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How to handle the dark days of depression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5月8日的《自然》职业专题上
精神疾病可以摧毁一个人，但是我们依然有对抗它们的方法。四个曾经经历过精神健康问题的科学家分享了他们的心得。
精神疾病在科研界非常常见。研究生尤其容易受害。建立强大的支持网络，将你的自我感知和你的工作区分开来是非常关键的。本文是我们关于学术界精神健康问题三联系列的第二部分。四位研究者分享了他们的心得和建议。我们还会讨论实验室内的领导力问题以及如何改善课题组的健康。
“疯狂的想法”
ELYN SAKS：律师、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的精神分析学家。
那时候是1982年，我刚刚在耶鲁法学院的第一个学期。我们有一篇论文要交，我爬到了房顶上开始唱歌跳舞，手里比划着动作，嘴里说着疯话，像是我用思想杀了人之类的。我的朋友打电话给了学生健康中心，他们想把我送进去，但是我不肯去。
耶鲁的规定是，如果你因为精神问题休学，那么重新入学的话需要接受校精神科中心主任的评估。我搜了一下这个人，发现了他就如何评估写的一篇论文。论文里写了评估人会问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想要看到的回答。我准备就绪，后续发展也和他文章里写的一样。
但是，我内心依然感到自己并不能完全振作起来。那人建议我做2-3年的收银员。我问自己，站在收银台前对付一长串等着购物找零的人是否会比在耶鲁更加令人压力山大。然后我决定还是回耶鲁。
最后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我花了十年的时间终于适应了日常吃药的生活。一旦我开始吃药，我的生活就好了很多。在工作环境里，如果有人知道你的情况的话也比较好。但是有些人会认为，你不能上班，或者很危险很吓人。
你需要小心谨慎地选出那些能支持你的人。污名才是真正的磨难。当我的回忆录《我穿越疯狂的旅程：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故事》（The Center Cannot Hold: My Journey Through Madness）在2007年出版的时候，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她很庆幸当初我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她不知道我有精神分裂，否则她是不会去的。这样一个聪慧、友善、举止得体的人对精神疾病却抱有这样的看法，以至于不想和我一起吃饭，这令我震惊。
我学到的是，我的思想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糟糕的敌人。而当我工作的时候，那些疯狂的想法会褪去。
“我的人生糟透了”
NATHANIEL BORENSTEIN：资深计算机科学家和因特网先锋人物，他是电子邮件的发明人之一，同时也协助创办了PayPal的前身。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上研究生，学习的是计算理论。我的导师常常鼓励我，但他突然有一天开始表示他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我变得非常抑郁，几乎要退学。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反应是疾病的症状。我只是想，全世界都糟透了，我的人生糟透了，世界上没有事情是对的。在十年的时间里，我得了几次抑郁症，每次的症状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会长时间地蜷缩在床上，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一切看起来都不好。
很多人抗拒吃药，但是我建议那些正在和抑郁症搏斗的人考虑服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吃抗抑郁药，它简直是天赐之物。几个小时后我就感觉好多了。几天后，我遇到了一个在专业上意气相投的人，我们一起创建了一家数码公司，那就是PayPal的前身。
那段被你们认为是我的黄金岁月的时期，你们以为我在那段期间会高兴地手舞足蹈，实际上那段期间我开始陷入了极度抑郁。这是因为我已经做成了一件事，而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件事的结果却和我的预期差了十万八千里。我走我的路，别人走了不同的路，我觉得我比不上别人。
我听说抑郁症是一种赐福，因为它能帮助你意识到自身需要改变。但是，如果在1981年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的抑郁症是一种福气，我肯定不会相信。因为我当时差一点就毁了自己的事业。
“了解你的极限。”
匿名：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男性）
2015年1月，离毕业还有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开始寻找博士后职位，搜索了许多实验室。我把简历投到了四五十个地方，还附上了详细的求职信。我的论文发表记录很不错，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感到很沮丧，陷入了抑郁中，并且开始酗酒。那简直是一个黑洞。
那段时间，我的PI一直对我说，“如果失败了，你为什么不去申请我的实验室的博士后呢？”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最后申请通过了，评分很高，而且获得了资助。但是我还是没有停止寻找其他博士后职位。我开始向一些我没有告诉PI的地方发出申请。
有个实验室没有问我要推荐信。当他们看到我的简历的时候马上就录取了我。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的PI一直在我找博后的过程中搞鬼。
从体制上讲，学术界对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很不利。你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会被那些不受你控制的因素所决定。 保密的推荐信在招聘过程中很重要，尤其是在科学界。如果因为有人说了句“嘿，他有抑郁症”而让你的简历被丢进了垃圾桶，你也不会知道。那些机会被永远错过了。
除非出现系统性的改革，不然这种偏见不会消失。我的建议是，了解你的权利。小心地记录任何滥用权力或不当行为的例子。确保前雇主没有什么对你不利、影响你前途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尽量不要让病情影响工作，即使你得在非常规时段完成实验室的工作，避免与见医生的时间冲突。
小心平衡工作需要和个人精神需要。我在服用情绪稳定剂，因此不能饮酒。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工作。我会告诉自己，“我在那里已经待了够长时间了，我要去泳池游一会儿。”你要了解自己的限度。
“你不是一个人。”
匿名：欧洲生物科学家（女性）
在申请读博的时候，我被美国的两个实验室录取了。其中一个愿意给我资助，另一个没有。但是不给资助的那家声誉更好，因此我产生了误解，还以为我可以很容易拿到助教的职位来帮助支付博士学费。因此我就去了那家没有资助的。结果证明那是一个大错。
我是夏天到的，然后拿到了助教的职位。但是每隔几个月，我就要重新申请一次。此外，我是被一个著名教授的实验室作为研究助理录取的，但是他一毛钱也不付。我要上很多门课，还要参加资格考试。
第一个学期很苦。我没法专心，总是感觉茫然无措，悲伤难过，逼不得已要退一门课。我好希望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已经得抑郁症了，这就是你不能专心的原因。”
第二个学期，我把日程调得松了些。我以为这样会好一点，但是结果有一门课的分数很低。我还写了一封内部资助申请书，后来得到了资助，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笔钱。那时，我根本不想起床或者离开床。我开始不去实验室。我无法走进那扇门。最糟糕的是，我有一门课拿了C。我的绩点一泻千里。接着各种考试来了，我悲惨地挂了。我担心我的助教职位，担心那笔钱。我惊慌失措，坐在那里哭泣，感觉自己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
我开始寻找其他的博士项目，然后发现欧洲一位有名的科学家愿意支付我的学费，然后我就去了那儿。不过不能说，“事情最终搞定了。”有一年的时间，我经常坐着，盯着墙。即使读博士的资助很不错，当地的文化对博士生依然很不好，他们崇尚不健康的竞争。因此我要离开学术界。
让黑暗不要今天就吞噬你，不是此时，不是此刻。如果你想休息就休息。找回黑暗来临前的那个你。去寻求帮助，让你的四周充满那些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支持你的人。虽然此时可能孤立无援，但是你不是唯一要经历这条路的人。你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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