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於香港電影公號
文/ 三嬸
關於娛樂圈十大未解之謎，除了景甜背後的神秘力量是誰之外，電影圈喜劇宗師級人物周星馳的人品到底如何也成為了萬千影迷爭相揣測的話題。
擺脫了純港片的周星馳在北上之後，由於市場的開拓性，越來越多曾經的合作伙伴冒出頭來“指證周星馳人品差”。
正是因為北上之後的華語電影市場更加寬闊，與原來彈丸之地的香港本土市場的圈子比起來更可以“言論無忌”，以前在香港，得罪瞭如周星馳這樣的大拿可能飯碗就不保，但是來了大陸，林子一下子大了幾十倍，自然也不怕“一家獨大”所威脅。
雖然關於“周星馳人品是好是壞”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但我們可以從業內合作伙伴、好友（或昔日好友）等口中部分以及從他個人作品的角度去猜度出周星馳這個人人品到底傾向於怎樣。
片場“暴君”
可見，即使是隻作為一個螺絲釘，當時的周星馳都已經開始從大局去考慮角色的功能性，而在其後身份逐漸為導演時，周星馳的這種慾望就愈發強烈：“他就是想做主宰一切的那個人，拍戲不會停，對演員很苛刻，精益求精，折磨演員。”
當然，所謂的“折磨”並不一定是消極的，從作品的完成度來說，“折磨”反而是必經之路，如同王家衛需要多年來鍛造出一部作品一樣，來回的反覆，在細節中求完美的態度，同樣也被周星馳用在了自己的作品上。
起碼，周星馳沒有變成一個捉摸不定的“無底洞”，像木村拓哉拍完《2046》後宣佈與王家衛斷交這樣的事，作為導演的周星馳還差一步。
在1993年與周星馳合作的女演員張敏的一段採訪中，我們多少能夠窺見，周星馳在片場的這種“暴君”行為，其初衷並非是為了彰顯自己的權威，而是朝向作品的最終完成度而為的。
而多次與周星馳合作的張敏也直言，與當時還是“星仔”的他拍戲，不用問也知道導演並沒有全權的控制性，周星馳的話語相當有重量。
既然周星馳既作為了主演又貢獻了金點子，那麼為何沒有在早年作品的導演或者編劇行列裡面出現他自己的名字呢？
原因在於，在90年代的市場，普羅大眾對於周星馳的印象還多數停留在“演員”的身份上，如果周星馳過早得參與到“導演”這類創作者中，這種“越權”難免會讓當時的市場略難接受。（周導，你當時真應該穿越到現在的電影市場來）
這也就解釋了，諸如《大話西遊》等周星馳風格明顯，卻沒有在主創行列內看到他名字的疑團了。
痴迷藝術
演喜劇是非常困難的，不僅要將“鬧”演繹出“自發”的情愫，還要毫不留痕得營造“喜”的共通感。
讓一個人笑，與讓千萬人笑是極為不同的，前者存在時間的偶然性，後者則需要時間積累的必然。情感共鳴是需要經過大量的生活經驗以及哲學思考造就的，一部喜劇片的成功在放映員掐著計時器，記錄戲院裡觀眾哈哈大笑的次數背後，是對臺本、佈景、表演的嚴苛考核。
有些演員天生就具有“某種笑點”，有如外貌的“彆扭特徵”，自然而然得使得人們見了發笑，我們說“這人長得真好笑”，常見於地上的喜劇表演社團內的演員，以極為誇張和個性化的造型讓人記憶猶新。
再者，依靠自身的特點發揚光大的“喜劇”，我們說周星馳是不按臺本的喜劇演員，在傳統的香港電影演員裡，大多都是方法派的演員，但是周星馳卻打破了所有規律性的捆綁。
他始終在“演自己”，將自己的個人魅力無限放大，他所做的便是把最本我的那一面擺上臺，顛覆所有傳統理念內的東西，以“意想不到”的”意料之中”產生矛盾衝突，看似超乎於常理，實則都是生活中的經驗。
像周星馳這樣的喜劇演員是稀缺的，他帶有使命般的喜劇天賦。
對於藝術的高度追求，和不肯退步的堅決，這一點與世界上另一位喜劇大師卓別林是共通的。
而巧合的是，周星馳與卓別林一樣都體驗過“貧窮”，早早就擔負起家中重任成了“小大人”，童年的這些生活經驗都給予了他們日後藝術創作源源不斷的靈感。
卓別林的“流浪漢”：小鬍鬚、細手杖、大號褲子及皮鞋，以及歪歪扭扭的晚禮服，到了香港，周星馳就變成了不受人待見有著天大夢想的無名螻蟻，他住在廉價天台、骯髒市井，卻痴心有一日能夠攀登高峰。
一毛不拔
關於周星馳的吝嗇，亦是坊間盛傳的“惡習”之一。周星馳的“一毛不拔”甚至在他成名之後依舊不改。
這多少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從小依靠著母親辛苦搵食長大的周星馳，對於“掙錢養家”向來是惦記在心間，他曾多次在採訪中談及當初自己的母親是怎樣扛起一整個家庭。少時並不富裕的生活，也為周星馳烙下了“努力掙錢工作”的心願，哪怕日後出名來錢了，這樣的心態依然沒有蛻化。
在91年與劉德華的作品《整蠱專家》中，有傳聞周星馳仗著自己的名氣飆升，將片酬翻到是劉德華的數倍；拍攝《大話西遊》時本來與羅家英講好是3天酬勞是4萬2千元，卻拍了7天；王晶也曾在吳君如的訪談節目中透露，在當年周星馳客串《千王之王2000》時，7天的每天片酬高過外傳的120萬；讓周星馳拿下第21屆金像獎導演的作品《少林足球》本來想請老搭檔羅家英來出演，但當羅家英推辭到其他片約趕到片場時，周星馳卻以“戲份被刪除“為由讓其空手而歸。
在隨後的13年“口水戰”中，王晶亦數次暗示周星馳“愛錢”、“太小氣”、“不會做人”等，但是周星馳卻從未正面回應。
而後周星馳的星輝公司旗下籤署的藝人也屢屢因為與老闆周星馳鬧出不和而憤然離開公司，多數的問題是來自於“利益的糾紛”。
童年的經歷是會可能跟隨一生的，而“窮”這個經歷，則可能影響到一個人的做事風格。誰都沒有體驗過周星馳曾經體驗過的生活，就好像無人能真正評判他的這種“吝嗇”究竟是好是壞。
但無可否認的是，周星馳並不是一個“噁心腸”的老闆，該發工資就發，該給獎勵就給，只不過那些額外的費用並沒有規定周星馳“必須”得付出，就這一點而言，起碼周星馳做到了“本分”。
凡事得看兩面，從“片酬”、“情誼”等層面或許我們聽到、看到的周星馳的確是有些不盡人意，但在做公益方面，周星馳從來都不會手軟。
2008年汶川地震時，周星馳捐了3000萬港幣給了香港紅十字會。（至於為什麼不是直接給大陸，細想一下你就會明白）
童心未泯的周星馳也默默地幫助修建學校，在偏遠西北山區，周星馳自掏腰包捐獻30多間放映室和物質，並且捐助了100多所周星星小學。
最令人佩服的是，周星馳曾經為癌症中心捐獻過自己的骨髓！這也是至今可查的捐獻骨髓的華人藝人第一位！
這麼些年來，只聽過外界說“周星馳視財如命，卻沒聽見他宣揚過做善事”，以下是網絡查到的星粉蒐集的周星馳所做的公益慈善↓
（星粉挖出的資料）
高處不勝寒
周星馳的孤獨始於1992年，那一年，香港年度十大賣座影片中周星馳佔了七個（鹿鼎記1、鹿鼎記2、武狀元蘇乞兒、審死官、家有喜事、逃學威龍2、漫畫威龍），並且前五名被周星馳包攬，其中《審死官》創下票房紀錄並獲得亞太影展影帝獎項，周星馳徹底佔領了整個香港市場。
這個紀錄至今無人能破，這一年被影壇稱為“周星馳年”。
1992年的周星馳很無厘頭，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他逐漸成為無厘頭的周星馳。
7部電影的年產量已經不能刺激這位喜劇天才，他始終沒有放棄對《一個演員的自我修養》裡的那種原始追求。他開始掌控片場，開始自我操控鏡頭，他迫切想要擺脫同質化演出帶來的疲乏感。
在1992年之後，周星馳的產量驟減，他甚至五年才會出現一部電影，這一切，或許正是對1992年的思考與回應。
2004年的《功夫》幾乎成為周星馳對1992年的最好回應，他毫不保留地鞭笞了自己在1992年的狀態，用幾近哲學的武俠思辨為他贏得了第42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的殊榮。（李維林《周星馳的孤獨從1992開始》）
隨著年歲的增長周星馳的“孤獨”也愈發“猖狂”。
或許是華人喜劇界“打遍天下無敵手”的難遇知己，又或許是“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寂寞，當一頭的白髮的周星馳再度出現在鏡頭前，我不禁感嘆，“說好不老的喜劇之王，老了……”
面對近年來作品外界評論的喜憂參半，年過半百的周星馳，似乎並不在意，就像一個執著於玩偶的孩童，在等待著自己最喜歡玩具，至於別人怎麼看，孤獨的周星馳早就不在乎了。
電影對他而言，是一股活下去的精神。
近年忠於“佛淨”
可以看出周星馳近年來對於佛學的痴迷，而在他的電影中時常會以“如來神掌”作為最終大絕殺的嗜好可能源於對粵語殘片的喜好。
周星馳是從小看黑白粵語殘片長大的那一代，在其中，雙方各執一位，一手撐腰，一手頂天，接著一個碩大的神掌或是刀劍就會從中間闢出並在空中打鬥，現在看來這樣的畫面多少有些滑稽，但卻給少時的周星馳留下強烈的印象，趨於漫畫式的比拼方法也為後續周星馳的創作帶來靈感。
在《西遊降魔篇》中，成獸的孫悟空對玄奘說：“我把你的女人打的一根毛都不剩，你的佛在哪裡”，玄奘卻說：“佛一直都在。”
在周星馳的電影裡，佛即萬物，萬物皆可成佛，這幾年的周星馳就好似脫變了一樣，“心存善念”成為了他近期電影的主旨，無論是以多麼暴力（從《功夫》的監獄血河到《西遊伏妖篇》的恐怖妖怪），最終他都能夠以“大愛”來化解，這或許正是這幾十年間周星馳在電影創作中悟出的道理，他不那麼高深，不那麼玄幻，而是用最能理解的視覺語言傳達給我們。
正如《功夫》的末尾，周星馳對著敗北的火雲邪神俏皮的說道：“想學啊你，我教你啊”般純真可愛。
“你總是聽別人說他不好，有沒有聽過他說別人一句不好？”——黃秋生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尤以向太帶頭）坊間盛興娛樂明星“集體討伐”周星馳，一時之間這位帶給我們無數歡聲笑語的喜劇之王在旁人口中成為了一個背信棄義的“爛人暴君”。
但奇怪的是，即使流言蜚語肆起，周星馳本人還是選擇了“三緘其口”，從不回應任何事宜。
而他為人所稱讚的也正是如黃秋生所言的“從未說過他人一句是非”。所謂曲高則和寡，天才通常是寂寞的。
最後，套用林雪的一句話：
世界上只有一個周星馳 ▼
生日快樂，
永遠的喜劇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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