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歷史的都知道清朝末年，在中國的北方（津冀魯地區）發生過一場庚子事變，也就是大家在教科書裡都熟悉的義和團運動。它作為近代最大規模的自發群眾運動，必然存在種種可議之處，這來自於它本身的歷史侷限性，但無論如何不應該否定它的抗爭，
是一次飽受壓迫的民眾不惜一切的反抗，其核心是一場正義的愛國運動，是瑕不掩瑜的。而對義和團運動最大的爭議除了在這場運動中由於迅速擴大導致的魚龍混雜，秩序混亂以外，恐怕是在一場實力懸殊的戰鬥中，弱小的一方是不是該主動反抗。
這個答案此後爭吵了三十年，抗日戰爭給了一個答案。抗戰勝利後，新中國建立後本來是清晰的，只是最近一些年多了許多不同的聲音。我在這裡還是可以給出這個中國人用鮮血證明的答案，中國是一個大國，他不怕鯨吞，他就怕蠶食。只要敢於去戰鬥，中國就能生存下去，而失去戰鬥的勇氣，要比失敗更可怕。義和團運動所應反思是方式方法而不是戰鬥本身。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大背景，是北方地區民間結社通過民教矛盾爆發出來，最後藉著北方大旱形成的流民潮造成了總爆發。談論義和團的人常常嘲笑它的盲目排外，但在清朝中後期這種民怨的爆發並不罕見，無論是五省白蓮教起義，還是太平天國，這些矛頭都是對內的，然而到了庚子年這個矛盾迅速的轉向對外。用教科書裡的一句話，這就是典型的外部矛盾已經大於內部矛盾，是飽受欺凌的老百姓對外國侵略者的厭惡已經大於對無能的清廷的厭惡。
雖然近現代有很多國際友人給中國人民帶來不小幫助，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許多傳教士確實是真誠的幫助中國人民的，但有無辜的個人沒有無辜的階級。義和團運動爆發的突破口民教矛盾也是當時已經如一堆炸藥般積累多年的華洋矛盾的一部分。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恰恰是列強自身，甚至這是他們有意識造成的局面。清代一直在試圖壓制民間秘密社會，列強的入侵迅速的加快了清政府的毀滅速度，社會秩序趨於崩解，民間結社也一發不可收拾。應該說八國聯軍試圖扮演一個文明守衛者和懲罰者的角色，卻就像德皇出征前的演講一樣，他們才是20世紀的匈奴人，是造成這個局面的元兇。
至於另一點也需要指出，義和團絕不是送死，這是對義和團運動極大的汙名化。義和團運動由於影視作品和一些宣傳成了一群烏合之眾用大刀長矛和列強的排槍對抗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典型的獵奇描述，就像西方人描寫祖魯戰爭一樣。義和團運動實際是一個導火索，它引爆了當時整個中國下層民眾對列強乃至對朝廷的怒火。清廷之所以在義和團運動高潮採取招撫之策，也是因為舉國之怒，如果不引導這股力量必將粉身碎骨。這點實際上和日後西安事變中的國民政府很像，如果不能順從這股民意，那麼在被日本人毀滅之前，它們會被國民所拋棄，被體制內，乃至體制外的其他力量代替。
實際上在整個義和團運動乃至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過程中，最能發揮作用的還是清軍的基層士兵和一些愛國將領。比如圍攻東交民巷的是董福祥的甘軍，在大沽戰死的是老將羅榮光，在天津戰死的是名將聶士成，在北倉自殺的是南來勤王的李秉衡，在璦琿死戰不退的是副都統楊鳳翔，在齊齊哈爾與城同亡的是黑龍江將軍壽山。應該客觀的說義和團雖然和八國聯軍發生了相當激烈的戰鬥，甚至在清軍潰敗後仍然戰鬥了一段時間，但和八國聯軍戰鬥的主力還是清軍的正規軍。
在論述義和團問題時，常常出現一種倒因為果的邏輯。把近現代中國的落後歸結於義和團式的人民拒絕歐洲人送來的現代化。典型的如鴉片戰爭帶來文明，乃是為貿易而戰的理論。其最終的進化版本大約就是日本人的中日親善，大東亞聖戰。有趣的是這種理論的倡導者在過去常常時歐洲人，而最近接過大棒的卻大多數是中國人。
這種自虐式的史觀只要我們看看非洲的例子就不難駁斥了。作為距離歐洲文明中心最近的存在，非洲的直接結果是被列強分割成一塊塊地圖上邊界筆直的殖民地。列強的入侵雖然客觀上帶來了被動的技術進步，但其主觀是要弱化，乃至消滅被征服者的。中國的倖存實際上是多種因素共同構成的，距離的暴政使列強在技術條件可以達到之前無法投送太大的力量到達這裡，而當技術水平足以使歐洲軍隊投送足夠的力量的時候，已經進入二十世紀這個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浪潮，皇冠落地，殖民時代結束的狂飆時代了。可以說1840年到1914之間，是殖民主義最後的狂歡，這段時間任何微小的抵抗都值得我們重視，是這一點點看來或成或不成的抵抗延緩了毀滅的腳步，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從這一點來說義和團運動具備真正寶貴的價值。
我們過去把義和團運動的視角可能還放的悲觀些了。義和團運動是一個導火索，它引燃了整個北方地區對列強的不滿，將數十年舉國上下的積怨釋放出來，乃至他的整個戰場也遍佈從東北，到華北，到山西的廣大地區。同樣它也是列強對華侵略的最高峰。列強從天津打到了山西，但是清政府可以逃亡到西安，列強可以佔領中國沿海的任何一個省份，而中國始終有著可以繼續戰鬥的遼闊國土和廣大人民，這場無盡頭的征途不是區區數萬外來侵略者能承受的，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日後日本人瘋狂的侵華戰爭的翻版。
固然日後中國簽訂了空前恥辱的《辛丑條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驗證了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由於列強間的矛盾，由於中國遼闊的國土，深遠的縱深，文化認同的高度一致性，既難以鯨吞，甚至也難以蠶食。在海邊架起幾門跑固然能嚇唬無能的清政府，但那是建立在清政府還能維持其統治的基礎上。此後列強的政策轉而在中國傾向於經濟手段，依託於中國本土的勢力，實際上中國亡國的危機已然度過了。三十年後，作為距離中國最近的列強，不信邪的日本不惜一切發起的侵華戰爭，從三月亡華到扶植汪偽，最終仍然不免導致了使自己覆滅的太平洋戰爭，恰恰印證了這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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