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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在科创上，还是工业产业园的路数，远离高校、研究院所和实验室。这对科创产业的发展有一定限制。更大的问题是现有的商品房模式，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来新秀，他们将来会很厉害，但现在靠他们自己的当期收入和信贷，还难以在上海落脚。我们应该要他们进得来、落得下脚。”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周其仁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及上海的城市发展时表示。
其实上海只是众多城市中的一角，其中反映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
受访者：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
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失去传统优势的城市，就不能不断形成新的辐射优势吗？
纽约的钱并不是只来自纽约人的储蓄，也绝不是只给纽约人用，而是汇聚全球资本，再给全球用。巴黎的时尚也不只是巴黎自创自赏，而是汇聚天下时尚尖子并辐射、引领全球。
在全球范围集聚优质人才和资源，高密度有效集聚，然后提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辐射、引领和服务，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全球化城市。城市核心其实是辐射，也就是要给别人提供产品和服务。
现在中国很多一线城市也在努力建设全球城市。
比如上海要建设全球化城市，集中要考虑的就要如何能对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全国以至于亚太和全球贡献哪些独到的产品和服务。老上海为什么在全国影响力大？还不就是在那个时代能给全国提供其他城市难于匹敌的工业产品、技术管理人才、还有文化时尚。当别的城市还不能提供这些东西时，大上海就奠定了自己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
但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别的地方会学习、改进、赶超，总有一批批的产品和服务别人也有，甚至超过上海、领先上海，让上海感受到竞争的压力。
最大的挑战是上海能不能不断形成新的辐射优势，不断拿出新的独到的产品和服务？从全球城市看，像伦敦、纽约、东京等，都经历过比较优势变化、升级的过程。
这件事情上，向前看很重要。
覆水难收的传统优势失去就失去了，关键是长出新的没有？过去纽约的制衣业也名冠天下，后来不行了就不行了，但人家金融业起来了，反正马云那么厉害，上市融资还是要跑到华尔街去。一鸡死、一鸡鸣，所以纽约凉不了。
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一般的招商引资思维来充当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不是把别处的GDP招过来、搬过来，好像搬够了数，自然就是全球城市。一定要在竞争中定位，拿出别人拿不出或很难拿出来的东西，与兄弟城市、全国其他城市做好分工，别人做得比自己好的事让别人做，聚精会神做其他城市做不了或难做好的事。
战略着眼点还是增强辐射能力，要给别人东西。搬人家现成的、甚至剩下的，再多也辐射不出去。建设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牛鼻子是提高辐射能力，着眼于辐射来集聚，吸引、集聚为辐射。
在市场里，真正厉害的商家是给人产品越多，他自己越强。
▌历史逻辑造就的上海：国企强、外企强，本土民企弱
最近有议论说，上海不具备创业公司所需要的环境，错失了互联网发展机遇。在我看来，什么机会都落不下，也不容易吧。否则不是早就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了吗？其实一个城市的长处短处，常常靠得很紧。
老上海是近代全球贸易背景的产物，在开放、商业、制造、金融、文化等方面辟出了一条都市崛起之路。正因为上海是全国财经重心所在，所以进入国家工业化以后，也一直是计划经济的重镇，对上海管得非常严。
这和浙江、福建、广东包括后来的深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多少年非严守财经纪律不可，难冒出市场经济天下的英雄豪杰，这两件事情有一定的关联。
改革开放至今，上海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强、外企也强，但本土民企弱，有一个历史逻辑在起作用。前些年，总部经济有点补救，就是吸引外地民企到上海进一步发展。问题是别的地方也不会眼看孔雀飞上海，大家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你拉他留，孰重孰轻不是单边发力。
从长期看，上海还是要把培育本地民企成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下一轮创富潮：中国新一代民企很大程度是科创型
民企板块弱，不是小事情。但来日可追，因为时势造英雄，中国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时代节点，下一步有机会大发展的民企，更多靠科学知识，更多靠“运用新的科学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科创型民企一定引领下一波民企潮。
科创企业“科”字当头。
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科研成果和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领先，加之城市综合生活品质比较高，对全国、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也别具优势。这方面的优势上海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
一个关节点是转化，庞大的国家科学研究投入，如何转化为技术、产品和市场优势，反过来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我们去硅谷、波士顿、奥斯汀或特拉维夫看，大量科创企业与大学、研究院、实验室里的纯科学高频互动，越来越打成一片，在空间上差不多新创科技公司大量围着高校、研究院和实验室而建，说明科学研究、技术开放、产品与市场开发高度融合，来往非常密切，以至于在空间上根本不可能相隔太远。
更实质的挑战是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
我们大部分高校科研机关都是国有的，如何释放科研成果转化的巨大潜力，涉及产权界定和体制成本。教授科学家搞发明，多少是国家的，多少是个人的或团队的，要有一条清楚界定的线。
美国1980年代拜杜法案就明确了，利用公共资源形成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属于大学，再由大学向社会转让专利使用权，转让价格公开竞争形成，没有联邦资产流失问题。教授开发团队和其他新设科创小公司，都可以参加使用权竞标，获得后再开发。
中国也参考了拜杜法案，目前已经承认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教授科学家，即便对职务发明，也拥有合法的权益占比。虽然不少地方把这个权益占比定得还比较高，但表达了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政策倾向。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国有机构科研成果转向市场，整体定价程序还是手续繁杂，关键是我们的大学还行使不了国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你让他行使，他要问这个部那个部，问来问去谁也不肯为国有资产流失担责。
在整个专利市场作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仅提高研发团队的权益占比，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整个专利无价，研发者权益占比再高，实际意义也不大。
▌创新的本质：直面不确定
当然，发展也不能单纯用追赶思维，不能看人家有什么新进展，就赶快规划、布局。这种追赶思维也有代价，就是老在追确定性目标，忽略了创新的本质是直面不确定。
▌要让那些将来很厉害的人，现在能在一线城市落得下脚
目前的上海科创，还是工业产业园的路数，远离高校、研究院所和实验室。高校周围的产业群还有待形成，一个可能是搬出老上海的大学、研究所要舍得多拿出一些空间来办科创企业，包括师生团队和外来的大学专利使用团队。还有就是老大学集中区，为科创产业使用的空间还要见缝插针，多多益善。
更大的问题是现有的商品房模式，是把多少年形成的高储蓄转化成房子，买的时候要一次性付清这个物业未来几十年的收益。买下来之后，才有资格享受资产升值。这个模式对城市建设有贡献，因为适合很大一部分居民家庭的情况。
新问题是年轻人，特别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来新秀，他们将来会很厉害，但现在靠他们自己的当期收入和信贷，还难以在上海落脚。现在落不了脚，以后的故事就都没了。这里并不是要讨论房地产政策，而是从上海要发挥科创优势，涉及到一个相关难题。
深圳现在抓青年人才公寓，我觉得抓到点子上。我到现场去看过，做法就是把一批城中村的原住民房产改建成青年人才公寓，只租赁不出售，价格合理，居住条件也像样，付租金就落脚，包括年轻小家庭。让这些还在奋斗的年轻人一下子付未来70年土地收益，那还不是为渊驱鱼！
这样看，上海的后发优势还在后头。
如果能让很多未来厉害的年轻人进得来、落得下脚，又能激发上海大学科研机构的存量优势，那就构成上海的科创优势，可能完全不亚于上海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优势。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产生一大批科创型民企，显著改善上海企业所有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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