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爸爸魏巍去世後，媽媽劉秋華像變了一個人。
曾經有一段時間，家裡熱鬧非凡。姐姐和弟弟家先後添了小寶寶，都放在媽媽這裡。爸爸的客人特別多，有時一天好幾撥。爸爸的事情也多，許多事情都要媽媽相助。那時媽媽儼然一位高級指揮官，把家裡指揮得井井有條。不僅如此，媽媽還很帶勁地在院子的空地裡都種上東西。窗戶下種竹子，院牆下種爬山虎，小路兩邊種花，大一點地方種樹，比較大的地塊種蔬菜。小院裡綠陰匝地，花樹滿園。空間裡小孩的啼哭聲、客人的話語聲，與媽媽的高嗓門交混迴響。
爸爸離開我們後，家事媽媽不管了，每天只靜坐在沙發上看看書報。看得最多的是各地紀念爸爸的文章，她細心地剪下來放在一個袋子裡，準備出一本紀念冊。
爸爸不在了，沒人再讓媽媽去招待客人、去找這個那個了。院子裡玉蘭、月季、丁香、凌霄花還是熱熱鬧鬧地開，蘋果、山裡紅、石榴、棗依舊壓彎了枝頭，可媽媽不再管它們了。爸爸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媽媽的精神也隨著去了，她沒有了生機。不管我們怎樣哄她高興，媽媽的話卻越來越少……一次電視臺採訪，讓媽媽談爸爸的事情，媽媽只說了一句：“他累啊，從沒有過休息……”就哽咽地說不下去了。
媽媽曾在一張紙條上寫下：你（指爸爸）慢點走，常回頭，等著我。由於過度思念爸爸，軍區大院又比較偏僻，與人交流太少，媽媽逐漸腦萎縮，病情發展很快，她喪失了語言能力。
媽媽變得願意握住別人的手，藉此表達對朋友和親人的感情，也是越來越衰老的身心對兒女的依靠。來了客人，媽媽很有風度地與其握手。我們也常常說，媽媽，握握手吧，她就伸出手。慢慢地，媽媽連伸手的能力也沒有了，我們就主動握住她的手，她很慈愛地看著我們。
媽媽快要走了，病痛折磨著她，她的手腫脹得透明。我握住她的手撫摸著，無限眷戀。想著經歷過的大大小小喜怒哀樂的事情，一切都還是那麼清晰、親切，令人難忘。
媽媽1925年出生於河北省安平縣報子營村一戶貧困家庭，是家中的長女。14歲參加村自衛隊，16歲入黨，當了指導員和青年抗日先鋒隊女隊長。日本鬼子對根據地頻繁“掃蕩”，我的姥爺被捉去挑死在村外的柳子地裡。當時媽媽也就16歲，家裡有未成年的弟弟和4歲的妹妹，她頂起了大半個家，種地、織布、挑水、洗衣、做飯什麼都幹。舅舅未滿15歲、個子還未長起來，非要去參加八路軍。我的姥姥和媽媽把他送到村口，姥姥什麼也沒有說，只是流淚。舅舅一年後再無消息。據《平安縣誌》記載，我的舅舅劉玉振已於1945年在戰場上犧牲，姥姥和媽媽一生都沒有停止對他的思念。
在艱苦條件下，為了抗戰，冀中人民在平原地區創建了青紗帳戰、地道戰、地雷戰等游擊戰術。一夜之間能聚集幾百民兵對封鎖溝、敵人的公路進行破壞。媽媽組織婦女破路挖溝、站崗放哨、鋤奸防特、傳遞情報。當時我們家是根據地的堡壘戶，常有八路軍領導住在我們家。聽老鄉講，一次聽村北頭喊：鬼子來了！那天住在家裡的是七分區司令員的愛人、婦聯幹部張子輝，大家趕緊鑽進地道。剛進去她說文件包落在屋裡。媽媽說，你別動，我去拿。媽媽迅速鑽出地道，抓起文件包又鑽了回去。
還有一次，媽媽被鬼子堵在了院子裡，翻牆跑到隔壁同族奶奶李杏閣家，李杏閣從鍋底上抹了兩把鍋灰塗在她臉上，讓她穿上老太太的破衣服低頭燒火，躲過一劫。李杏閣是根據地有名的子弟兵的母親，在自家地道里掩護、護理了70多名傷員。媽媽幫助李杏閣挖地道，還經常幫著一起護理傷員。1944年春節，爸爸當時在晉察冀一分區工作，去採訪李杏閣時遇到了媽媽，一見鍾情。1945年，媽媽也參加了八路軍。1946年3月19日，在平綏線上一個叫下花園的小車站，二人結了婚，此後為了革命工作聚少離多。
新中國成立後，爸媽先後進入北京，在部隊駐地有了相對固定的家。為了爸爸的事業，媽媽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心甘情願地當起了賢內助。她任過房管局團總支書記、幼兒園園長、工廠組織科科長，她總是隨著爸爸工作的變動而變動，但無論什麼工作她都充滿了熱情，正直而清廉。
媽媽不變的工作就是照顧爸爸和家人。爸爸的材料要媽媽收存、客人要媽媽招待，他外出要她陪伴，衣食住行要她照顧。為寫《地球的紅飄帶》，爸爸兩次實地尋訪紅軍長征路，60歲的媽媽相陪。第一次尋訪途中，爸爸的腳陷進田壟的泥窩裡，粉碎性骨折。那天媽媽犯了心臟病沒有同去，後來她百般埋怨爸爸工作起來不看路，說若她在就不會出這個事。“文革”中，爸爸被打成“三反分子”，一些人讓媽媽同爸爸劃清界限。媽媽的話毫不猶豫、斬釘截鐵：“我們槍林彈雨都拆不散，你說散就散了？！”爸爸的書出版，第一本總是送給媽媽。
媽媽常給爸爸講生活中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少寫入了爸爸的文章。媽媽的“許多辛苦奔波，也都化作書的生命而存在”（父字）。媽媽陪伴了爸爸62年。
2017年5月26日，媽媽去世了。我握住媽媽的手，無限依戀。媽媽，如果有來世我還要做你的女兒，我會摟住你，先親暱地說：媽媽，我們握握手吧。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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