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外來文化的參照，我們很難看清楚自身，瞭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與共性，不同文化之間的借鑑乃至融合，古人為我們提供了經驗、教訓和方向。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不同的文化享有許多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交流的價值在於影響人們的思想、行為，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外來文化不僅是補充，還將激發出創造和發展的活力。
中國漢唐時期有很多外來文物，自身製造的一些器物中有些造型、紋樣，原本也來自外來文化，最終融入了人們的生活之中，分辨它們的淵源流變，會發現交流使社會的物質文化不斷推陳出新，精神資源也不斷豐富發展，交流給人類社會進步帶來了巨大影響。
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絲綢之路”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曾是中國早期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國東臨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北接荒蕪人煙的西伯利亞，西北是蒼茫險峻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西南為聳入雲端的喜馬拉雅山。當人們無法跨越這些地理障礙時，這種自然環境帶來的消極觀念，影響和限制了人們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封閉的環境，早期的政治地理概念，又被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發揮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的大一統觀。
公元前2世紀發生的“張騫通西域”事件，動搖了這一傳統觀念。張騫（約公元前164-前114年），歷經千辛萬苦的西方之行，直接原因是要聯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然而卻成為一次放眼看世界的突破，意外的收穫是，使中國開始逐漸勾畫溝通歐亞的藍圖，此後不斷派出的龐大使團，不再完全以政治軍事為目的，改變了過去把異態文明看作是自身敵人、採用一些極端的方式加以對付的做法。許多國家的使者也紛紛來到中國。“張騫通西域”開創的與西域諸國政府間的往來，使對異國滿腹孤疑的防範心理逐漸變為試圖瞭解和求知的渴望，一代代肩負重任的使者，穿梭於異常艱難的戈壁沙漠通道，尋找著東西方文明對峙中的調解辦法。
東、西雙方使團互訪，常常帶著各種禮品，有的以使團的名義實際卻是純粹的商業活動。人們通過商品交換逐漸增加了對方的瞭解，進而開始了文化方面的交流。
文獻記錄與考古發現不同，文字記錄主要讚揚武力戰爭，對將士的歌頌。考古發現卻是精美的外來藝術品，或默默地緬懷絲綢之路的盛況的商賈和駝隊。文字記錄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考古發現的多是日常生活的器物，更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西漢（公元前202-公元8年）以後，西域各國、各民族前來中原王朝的次數巨增。路途上主要是用駝馬等運送物資，因此胡人牽引的滿載貨物的駱駝成為那個時代具有特色的文物，形象地反映了東西交往的盛況。在漢代張騫之後，值得一提的是隋煬帝（569年-618年），他是中國歷史上親自西巡的君王，曾率眾歷時半年到達張掖，會見了西域二十七國的君主或使臣，場面十分隆重。後來諸番酋長又會集洛陽進行交易，“相率來朝貢者三十餘國”。隋煬帝命整飾店肆，陳設幃帳，陳列珍貨，大設魚龍曼筵之樂，會見西方賓客。盛會晝夜不歇，燈火輝煌，終月而罷。這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創舉，猶如一次“萬國博覽會”，對中外交流是一次大促進。
漢唐時期墓葬出土的駱駝俑
唐代（618-907年）是中國政治史上更為成功的王朝，它的前半段是一個穩固的專制帝國，通過強化控制防止了內部的衝突，對外則積極主動地進行外交。與“張騫通西域”相比，統治的觀念變化更近一步。唐初在一次宴會上太上皇李淵令突厥、南蠻首領共同歌舞，高興地說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感慨各族人聚集一堂，四海一家。唐代第二個皇帝李世民，擊敗了西部勁敵突厥人後，曾興奮地對來自中亞安國（故地在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布哈拉一帶）的人說：“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可見即便是通過殘酷戰爭，和平通商和友好交往是最終的目的。
東西方之間的中亞地理環境惡劣﹑氣候變化莫測，當時只有駱駝才能穿越那些令人生畏的沙漠戈壁。漢唐文物中駱駝被特別加以表現，塑像、繪畫等藝術作品大量出現，反映的是人們的欽佩、崇敬之情，和對絲綢之路勇敢的開拓精神的歌頌。而且駱駝與商胡常常是一種固定的組合。展現了杜甫詩中的“東來橐駝滿舊都”、“胡兒制駱駝”的具體形象。商胡幾乎都是深目高鼻，滿臉濃密的絡腮鬍，或禿頭頂，或捲髮，身穿翻領長袍，足蹬高靴，帶各種胡帽。高超的藝術家們對各國來的客人有深刻了解，塑造出各種各樣生動的容顏，這些見多識廣的胡人也是中西文化的傳播者。
唐墓中出土的胡人牽駝俑
唐墓中出土的胡俑細部
漢唐駱駝形象的變化的軌跡，表現出中外交往的不斷深入。漢代駱駝較少，而且顯得有些稚拙，蹄子與馬蹄無異，形象塑造與真實的駱駝存在差距，似乎對駱駝並不十分了解。北朝時期的駱駝多以馱載物品為特徵，點明駱駝的運輸的用途。唐代胡人牽引載貨駱駝如同是天經地義的造型選擇，把它和對外交往、交通貿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除了時代變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西北出產駱駝的地區，駱駝的形象塑造並不精緻，反而越靠東方不生存駱駝的地區，駱駝形象塑造越多、製作更為生動。即在越不熟悉繁榮地區刻畫越精美，顯然是在嚮往、獵奇後的創作，是把駱駝作為一種符號，象徵當時“絲綢之路”的興盛。有些塑像抓住了駱駝習性中精彩的瞬間，充滿動感，極為傳神，刻意表現駱駝與自然抗爭、勤勞頑強的特點，勾畫出“無數駝鈴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美妙圖景。
漢墓中的駱駝形象
漢代開通的絲綢之路，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唐代堅持寬容、開放的治國方略，在古老的傳統和外來文化影響的漩渦中尋找自己的前進的方向。胡人與駱駝的大量出現，反映了對絲路貿易的重視已不是政府和統治階層獨有的崇尚，絲路貿易、對外開拓的精神成為社會普遍的追求。到了唐代，出現了“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首都長安已如同世界的大商場，舉行著永不謝幕的國際博覽會，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
商品的魅力與東西方的碰撞
對異域物產的驚奇和需求，是商貿交往的最初誘惑。在重農抑商、自給自足的農業中國，商業的繁榮是對傳統的衝擊，然而商貿過程中帶來公平意識，影響到人們在生活其他方面的態度。
新疆烏恰深山的一個石縫中曾發現大量的金條和947枚薩珊銀幣，通向樓蘭的黑山樑也發現過970多枚唐“開元通寶”銅錢。與其他考古發現不同，這些荒蕪之地的發現，顯然都是過路商人因突發事件而埋下的，也證明了東西方之間大規模地相互購買貨物。絲路貿易的繁榮，使波斯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和唐“開元通寶”成了跨區域的通用貨幣，外來的金銀錢與中國的銅錢還出現了明確的換算關係。
商品中包含著文化內涵，人們在享受外來的物質利益的同時，會產生對另類文化了解的慾望，如同西方諸過通過美麗的絲綢等認識了中國一樣，中國也通過外來商品逐漸認識了外部世界。通過商品的溝通，到了唐代，人們不再一味用居高臨下的態度描述其他諸國，某些近乎詆譭的語言也大大減少，商貿之路的成了東西方文明的對話之路，頻繁的商貿活動成功地轉化為文化的交融。
絲綢之路中國段沿線出土的外國金銀幣
駝背滿載的織物、絲束，形象地述說著絲綢流向西方，駝背上攜帶的長頸瓶、胡瓶、扁壺等，也表明外來物品的傳入。這些物品穿過荒蕪的戈壁灘和茫茫的沙漠，由大大小小的商貿隊伍帶來，為中外經濟貿易留下了永久的記憶。駝背上詳細刻畫的扁壺和胡瓶，是對異域器物惟妙惟肖的塑造，在考古發現的實物中也有發現。
駝俑背上的外來器物
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輸入品中，戰國到東漢時期常常發現的玻璃珠是重要的一類，由於表面有各種色環，被稱之為“蜻蜓眼”。許多“蜻蜓眼”玻璃珠的化學成分主要是鈉鈣，這在埃及公元前13、12世紀就已出現，很快遍佈於中亞、西亞。中國許多省市都有發現，較早的出土於貴族墓中，稍晚的在中小型墓中也有，出土時位於屍體的頸部和胸部，多的達千枚以上。
外國輸入玻璃器皿，是採用型壓、無模吹制或有模吹制而成，成分主要為鈉鈣。產於羅馬地區的主要在廣州、洛陽、南京及遼寧地區出土。這批玻璃器的質地、器形以及堆貼玻璃條、磨花等裝飾技法，都是羅馬玻璃常見的特點。薩珊玻璃器皿更廣泛出土在中國的新疆、寧夏、陝西、北京、河南、湖北等地。薩珊玻璃擅長在表面用挑勾和磨琢的方法制出乳釘或凹凸圓形的裝飾。伊斯蘭玻璃紋樣以幾何紋刻紋為最多見，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唐代地宮中出土了一批盤、缽，保存完好，製作精美，是伊斯蘭玻璃中罕見的珍品。
中國發現的羅馬玻璃器
陝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
輸入品中還有金銀器，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的銀盒，製作技術採用錘揲方法做成凸起的紋樣，猶如浮雕，富有立體效果。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東漢墓出土一批掐絲、焊金珠、鑲嵌綠松石和水晶的金飾品，都是來自外國。漢代以後羅馬銀盤、薩珊銀盤、中亞的銀碗和銀壺等也紛紛傳入。
中國發現的外來文物，許多都是舉世無雙，而且至少具備五個特點：有準確的出土地點；經過科學發掘獲得；器物製作年代下限明確（有墓誌伴出）；同其它器物有組合關係；器物保存完好。這在地中海地區、西亞、中亞等原地也是少見的。這些珍貴的器物表明了中國與西方諸國的往來十分密切。
各國派往中國的使節或商人帶來的外來土特產與新技術令人耳目一新，首先在技術層面對中國產生了影響。中國古代玻璃器、金銀器早期多采用鑄造技術，沒有顯示出玻璃、金銀材料製造器物的優越性。外來物品的輸入，使玻璃逐漸採用吹製法、金銀逐漸採用錘揲工藝，掐絲、粘金珠技術也很快被中國掌握，漢代的金灶、金龍，就是用這種技法制成。
中國發現的外來銀盤和銀碗
古代器物除實用性之外，也包含著精神文化的內容，作為商品輸入後，也會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們的思想。中國最初對外來事物的借鑑，通常是吸收和改造。齊王墓隨葬坑出土的銀盒，看上去象“豆”。但器物下面的座及上面的紐是青銅的，為後來安裝。材質雖然不協調，原有器形改變後，卻符合了中國人的審美和使用。同樣的做法也出現在歐洲，他們將中國的瓷器加上把手。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遺寶中有一件極為奇特的瑪瑙獸首杯，早在西亞的亞述（Assyria）、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已經出現，在西方被稱作“來通”（rhyton），多是角杯形，底端有孔，液體可以流出，用途與中原人生活習俗無關。令人驚異的是這類器物傳到中國後，陶瓷器中出現了仿製品，而且還出現在唐代表現貴族生活的壁畫場景中。仿製品還保持著角杯狀、底部有獸首的形態，由於生活習俗不同和對西方文化的生疏，底部都沒有洩水孔，已經失去了原本的實用性。追求新奇是對異類文化的關注，即便是濫用外來文化成分，卻是思想上的解放。
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發現的獸首瑪瑙來通
西亞亞述和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來通
中國發現的唐代陶瓷來通
外來物品及其文化，使中國傳統的藝術表現也出現變化，絲綢之路的暢通，西方藝術中的植物紋衝擊了漢代的龍怪、雲氣獨霸的現象，生動活潑忍冬、葡萄等植物紋樣立刻被接受，迅速流行，成為中國考古、美術史上的一次大變化。
中國古代帝王和官修史籍的編撰者都認為自己是世界地中心，周邊鄰國為“蠻夷”，商貿活動用所謂“朝貢”來表述，事實上通過“朝貢”而得到的“賞賜”，本質上仍體現通商貿易關係，商品的魅力和移植在物品上的文化，最終使商貿活動轉化為文化的交融。
模仿借鑑與文化的饋贈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古人即有“五胡亂華”的詆譭，也有“胡越一家”的感慨。但無論如何，文化的碰撞都會使後人享受恩惠。古代文物展示出的各民族和東西方文化交融，形象、深刻地揭示在交流中人們觀念和生活的改變。
外來器物的新穎造型和紋樣，激起了人們的創作熱情，因而出現了一些精巧化、多樣化、無固定模式、自由隨意創作的器物群體。中亞粟特盛行一種帶環形把手的杯，唐代進行了仿造，開始時還將器體的稜面飾聯珠紋、把手帶指墊和指鋬環、指墊上飾胡人頭像等充滿趣味的細節直接仿造。後來融入的創新成分是將外凸的八稜改為內凹的八瓣，分界處的聯珠變做柳葉，指墊做成多曲三角形，杯腹的主題紋飾也換成濃郁唐式風格的狩獵圖和仕女遊樂圖。這種杯最初與其說是實用品，不如說主要用於觀賞，但由於帶把給使用上帶來便利，最終擴展到陶瓷器的製造上，並開創了後代帶把器物的流行。中亞地區地多瓣造型的器物傳入中國後，也很快融匯演變成瑰麗唐式作風，凸瓣、細密水滴狀瓣形變為桃形蓮瓣裝飾。器物形態與生活習俗有關，直接仿製外國的器物很難流行，只有進行重新搭配和改造，才能夠被人們接受並一直流行。唐人以很高的藝術修養，在欣賞西方藝術的同時，把富與變化的多曲形改造成了適合中國人使用的創新產品，呈現出花朵般的造型設計，既體現了對異域文化的取捨和改造，也自然融入了東方的審美情趣，演變後新的樣式又成功地得到推廣，後來花瓣形的杯、碗和高足花口杯成為中晚唐乃至宋代器皿的主流。西方器物的傳入，也一定程度引起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陝西房陵公主墓壁畫中仕女手持的器物有許多都是外來的器形，應是貴族生活的的真實反映。
粟特式帶把杯
唐式帶把杯及其裝飾細部
唐代“胡瓶”的出現和流行更是對外來器物的直接接受。胡瓶器身橢圓形，細長頸，流口作鳥啄形，帶蓋，口部到腹部有彎曲的把。文獻記載它來自東羅馬等地，形狀奇特。唐代的吐蕃人、安祿山等都向朝廷進獻過“胡瓶”。日本奈良正倉院保存一件銀平脫漆胡瓶，書於天平勝寶八年（公元756 年）的《東大寺獻物帳》上稱之為“漆胡瓶一口”。胡瓶雖然不是中原漢人的發明，但使用起來方便，很快成為唐人生活中新崛起的器類，並用陶瓷製作來滿足廣泛的社會需求，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比器物更為重要還有傢俱的變化，中國古人原本席地而坐，相配合的傢俱是低矮的幾、案之類，後來從西域傳來一種便於攜帶的輕便坐具“胡床”，即今天還在使用的輕便的摺疊凳，也就是俗稱的“馬紮兒”。胡床在隋代以後改名為“交床”，使用時是下垂雙腿，雙足著地。又受佛教的垂腳坐式的影響，最終出現了高腿椅子。高背椅子在唐代叫繩床或倚床，宋代有人作了明確的解釋，說是一種可以垂足靠背的坐具。唐末木字旁的“椅”字正式出現。宋代以後人們終於改變了跪坐的習慣。
起居方式會引發了生活習俗的一系列變革。高腿傢俱與席地而坐迥然不同，與椅子配套的是桌子，不光使得人們在居室內自由走動更加隨意，視野開闊，日常生活器皿形態、裝飾也發生變化。晚唐和宋代以後作為觀賞的圖案花紋，也由僅僅裝飾在器物外表變成裝飾內部。由於伏案姿勢的變化，甚至連人的著裝、書法的藝術追求也發生了改變。起居方式的改變也出現人際交往禮儀的新要求，儒家禮學大師認為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為禮，蓋相反矣”，“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傢俱的變化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卻比較徹底地改變人的生活和思想觀念。
北齊徐顯秀墓壁畫中的几案
唐代壁畫中的胡床
唐代高腿椅子
音樂、舞蹈、服裝等方面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在文物中得到明確的體現。唐初“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稍後增訂完成了十部樂，分為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廣泛吸收了各民族和外國外音樂和樂器的精華，打破了傳統文化的單調。外來的舞蹈，通過繪畫、圖案的方式保存下來。以快速、熱烈、剛健為特色的中亞胡旋舞，出現在一些器物的圖案裝飾上，北魏時適於馬背上攜帶的遊牧民族喜愛的扁壺，上面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和樂隊表演胡騰舞（胡旋舞）。唐人十分明確指出這種舞蹈源自中亞粟特，最初流行於胡人之中，後來幾乎遍及中國。莫高窟初唐220窟中幾乎完美地描繪出了這種技巧難度很大的舞姿，寧夏鹽池唐墓中甚至將之刻在了石墓門上，湖南長沙窯還把這種形象用來裝飾在瓷器。唐代的音樂舞蹈出現的雄強之氣，是與此前不同新的精神面貌，其中得益於對外來藝術的借鑑。以外來樂舞為參照完成的更新改造，滿足了新時代人們追求精神享樂的渴望，而且中國古代樂舞大多帶有“功成作樂”的性質，與禮儀制度有關，是禮儀制度層面對外來文化的吸收。
表現人體自然之美，是古希臘羅馬的藝術追求。借絲綢之路的暢通，一批西域畫家將之東傳。新疆尉犁縣營盤在漢晉時期古墓中織物中可見異域風格的人物。北齊時從中亞移居而來的曹仲達，畫人物“其體稠疊，衣服緊窄”，象水溼過似的貼在身上，後世有“曹衣出水”之說，隋唐時這種藝術風格被廣為接受。在陶俑的變化中，有從唐初閒雅而瀟灑、到盛唐的豐麗而浪漫、再到晚些時候舒展而放縱的演變。漢魏時期傳統的褒衣博帶式裝束到在唐代受到了新奇而大膽的胡服所衝擊。女性服裝的變化中最有趣的是冪離、幃帽、胡帽的更替。冪離是在帽下垂布帛將全身遮蔽。帷帽為下垂布帛到頸。胡帽不垂布帛。最初由遮掩全身防止窺視轉變靚妝露面時，受到了唐高宗的嚴厲斥責，認為是“過為輕率，深失禮容”，被視為輕佻之舉，但這種服裝新潮流並沒有因為皇帝反對而改變，在相隔60年後的唐玄宗時期，不僅詔令認可，還進一步要求婦人“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鼓勵婦女靚妝露面。
通過絲綢之路西方各國和各民族的人大量來到內地，著裝奇特的胡人、胡姬，帶來了異域的審美傾向，唐代女性服裝由全身障敝到窄狹貼身，再到坦胸露肌的動態變化過程，使缺乏對人體美追求中國古代造型藝術發生了改變，這種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出現的反傳統現象，其社會意義更為重要，應該是社會風尚、觀念的深層變化。
結語
古代文物呈現出一個疊宕起伏、精彩變幻的世界。器物的製造、演變中每個充滿趣味的細節，不僅凝塑著古人的智慧和情感，還可以看到與外來文化的交融。漢唐時期的移民與征服、交往與貿易，產生出文化的相互饋贈往往超出最初的設想，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人們接受外來文化的態度不斷轉變，突破國家、民族、地域的限制，放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陳腐觀念，以寬容與開放的心態主動善意與各民族交往，極大促進了中國文化新的整合和盛世輝煌的出現，也加速了東西方文明的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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