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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在科創上，還是工業產業園的路數，遠離高校、研究院所和實驗室。這對科創產業的發展有一定限制。更大的問題是現有的商品房模式，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來新秀，他們將來會很厲害，但現在靠他們自己的當期收入和信貸，還難以在上海落腳。我們應該要他們進得來、落得下腳。”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前任院長周其仁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談及上海的城市發展時表示。
其實上海只是眾多城市中的一角，其中反映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上海的問題。
受訪者：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前任院長
以下內容根據採訪內容整理
▌失去傳統優勢的城市，就不能不斷形成新的輻射優勢嗎？
紐約的錢並不是只來自紐約人的儲蓄，也絕不是隻給紐約人用，而是匯聚全球資本，再給全球用。巴黎的時尚也不只是巴黎自創自賞，而是匯聚天下時尚尖子並輻射、引領全球。
在全球範圍集聚優質人才和資源，高密度有效集聚，然後提供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輻射、引領和服務，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全球化城市。城市核心其實是輻射，也就是要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
現在中國很多一線城市也在努力建設全球城市。
比如上海要建設全球化城市，集中要考慮的就要如何能對長三角、長江經濟帶、全國以至於亞太和全球貢獻哪些獨到的產品和服務。老上海為什麼在全國影響力大？還不就是在那個時代能給全國提供其他城市難於匹敵的工業產品、技術管理人才、還有文化時尚。當別的城市還不能提供這些東西時，大上海就奠定了自己在全國的影響和地位。
但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別的地方會學習、改進、趕超，總有一批批的產品和服務別人也有，甚至超過上海、領先上海，讓上海感受到競爭的壓力。
最大的挑戰是上海能不能不斷形成新的輻射優勢，不斷拿出新的獨到的產品和服務？從全球城市看，像倫敦、紐約、東京等，都經歷過比較優勢變化、升級的過程。
這件事情上，向前看很重要。
覆水難收的傳統優勢失去就失去了，關鍵是長出新的沒有？過去紐約的製衣業也名冠天下，後來不行了就不行了，但人家金融業起來了，反正馬雲那麼厲害，上市融資還是要跑到華爾街去。一雞死、一雞鳴，所以紐約涼不了。
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一般的招商引資思維來充當全球城市的發展戰略，不是把別處的GDP招過來、搬過來，好像搬夠了數，自然就是全球城市。一定要在競爭中定位，拿出別人拿不出或很難拿出來的東西，與兄弟城市、全國其他城市做好分工，別人做得比自己好的事讓別人做，聚精會神做其他城市做不了或難做好的事。
戰略著眼點還是增強輻射能力，要給別人東西。搬人家現成的、甚至剩下的，再多也輻射不出去。建設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牛鼻子是提高輻射能力，著眼於輻射來集聚，吸引、集聚為輻射。
在市場裡，真正厲害的商家是給人產品越多，他自己越強。
▌歷史邏輯造就的上海：國企強、外企強，本土民企弱
最近有議論說，上海不具備創業公司所需要的環境，錯失了互聯網發展機遇。在我看來，什麼機會都落不下，也不容易吧。否則不是早就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了嗎？其實一個城市的長處短處，常常靠得很緊。
老上海是近代全球貿易背景的產物，在開放、商業、製造、金融、文化等方面闢出了一條都市崛起之路。正因為上海是全國財經重心所在，所以進入國家工業化以後，也一直是計劃經濟的重鎮，對上海管得非常嚴。
這和浙江、福建、廣東包括後來的深圳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上海多少年非嚴守財經紀律不可，難冒出市場經濟天下的英雄豪傑，這兩件事情有一定的關聯。
改革開放至今，上海的央企和地方國企強、外企也強，但本土民企弱，有一個歷史邏輯在起作用。前些年，總部經濟有點補救，就是吸引外地民企到上海進一步發展。問題是別的地方也不會眼看孔雀飛上海，大家改善投資和營商環境，你拉他留，孰重孰輕不是單邊發力。
從長期看，上海還是要把培育本地民企成長，放在更突出位置。
▌下一輪創富潮：中國新一代民企很大程度是科創型
民企板塊弱，不是小事情。但來日可追，因為時勢造英雄，中國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時代節點，下一步有機會大發展的民企，更多靠科學知識，更多靠“運用新的科學原理來解決實際問題”。科創型民企一定引領下一波民企潮。
科創企業“科”字當頭。
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礎科研成果和高級知識分子，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在全國領先，加之城市綜合生活品質比較高，對全國、全球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也別具優勢。這方面的優勢上海還遠遠沒有充分發揮。
一個關節點是轉化，龐大的國家科學研究投入，如何轉化為技術、產品和市場優勢，反過來再支持基礎科學研究？
我們去硅谷、波士頓、奧斯汀或特拉維夫看，大量科創企業與大學、研究院、實驗室裡的純科學高頻互動，越來越打成一片，在空間上差不多新創科技公司大量圍著高校、研究院和實驗室而建，說明科學研究、技術開放、產品與市場開發高度融合，來往非常密切，以至於在空間上根本不可能相隔太遠。
更實質的挑戰是科研成果向產業轉化。
我們大部分高校科研機關都是國有的，如何釋放科研成果轉化的巨大潛力，涉及產權界定和體制成本。教授科學家搞發明，多少是國家的，多少是個人的或團隊的，要有一條清楚界定的線。
美國1980年代拜杜法案就明確了，利用公共資源形成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權屬於大學，再由大學向社會轉讓專利使用權，轉讓價格公開競爭形成，沒有聯邦資產流失問題。教授開發團隊和其他新設科創小公司，都可以參加使用權競標，獲得後再開發。
中國也參考了拜杜法案，目前已經承認在國有單位工作的教授科學家，即便對職務發明，也擁有合法的權益佔比。雖然不少地方把這個權益佔比定得還比較高，但表達了鼓勵創新成果轉化的政策傾向。
不過我們也觀察到，國有機構科研成果轉向市場，整體定價程序還是手續繁雜，關鍵是我們的大學還行使不了國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你讓他行使，他要問這個部那個部，問來問去誰也不肯為國有資產流失擔責。
在整個專利市場作價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僅提高研發團隊的權益佔比，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整個專利無價，研發者權益佔比再高，實際意義也不大。
▌創新的本質：直面不確定
當然，發展也不能單純用追趕思維，不能看人家有什麼新進展，就趕快規劃、佈局。這種追趕思維也有代價，就是老在追確定性目標，忽略了創新的本質是直面不確定。
▌要讓那些將來很厲害的人，現在能在一線城市落得下腳
目前的上海科創，還是工業產業園的路數，遠離高校、研究院所和實驗室。高校周圍的產業群還有待形成，一個可能是搬出老上海的大學、研究所要捨得多拿出一些空間來辦科創企業，包括師生團隊和外來的大學專利使用團隊。還有就是老大學集中區，為科創產業使用的空間還要見縫插針，多多益善。
更大的問題是現有的商品房模式，是把多少年形成的高儲蓄轉化成房子，買的時候要一次性付清這個物業未來幾十年的收益。買下來之後，才有資格享受資產升值。這個模式對城市建設有貢獻，因為適合很大一部分居民家庭的情況。
新問題是年輕人，特別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來新秀，他們將來會很厲害，但現在靠他們自己的當期收入和信貸，還難以在上海落腳。現在落不了腳，以後的故事就都沒了。這裡並不是要討論房地產政策，而是從上海要發揮科創優勢，涉及到一個相關難題。
深圳現在抓青年人才公寓，我覺得抓到點子上。我到現場去看過，做法就是把一批城中村的原住民房產改建成青年人才公寓，只租賃不出售，價格合理，居住條件也像樣，付租金就落腳，包括年輕小家庭。讓這些還在奮鬥的年輕人一下子付未來70年土地收益，那還不是為淵驅魚！
這樣看，上海的後發優勢還在後頭。
如果能讓很多未來厲害的年輕人進得來、落得下腳，又能激發上海大學科研機構的存量優勢，那就構成上海的科創優勢，可能完全不亞於上海的航運中心和金融中心優勢。在這個基礎上一定會產生一大批科創型民企，顯著改善上海企業所有權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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