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92歲的徐欽敏常在安化樓下散步，也會看看鄰里們下軍棋。
安化樓興衰半世紀
本文首發於總第855期《中國新聞週刊》
92歲的徐欽敏喜歡每天下午到樓底曬太陽。樓道里陰暗，缺角的臺階上零星散落著垃圾和狗屎，他拄著柺棍下樓時，要小心繞過。
徐欽敏在這裡住了半個多世紀，樓很大，面積約2.03萬平方米，它叫作安化樓，曾和共產主義理想緊緊聯繫在一起。
1960年，北京建起了三棟八九層高的居民樓，作為城市的公社試點，分別位於當年的東城區、西城區和崇文區。安化樓便是崇文區的一棟。設想之初，計劃在居民樓裡讓住戶集體吃大食堂，設立幼兒園統一代管孩子等等，最終，這些理想都未能實現。
大樓興建的時候，徐欽敏剛過而立之年，就職的北京機床電器廠在廣渠門大街，不遠處正是安化樓的工地。附近工廠下班的人和他一樣，常要停下來望一望噌噌上漲的高樓。
原先低矮的平房被拆了好幾座，背後的水田和棗樹林裡的墳頭都掩進了大樓的影子裡。多年以後，作家史鐵生在《九層大樓》中，回憶過自己看見那棟高樓時的感覺，“就像一片朝霞轟然升起在天邊，矗立在四周黑壓壓望不到邊的矮房之中，明朗，燦爛，神采飛揚。”
徐欽敏跑去房管所，用自己遠在公主墳的40平方米平房，換了安化樓裡一間8.7平方米的小屋子，帶著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搬了進去。在他心裡，這裡更方便，離工作單位更近。這裡吸引著人們的目光，不只是因為共產主義的象徵，更多的是切實的便利以及未曾見過的電梯所帶來的新奇。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安化樓的牆體早已斑駁，歷史的塗畫痕跡一層又一層，樓梯破敗，四部電梯關了兩部，公共廚房的油漬沾滿各個角落。而與安化樓同時期興建的位於東城區的東直門北小街東側的北官廳大樓，已經在2004年率先消失在危房改造的爆破粉塵裡。2007年末，建立在西城區白塔寺邊的福綏境大樓出現在《北京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第一批）》中。
在房價飛漲的年頭，有錢的老鄰居早已搬離，徐欽敏成了安化樓裡所剩無幾的“元老”居民。曾熱切期盼住進這光鮮體面的大樓的人們，也與自己的悔意做了多年的抗爭和平衡。有居民在等待拆遷換房，也有外界人士把大樓跟法國的馬賽公寓（1952年建設在馬賽市郊的超級公寓住宅）媲美，提出要保護文化遺產。
只有所剩的兩座大樓依然站在北京城的歷史裡，不知進退。“鬼樓”
白髮被蓋在棒球帽下，徐欽敏的腳步還算矯健。前幾年，他逢人就會指出樓內的諸多問題，比如地上的垃圾、廚房的衛生。最讓他看不慣的是，他的鄰居們讓外來者隨意又雜亂地租住在裡面。
作為公租房，安化樓的居民曾經只需向房管所交月租，大約每月50元。近些年，不少居民悄悄以3000元／月的租金將房子轉租給外地務工者。徐欽敏曾義正辭嚴地指責，這是浪費公家財產。
這兩年，他不想再說了，樓裡早沒有他熟悉的鄰居。因為他的較勁，一些居民頗有微詞，也並不願與他交流。2000年之後搬來的居民，多數在等待著拆遷換房，這是樓裡最日常的話題。而徐欽敏看盡大樓近60年歲月，只想守著房子過完最後的日子。
樓內的過道陰暗，即便是白天。上世紀的木櫥擺在各家門口，上著鎖。生活雜物堆在櫥櫃周圍。唯獨能透出現代氣息的，是歪斜在牆邊的幾輛共享單車。
安化樓一層，有些老人在大廳裡面閒聊、納涼。
徐欽敏的小屋在三樓東側拐角，這裡曾經住著他一家三口，床還是用木板拼湊著釘起來的。兒子長大之後，睡不下了，三人就拿了幾張凳子接在床沿，橫過來躺。一個用自行車鐵皮做成外框架的暖壺，依然放在水泥地上。
徐欽敏眼見著老鄰居搬走，而樓裡來了一批又一批對這棟建築充滿好奇的人，有采訪的媒體，有找故事的記錄者，有電影劇組，還有來這裡玩“鬼屋”探險的年輕人。這些人把這裡當做歷史符號，但人來人往讓大多數居民失去了耐心。
出廣渠門內地鐵D口，往右手邊一抬頭，就能看見安化樓大門，外人隨意進出。大樓門外車水馬龍，和破敗的大樓相比，仿若橫跨兩個世紀。周圍林立的現代住宅，更令安化樓顯得矮小。去年11月，北京南部郊區的一場火災之後，安化樓大廳兩側的木質大門重新刷了一遍漆，墨綠的顏色在日光下顯得飽滿欲滴。從樓外看，粉牆白柱的色調沒有絲毫褪色的痕跡，拾級而上走向門廳前，有四個立柱，五六人的高度，大廳地面鋪著紅花方磚，正中曾有個小賣部，正對著兩部電梯的門。如今，“開心食品店”的招牌還掛著，但門窗上了鎖。居民說，也是在去年的火災之後關的門。大樓以大廳為中軸向東西延伸，再往南展開兩翼，呈U字形分佈，主樓九層，兩翼八層，能住下288戶。
原本計劃著大家共用食堂的共產主義大樓，如今每家每戶都關起門各自過起了自己的日子。距離安化樓11公里的福綏境大樓，2005年之後，作為防火問題突出的危房，政府來人勸說居民搬遷，90％以上的居民拿了補償搬離。騰空後的房子就全部砌滿磚頭，再貼上封條。
曾有358戶人家住在福綏境大樓的2.5萬平方米內。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環內，大樓擔負著巨大的拆遷成本，所以，拆遷在傳聞之後再無下文。如今，僅剩30多戶還堅持住在這裡，每層三五戶，與那些被磚頭塞滿的空間做鄰居。大面積搬遷之後，原先供暖的大鍋爐停用了，每戶收到下發的電暖器，各自使用，電費報銷。另外，50元左右的房租水電費也不用再交。
居民付汝真記得，有些小孩就帶著棍子來福綏境大樓裡打鬧、探險。一次，夜裡11點，一個孩子砸門撬鎖，鄰居報警，小孩也跑了。現在，居民們再碰見生人，有人會不耐煩地說：這裡不是供參觀的文物保護單位，就是正常的筒子樓，有人就指著拐角被封的房間說，“裡面真是有鬼，趕快走吧。”
樣板
參加過抗戰、內戰和朝鮮戰爭的徐欽敏喜歡談論政治和國際形勢，對於這棟樓，他認真瞭解過其所揹負的共產主義理想。他嚴肅地看待大樓的興起，以及其後的問題，“（這是用）實踐來探索經驗，（而後）總結經驗來指導實踐。”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1958年末，湖北武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所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提到，“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將來也會以適合城市特點的形式，成為改造舊城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工具……”
在當年的北京規劃管理設計局設計院裡，每週六下午，32歲的工程師金誠和同事都會開始政治學習。大家根據“大躍進”的形勢務虛，熱烈討論“共產主義是什麼”，聊得海闊天空。
肯定的聲音是——“共產主義不是遙遠的將來，就在眼前”。但沒有人想得清楚具體答案。之後的一年，金誠成為被抽調的人員之一，到石景山北辛安體驗生活，學習會議精神。收完大白菜，吃公社大食堂，大家感覺不錯。他們被要求思考，什麼樣的居民樓設計規劃才符合當前的城市生活。
家裡不開火做飯，把家務勞動社會化——這是大家最初“悟到”的——也就是，在居民樓中有統一吃飯的地方。金誠記得，時任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院長沈勃就此提出過疑問，“不做飯不是成單身宿舍了？”但沒人回答這個疑惑。
現年92歲的金誠坐在北京西城區家中的沙發上，回憶至此，覺得現在看來都是常識的問題，當時並沒有人理會，“因為說了不好，說了，那你就得拿個主意出來，拿不出來就（只能按此進行）。”
最後，金誠被要求拿出三座共產主義樣板大樓最初的建設方案。樓裡設有大食堂、小賣部、託兒所，讓居民幾天不出大樓也能解決生活問題。另外有活動室，提供歌舞、下棋等娛樂場地。
金誠的初步方案中，大樓帶有遠景設想——既能滿足居住者的單身現狀，又得考慮到結婚後的家庭變化。所以，東西走向的主樓是夫妻住房，含有18平方米的起居室和16平方米的臥室，並配有一個大浴室，這樣作為一室，算是寬敞的高標配。等有了孩子之後，可將孩子送去西翼的託兒所。孩子上了小學、中學，則獨立住在相應的宿舍。
金誠印象中，那是設計院最忙的時期，幾項任務同時進行，有時甲方就坐在旁邊等著設計圖。有時，三天三夜不睡，困了打乒乓球，用冷水洗臉。
初步方案通過後，具體施工圖則是交由三位不同的設計主持人完成。負責安化樓的是工程師張念增，現已故去。福綏境大樓的負責人張長儒年逾八十，向《中國新聞週刊》講述了他的設計過程。
1960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要求各地採取積極的態度建立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下半年普遍推廣。”
張長儒當時在設計院2室負責城市住宅設計，正在做門頭溝的幾棟住宅總平面圖，就聽聞，“凡是搞住宅的都集中起來，搞公社規劃。”
他看過初步方案之後，發現福綏境大樓U字形設計存在採光問題，西側一翼原先的功能是作為託兒所和中小學宿舍，但太陽落山時，一半房間會有西曬，另一半則曬不到太陽。他便把朝北延伸的西側一翼改為朝南延伸，整座樓最後變為Z字形。
張長儒想到，單間浴室存在熱水往上供應的問題，便在底層增加了一個公共浴室。另外，他將設置在頂層的廚房挪到了一層，還增加了一個出入口，這個出入口也提供給街道使用，“光這個樓用，太浪費。”而考慮到人們每天吃食堂會膩，他又在每層加了一間共用廚房，每戶在其間分了個格子間。“可以說是拿我的生活習慣來看社會習慣。”如今，他這樣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因此，福綏境大樓也成為三座樣板樓裡功能最齊全的一棟。就在1960年一年時間裡，幾棟公社大樓完成了方案設計、施工圖修改以及建設施工。
完工之後，這幾棟樓成為了明星建築，樓前是小花園，樓後有哺乳室供雙職工夫妻託付孩子。金誠也曾聽說過路人的議論，“這怕是頭頭腦腦才能住的吧？”
失落的設想
“沒有一定級別和關係是住不進去的。”金誠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最初確實如此，“我們設計院也有些人住在福綏境大樓裡。”
樓裡的居民記得，那時每月五六元的租金也並非大多數人能負擔得起的。最初入住的人有區裡衛生局、房管局或者教育局等部門的中層幹部，也有走關係的京劇名角兒，再有就是就地回遷的人。
李秀梅在1962年如願搬進這棟光鮮的大樓，她的丈夫當時在中國雜技團當演員，成了鄰居羨慕的高收入人家。如今，有居民回憶，“當時食堂特別貴，正常收入的人是吃不起的，低收入的就更不敢想。”公社樣板樓裡的貧富差距悄然顯現。
然而，也只有福綏境大樓的食堂運營了短暫的幾天。安化樓的食堂並沒有如設想的開業，三年困難時期的窘迫支撐不起這份理想主義。金誠記得，那時大白菜的供應都得排隊，自己忙於設計院的任務，只能讓小女兒放學回家時排隊買骨頭，跟白菜一起燉湯，增加一點油性。
大樓建成的頭兩年，李秀梅義務當了居委會主任，起初管的事兒不多，就因為有條件入住的人極少，“一層樓只有三四戶”。
彼時，外界對於這棟樓註定有著想象與渴望，他們傳說，這裡的建築材料是人民大會堂建設時剩下的。而且，能住在城中心，地段的便利會減輕很多生活成本。比如徐欽敏便是考慮著，自己不用再每天騎兩個小時自行車，從公主墳趕著8點到廠裡上班。
後來，房管所作為中介，開始面向普通人，讓他們以換房的方式來填補無法住滿的大樓。“也有些機關團體將自己的倉庫換給房管所，而後由房管所分配大樓內的房子給他們無房的職工，這樣解決住房問題。”徐欽敏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多年之後，金誠和張長儒向《中國新聞週刊》坦言，“實際的建築材料就是市面上的鋼筋水泥，那個年代，這些普通材料那時都還很緊缺。”建設人民大會堂的建築材料是不可能拿來建築這幾棟住宅的。
對於自己所有的設計工程，金誠很坦率，三座大樓算是粗線條，“這個任務給的時候就有很大的缺點，當時我們的規範很不健全，防火和抗震不行。” 如今，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儘管如此，當年那些住房條件逼仄的人們還是很快住滿了大樓。
在安化樓裡，李秀梅忙碌起來，“除了吃飯，沒有我不管的事兒。”但主要的事情多數是，誰家的孩子放學沒帶鑰匙，幫忙看管這類瑣事。“那時候，人多親，誰都不計較誰。”她說。她曾組織每家交3毛錢的清潔費，僱人來打掃樓道。那已經是上世紀60年代的事情了。
趙熙翔屬於回遷家庭的孩子，1962年住進安化樓的時候5歲，家裡睡的是床板，用兩個凳子一架，鋪上被褥當做床。
孩童的眼裡，安化樓太高太亮，令人豔羨。一放學，同學就拉著趙熙翔，“上你們那兒玩玩兒去！”“幹嗎呀？”趙熙翔問，他們就說，“坐電梯”。他就領著同學進門，從一樓坐電梯到八樓，電梯有人值守，他們頂多還可以再坐一次。
九樓是活動室，週末有人唱歌，打羽毛球、跳交誼舞的居多。趙熙翔和幾個七八歲的小夥伴也會跑上去下圍棋。然後，他們再從頂樓，坐著樓梯把手，滑到一層。有時候，還會從二樓走廊的窗戶翻出去，沿著大樓向外伸出的平臺轉一圈再回來。
風燭殘年
安化樓的廚房是1969年加上的。在那之前，每家都在門口放一個煤球爐，徐欽敏記得，每天早上，大家出來上班的時候，“樓道三分之二都埋在煙裡，人只能彎腰往前走。”幾年之後，牆毫無懸念地被燻成黑色。
後加的廚房，每層樓有三個，兩翼各一間，主樓一間。多的14戶共用，少的10戶共用，廚房裡使用的是從東郊焦化廠送來的煤氣罐，“誰家每天吃什麼都知道，菜端來端去也不方便。”徐欽敏說，更尷尬的是，集體廚房沒人清理，幾十年下來，如今，油漬已經在牆上結出了疙瘩，疙瘩連成串，結結實實地糊滿了皮開肉綻的牆面。
之後，很多人開始把灶臺上的管子通到自己家，利用廁所的排氣扇當油煙機，隔出一半廁所當廚房。設計者張長儒聽說後，曾想了一個改造方案，“把陽臺的牆打出一個門來，這樣隔出廚房。”但礙於沒有甲方資金，不了了之。
在安化樓樓頂種蔬菜的居民
原先，公共廚房的水不付費，隨意使用，後來由於過於浪費，給每戶都專門裝了水龍頭，各自使用。偷水的現象隨之出現，許多人又在自己的水龍頭上裝了鎖頭。
上世紀70年代之後，人們生疏了，大家開始分析家庭成分，又怕那句話說錯了，就出事。徐欽敏被關了八年牛棚，每天遊街，脖子上掛著大牌子，寫著“走資派”，從廣渠門大街走到幸福大街，再從光明路回來。
被打亂的不只是每個人的生活，也包括大樓裡的規劃。安化樓內原先設想的一套房內的起居室和臥室分住了兩戶人家，每家人的雜物都無處安放，全堆到了過道。
隨著時間推移，幾棟大樓變得愈發髒亂差。近年，有美院的學生想將福綏境大樓改成青年旅社，計劃也不了了之。
改革開放後，安化樓後的哺乳室成了出租的倉庫，九樓的活動室變成了技校教室，之後又成了印刷公司，也有一些租戶居住。大樓前的花園成了馬路，廣渠門內地鐵通到了門口。每天傍晚，80多歲李秀梅會在大樓門前坐坐。進進出出的鄰居之中，她還認識的已經不多。
如今，徐欽敏的孩子去了外地工作，老伴在九年前因腦溢血過世。在那間狹小的屋子裡，牆面上掛著他們當年的照片，床頭的牆壁粉白，是老伴走之前重新粉刷過的。徐欽敏把老伴生前的物品仍按原樣擺放，看見就是思念。
窗邊的綠蘿長了十多年，爬滿了牆，掩蓋住半張窗子。還有一盆植物只剩枝丫，徐欽敏不捨得它死去。他笑了笑說，“不過它也跟我一樣，我走了它也走了。”
（應採訪對象要求，付汝真、趙熙翔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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