回过头再看《白鹿原》的地位，如同贾平凹的《废都》，同期问世这两大陕西代表作家的争议作品已经很说明中国作家在寻求纯文学通俗化时不可避免的媚俗与困惑，但不论陈忠实还是贾平凹都不是米兰·昆德拉，也许他们有过学习或借鉴，但又中国版的山寨技术，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地位不高，不完全是什么翻译和排斥，本身自有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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