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版《白鹿原》最近終於播完了，留給觀眾回味的並不是還原小說原著的成敗得失，反而是影視之外的一些“熱點”，例如與爆款劇作《人民的名義》撞檔，例如剛開播忽然遭遇下檔，甚至傳出被禁。總之電視劇《白鹿原》的吸引眼球，一如當年小說的爭議，多多少少都和作品本身的水準無關。
不妨再拿影視版的誕生略作回顧，電影版炒作的是“10年立項，拍攝3年，幾經波折”一類噱頭，編劇蘆葦和導演王全安合作惹出的風波完全不亞於拍出來的電影，事實上，頗為有才的王全安最後交出來的電影被觀眾調侃為“田小娥傳”，多少說明他的心態和趣味。蘆葦意圖拔高《白鹿原》的內在，而王全安則牢牢抓住了《白鹿原》的外在，可能最終都有所偏差。
然而，這一次電視劇的方式和電影如出一轍，同樣有6年籌拍製作，總投資2.3億元，提前10個月佈景，開拍前集體去農村體驗生活20天，94位主演，400位工作人員，40000多人次的群演等等所謂“大數據”式噱頭。
長達77集的篇幅（據說完整版應該85集），稱之為史詩並不為過，但《白鹿原》植根大西北土壤下的本質，只能在爭議聲中沸騰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作品本身的侷限性註定陳忠實此生未能登頂大師級的高峰。
很少人真正探究為什麼《白鹿原》的改編遭遇一次次的困境，表面上像心知肚明，原著的情色段落和後半部的人物命運是“有問題”的。假如多數人承認陳忠實先生“忠實”地寫出了陝北千百年的風土人情習俗，那麼，《白鹿原》難以更廣泛傳播的問題也就不成為問題了，並不在於有情色就一定犯禁，而在於反映大西北民風的“土”與“俗”。這並不是筆者的發明，來自於滿清王朝的雍正帝，他在硃批奏摺中對西北地方官員的評價中（見王志明的《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很尖刻的批評過當地民風。
《白鹿原》的故事其實採取的是民間傳奇內核，再套入古典鄉土家族小說的範式，對傳統文藝有某種繼承關係；另一方面借鑑當時流行國內的魔幻現實主義，這種嫁接與後來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並沒有多少不同。但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暴露的問題在於，一切渴望“走向國際”運用的表現手法本身都是來自於“國際”，而根植於中國的文藝傳統又沒有完成現代化轉型，哪怕錯失諾貝爾的老舍、沈從文或林語堂等前輩都不例外。在這一點上，把所有當代小說打碎了糅合在一起都不能與一部《紅樓夢》相提並論。18世紀的《紅樓夢》超越了古典和現代的藩籬，它源於中國文化，在美學上卻又有先鋒前衛的特點，全書籠罩的虛空思想更是古典文學中獨一無二的體驗，在世界文學中也獨樹一幟，所以才能代表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
我們看《白鹿原》中，沒有什麼豪門大族，連《金瓶梅》裡西門慶式的土豪劣紳也都不及。但白家、鹿家畢竟是封建積習幾百年的兩大家族，一切陋習都在為歷史作證，例如眾所周知的有關田小娥的遭遇。這次電視劇不惜工本過濾原著中透著血腥氣味的荒誕場景。為畫面增加許多黃土高原的夢幻感，裝點一些嗩吶、秦腔、熱辣辣的油潑面，以種種民俗加以包裝，呈現充滿煙火氣息、看似更加真實的陝北人文風俗畫卷，在外表上還原了《白鹿原》，但骨子裡可能更遠離了陳忠實。像第二集，已經死過六個老婆的白嘉軒新婚。白嘉軒對新妻子仙草說了句：“你還真會暖人呢。暖著我心裡美著呢。”仙草對枕在她腿上的白嘉軒說：“打今兒起，暖你一輩子。”這種刻意製造的場景在劇中比比皆是，不僅拉長篇幅那麼簡單，而是從細微處對原著進行改造。
電視劇是一次大型整容手術，後半部分最引人關注的白靈和白孝文，相比前面那些男女風化問題更加尖銳。如何看待《白鹿原》中的革命風暴？歷來號稱紅色老區的陝北，迷惘和灰暗肯定不是官方記錄的“正史”，恰恰《白鹿原》的故事內核來自於又“土”又“俗”的民間傳奇，換句話說就是“野史”。那麼，今天的輿論越是宣揚《白鹿原》如何史詩一般的高大上，越是在把原著的影視化推上風口浪尖。正如一些網友指出，小說《白鹿原》旨在呈現歷史洪流下的荒誕色彩。而今天的電視劇《白鹿原》旨在迎合主流革命敘事：每一個鏡頭語言，都要符合當代觀眾與審查機構的預期。它的敘事，致力於展現常態；它用摒棄血腥，排除惡心的正常敘事，來構建革命話語的正確性。
好比《白鹿原》中白嘉軒，演員張嘉譯為這個人物注入傳統儒家思想薰陶下的封建家長氣味，其實他作為一個鄉村家族子弟，當地並沒多少文化根基，只不過因為朱先生等偶然的機遇，他才接觸到一些封建禮教學問。張嘉譯的演繹是遵循“改編”或“再解讀”的，淡化了這個人物的一些陰暗面。因此在革命風暴中的家族衝擊，這個透著儒家長者情懷的人物更能讓人感觸。
事實上田小娥才是真正書香門第出身，只因是一個女人，處於新舊時代變化之間，處於封建時代奔潰前夕的鄉野，當年被父母出賣，生生被逼著活成了一個異類，而她最後掙扎的歸宿竟然是為了要歸附封建家族象徵的祠堂。電視劇自然也圍繞這個女人的命運大作文章。年紀輕輕的李沁駕馭田小娥顯然比較吃力，但她勝在形象清新，多少增加這個人物的無辜感。由於刪去了那些情色內容，當然也是為了喚起觀眾對這個角色的同情。
回過頭再看《白鹿原》的地位，如同賈平凹的《廢都》，同期問世這兩大陝西代表作家的爭議作品已經很說明中國作家在尋求純文學通俗化時不可避免的媚俗與困惑，但不論陳忠實還是賈平凹都不是米蘭·昆德拉，也許他們有過學習或借鑑，但又中國版的山寨技術，所以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地位不高，不完全是什麼翻譯和排斥，本身自有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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