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世唐朝，如果一個人學識淵博，詩文絕佳，且位居高官，家業豐厚，卻始終青衣素食，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在許多人看來，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而這位讓人們覺得不可思議且有“詩佛”美譽的人正是王維，他的人品，也如他的詩一樣，灼灼其華。
二十多歲時，王維便高中進士，名動京城，憑藉著工草隸、善書畫、精音樂、擅詩文，得到了王公大臣甚至是皇室王族的青睞和普遍歡迎。
王維的朋友圈子裡，不乏王公顯貴，但更多的是有才有識、性情相投的文士，比如張九齡、崔顥、裴迪等人。
友人與友情，是他一生的財富。比他大十多歲的孟浩然曾到長安應試，未能考中。面對失落的友人，王維置酒相邀，依依話別，情到深處捉筆題詩相贈，勸他迴歸舊廬，以耕讀為樂。因為在內心深處，王維同樣嚮往著那種自由安逸的生活。一席談吐，使孟浩然為之動容，聽了勸告，返回襄陽，隱居鄉里，淡泊生活，成為與王維齊名的一代大家。
在長亭外的古道邊，好友元二離開長安，王維黯然不語，一面彈琴，一面唱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一次次地揮淚告別，激起了王維心中無限的離愁。
令人尊敬的張九齡被貶離京後，王維發出“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的感慨，以詩文的形式，毫無保留地懷念獲罪遠謫的舊丞相。與獲罪舊臣保持往來，這在當時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王維不僅將對友人的思念落在紙上，且無懼無悔。他的心中，珍藏著對朋友真誠的牽掛與祝福，不因時變，不因勢改。
隱逸與自由，是王維一生的追求。儘管有著優越的家庭背景和出眾的藝術才華，但他是個生性內斂、不事張揚、平和淡然的人。他的一生歷經沉浮，儘管沒有太多的諷喻之作，但也絕少有露骨和違心的描寫，即便是歌功頌德，都極有分寸。
安祿山叛變，唐玄宗倉促出逃，王維被俘，他深深陷入了人生理想和現實矛盾的衝突中。在獄中，他不顧一切地服假藥充殘疾，以此反抗，但徒勞無益，還是被迫接受了叛變政府的官職。兩京收復後，他以叛國求榮的罪名深陷囹圄。這時候，王維出示了一首在獄中寫的詩：“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表明了他當時的心跡。後來，他總算得到了朝廷的理解和寬恕，還得到了更高的名譽個地位。但此時的王維，歸隱之心油然而生。
“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王維在終南山腳下買下了宋之問的輞川別墅，加以營造，陶然自居。宋之問的為人，與王維相去甚遠，王維所在意的，不是舊主人對於權勢的熱衷，而是面對青山綠水，吟詩作畫，聽樂彈琴，修身養性，參禪悟道。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王維在作品中所體現的柔和色調，與杜甫的大筆寫史、慘況畢現截然不同，他的作品幾乎看不到有發生動亂的痕跡。難道王維忘記了？其實不然，他不過是從自己恬淡的性格出發，選擇了於己無傷、於世無損的隱居生活。只有放慢生活的節奏，才能掩飾內心的恐懼和張皇。他開始悉心感受天地自然，感受與功名利祿無關的風花雪月，創建如詩如畫的天籟意境，調試和緩解內心的緊張和不安。
有事上朝，無事在家。彈琴寫詩，作畫品茗，坐小舟看夜景，王維雖然在朝廷任尚書右丞一職，但內心的自由與安靜，使他變得進退有餘。人生的禪機，被他時時捕捉，師法自然，圓融萬物，怎一個妙字了得。正所謂，詩中點點佛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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