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實基層服務“四位一體”創新社會治理
崇川區是南通市的主城區，“十二五”以來，經濟總量翻番，城市規模和品質也有了較大提升。但隨著群眾工作的不斷深入，來自基層的種種隱憂和危機卻時時困擾和警醒著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務群眾的距離遠了。現在一個城市社區平均1平方公里上萬居民，社區就十幾名幹部，下面居民小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與群眾靠不近、貼不緊，服務做不實，關係也疏遠。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導群眾的本領小了。居住小區雖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間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際交往，認同感、歸屬感下降，有時一條網絡信息可能就會一呼百應，而我們卻百呼不應。大家普遍感嘆，群眾工作的看家本領不靈了。三是社會更多元了，但凝聚群眾的能力弱了。現在階層分化，訴求多元，各種矛盾日趨複雜，但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弱化，協調各方利益矛盾時往往是孤軍奮戰，常陷入前後夾擊的困境，有時甚至連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以黨建為核、服務為本、法治為基、德治為魂，從基層基礎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體”的社會治理創新，具體有四個方面的做法：
（一）做實基層服務彰顯善治。
要做實基層服務必須有紮實的基層組織基礎。主要落在三個“實”字上：首先，黨建引領的核心要強而實。健全社區黨組織-鄰里街坊黨支部-樓幢黨小組-黨員中心戶四級黨組織網絡；配強黨組織書記，組織機關黨員到社區報到參加雙重組織生活，認領服務崗位。特別是今年上半年開展“大走訪”，走訪入戶全覆蓋，服務群眾解難事，基層黨組織核心作用進一步增強。二是社區服務的功能要全而實。2009年以來投入10多億元建設社區服務中心，106個社區實現600㎡以上公共服務中心全覆蓋，中心按“一校兩廳四室”標準，配備60餘項服務功能。從前年開始，建設2000㎡左右升級版社區服務中心，進一步提升服務功能。三是鄰里街坊的組織要細而實。從2012年開始，著眼做細網格、做實居民小組，按每300戶左右組建了鄰里828個、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個，並以設一個服務處、配一名專職社工、組一個理事會、建一支服務隊、撥一筆經費“五個一”的要求，做實服務群眾的最小單元。
（二）做優公共服務踐行法治。
依法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石，為社區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重點抓好三個服務：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務。將區街兩級72項公共服務事項全部下沉社區，社區設置全科服務窗口，全科社工持證上崗；全面推行黨員幹部群眾事務代理制，讓群眾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務。二是綜合化的執法服務。將城管、建設等9個部門143項執法職能和力量綜合起來，沉到街道，落到社區，第一時間更有效地解決群眾身邊的煩擾事，中央編辦現場會組織觀摩推廣。三是平臺化的法治服務。社區健全“一辦一委三室”法治服務平臺，社區警務室達到國家一級警務室標準，為每個社區聘請一名執業律師每週到社區免費服務。首創的社會矛盾大調解形成品牌，快樂調解俱樂部、週末法庭、少年法學苑等一批社團平臺為群眾提供法制服務。社區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環境滿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發率連續八年下降。
（三）做強志願服務倡導德治。
把開展志願服務作為倡導德治的主抓手。關鍵靠三方面支撐：一是靠社團支撐。2010年起大力推進志願服務、興趣愛好、參與管理三大類社區社團建設，現已有社區社團2214個，志願服務隊伍3200支，註冊志願者15.5萬人；開展千家社團服務萬戶居民活動，開發服務項目600餘個，每年服務超20萬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領。通過“一榜雙評三講”挖掘宣傳身邊典型，湧現出“孫爺爺談心室”“巾幗挽霞”等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先進典型。三是靠激勵推動。開展公益社團助力計劃，每年區財政對優秀志願服務組織提供2000多萬元扶持；出臺《志願者星級評定及嘉許辦法》，實行公職人員志願服務計時制。
（四）做精評議服務促進自治。
把組織群眾議服務事項、評社區幹部、選身邊典型作為基層自治的主要內容。具體做到三個有：一是評議有團隊。每個社區都組建群眾評議團，既組織群眾開展議事，又代表群眾評價服務。今年以來就組織評議活動600餘場次，議定社區民生實事480項、推舉身邊好人500餘人次。二是議事有規章。制訂群眾評議實施細則，重點圍繞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採取群眾點單-鄰里議單-幹部領單-社區評單-公示曬單“五單”法，每年在社區實施為民辦實事項目1000多個。三是結果有運用。把群眾評議結果與社區幹部以及下沉人員的績效考核掛鉤，作為評先評優、職務晉升的重要依據，近年來群眾認可度高的17名社區書記提拔到科級領導崗位。
2016年8月李書記來到我區社區視察指導，循循告誡我們，社會治理創新的重心落在基層、根基紮在基層。這些年的探索實踐使我們深深感受到，這不僅是李書記的殷切要求，更是實現社會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帶來了三個可喜變化：
一是從“對手”多到“幫手”多。
全覆蓋的鄰里街坊組織增強了群眾基礎，上千個社區社團成為團結帶領群眾的紐帶。近五年，我們開展群眾全程參與的陽光徵收，拆遷房屋800多萬㎡，動遷居民近2萬戶、非居5600餘家。拆遷量成倍增加，但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卻下降35%。
二是從“被動”多到“主動”多。
鄰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動“要我做”逐步變成“我要做”。在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中，我區作為全市的主考點，知曉率、參與率、滿意率等測評得分不斷提高，名列全省前茅，這主要源自鄰里街坊、志願社團及十萬名志願者主動參與。
三是從“看法”多到“辦法”多。
通過群眾議事把各方的意見轉化成解決的方案。最近三年，實施22個老小區1200多幢樓宇綜合改造，拆除違建100多萬㎡，關停全部24家化工企業、47家印染企業和23家養殖場，沒有引發一起群體性不穩定事件。
發生在基層的這些變化，將激勵我們繼續把社會治理創新做得更深、更細、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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