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How to handle the dark days of depression為標題
發佈在2018年5月8日的《自然》職業專題上
精神疾病可以摧毀一個人，但是我們依然有對抗它們的方法。四個曾經經歷過精神健康問題的科學家分享了他們的心得。
精神疾病在科研界非常常見。研究生尤其容易受害。建立強大的支持網絡，將你的自我感知和你的工作區分開來是非常關鍵的。本文是我們關於學術界精神健康問題三聯繫列的第二部分。四位研究者分享了他們的心得和建議。我們還會討論實驗室內的領導力問題以及如何改善課題組的健康。
“瘋狂的想法”
ELYN SAKS：律師、南加州大學法學院的精神分析學家。
那時候是1982年，我剛剛在耶魯法學院的第一個學期。我們有一篇論文要交，我爬到了房頂上開始唱歌跳舞，手裡比劃著動作，嘴裡說著瘋話，像是我用思想殺了人之類的。我的朋友打電話給了學生健康中心，他們想把我送進去，但是我不肯去。
耶魯的規定是，如果你因為精神問題休學，那麼重新入學的話需要接受校精神科中心主任的評估。我搜了一下這個人，發現了他就如何評估寫的一篇論文。論文裡寫了評估人會問的那些問題以及他們想要看到的回答。我準備就緒，後續發展也和他文章裡寫的一樣。
但是，我內心依然感到自己並不能完全振作起來。那人建議我做2-3年的收銀員。我問自己，站在收銀臺前對付一長串等著購物找零的人是否會比在耶魯更加令人壓力山大。然後我決定還是回耶魯。
最後我被診斷為精神分裂。我花了十年的時間終於適應了日常吃藥的生活。一旦我開始吃藥，我的生活就好了很多。在工作環境裡，如果有人知道你的情況的話也比較好。但是有些人會認為，你不能上班，或者很危險很嚇人。
你需要小心謹慎地選出那些能支持你的人。汙名才是真正的磨難。當我的回憶錄《我穿越瘋狂的旅程：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故事》（The Center Cannot Hold: My Journey Through Madness）在2007年出版的時候，南加州大學法學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我，她很慶幸當初我們一起吃晚飯的時候，她不知道我有精神分裂，否則她是不會去的。這樣一個聰慧、友善、舉止得體的人對精神疾病卻抱有這樣的看法，以至於不想和我一起吃飯，這令我震驚。
我學到的是，我的思想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糟糕的敵人。而當我工作的時候，那些瘋狂的想法會褪去。
“我的人生糟透了”
NATHANIEL BORENSTEIN：資深計算機科學家和因特網先鋒人物，他是電子郵件的發明人之一，同時也協助創辦了PayPal的前身。
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還在上研究生，學習的是計算理論。我的導師常常鼓勵我，但他突然有一天開始表示他不明白我在做什麼。我變得非常抑鬱，幾乎要退學。
但是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我的反應是疾病的症狀。我只是想，全世界都糟透了，我的人生糟透了，世界上沒有事情是對的。在十年的時間裡，我得了幾次抑鬱症，每次的症狀看起來都差不多。我會長時間地蜷縮在床上，不想和任何人說話。一切看起來都不好。
很多人抗拒吃藥，但是我建議那些正在和抑鬱症搏鬥的人考慮服藥。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吃抗抑鬱藥，它簡直是天賜之物。幾個小時後我就感覺好多了。幾天後，我遇到了一個在專業上意氣相投的人，我們一起創建了一家數碼公司，那就是PayPal的前身。
那段被你們認為是我的黃金歲月的時期，你們以為我在那段期間會高興地手舞足蹈，實際上那段期間我開始陷入了極度抑鬱。這是因為我已經做成了一件事，而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這件事的結果卻和我的預期差了十萬八千里。我走我的路，別人走了不同的路，我覺得我比不上別人。
我聽說抑鬱症是一種賜福，因為它能幫助你意識到自身需要改變。但是，如果在1981年的時候，有人告訴我，我的抑鬱症是一種福氣，我肯定不會相信。因為我當時差一點就毀了自己的事業。
“瞭解你的極限。”
匿名：美國分子生物學家（男性）
2015年1月，離畢業還有差不多半年時間，我開始尋找博士後職位，搜索了許多實驗室。我把簡歷投到了四五十個地方，還附上了詳細的求職信。我的論文發表記錄很不錯，但是卻沒有得到任何迴音。我感到很沮喪，陷入了抑鬱中，並且開始酗酒。那簡直是一個黑洞。
那段時間，我的PI一直對我說，“如果失敗了，你為什麼不去申請我的實驗室的博士後呢？”於是我就這麼做了。最後申請通過了，評分很高，而且獲得了資助。但是我還是沒有停止尋找其他博士後職位。我開始向一些我沒有告訴PI的地方發出申請。
有個實驗室沒有問我要推薦信。當他們看到我的簡歷的時候馬上就錄取了我。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我的PI一直在我找博後的過程中搞鬼。
從體制上講，學術界對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很不利。你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會被那些不受你控制的因素所決定。 保密的推薦信在招聘過程中很重要，尤其是在科學界。如果因為有人說了句“嘿，他有抑鬱症”而讓你的簡歷被丟進了垃圾桶，你也不會知道。那些機會被永遠錯過了。
除非出現系統性的改革，不然這種偏見不會消失。我的建議是，瞭解你的權利。小心地記錄任何濫用權力或不當行為的例子。確保前僱主沒有什麼對你不利、影響你前途的東西。其中也包括儘量不要讓病情影響工作，即使你得在非常規時段完成實驗室的工作，避免與見醫生的時間衝突。
小心平衡工作需要和個人精神需要。我在服用情緒穩定劑，因此不能飲酒。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止工作。我會告訴自己，“我在那裡已經待了夠長時間了，我要去泳池遊一會兒。”你要了解自己的限度。
“你不是一個人。”
匿名：歐洲生物科學家（女性）
在申請讀博的時候，我被美國的兩個實驗室錄取了。其中一個願意給我資助，另一個沒有。但是不給資助的那家聲譽更好，因此我產生了誤解，還以為我可以很容易拿到助教的職位來幫助支付博士學費。因此我就去了那家沒有資助的。結果證明那是一個大錯。
我是夏天到的，然後拿到了助教的職位。但是每隔幾個月，我就要重新申請一次。此外，我是被一個著名教授的實驗室作為研究助理錄取的，但是他一毛錢也不付。我要上很多門課，還要參加資格考試。
第一個學期很苦。我沒法專心，總是感覺茫然無措，悲傷難過，逼不得已要退一門課。我好希望當時有人跟我說，“你已經得抑鬱症了，這就是你不能專心的原因。”
第二個學期，我把日程調得鬆了些。我以為這樣會好一點，但是結果有一門課的分數很低。我還寫了一封內部資助申請書，後來得到了資助，但是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那筆錢。那時，我根本不想起床或者離開床。我開始不去實驗室。我無法走進那扇門。最糟糕的是，我有一門課拿了C。我的績點一瀉千里。接著各種考試來了，我悲慘地掛了。我擔心我的助教職位，擔心那筆錢。我驚慌失措，坐在那裡哭泣，感覺自己的世界已經分崩離析。
我開始尋找其他的博士項目，然後發現歐洲一位有名的科學家願意支付我的學費，然後我就去了那兒。不過不能說，“事情最終搞定了。”有一年的時間，我經常坐著，盯著牆。即使讀博士的資助很不錯，當地的文化對博士生依然很不好，他們崇尚不健康的競爭。因此我要離開學術界。
讓黑暗不要今天就吞噬你，不是此時，不是此刻。如果你想休息就休息。找回黑暗來臨前的那個你。去尋求幫助，讓你的四周充滿那些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支持你的人。雖然此時可能孤立無援，但是你不是唯一要經歷這條路的人。你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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