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顧雛軍出獄100天

對話 |在我心裡，我就是楚項羽。但我是個小人物，沒死就已經很不錯了

這是顧雛軍出獄100天的時候，在北四環一家酒店裡的對話

雷曉宇：既然出來了，何不找找人，在股權上想想辦法，弄點錢回來？

顧雛軍：我還是不準備走這條路。我不想扮演一個沒落梟雄的角色，沒混好，沒錢了，就弄點錢花花。

要討論錢的問題，那我2009年就可以解決。當時我的4家上市公司都被拍賣，值40個億，我欠的錢也不過15個億。我的律師特別高興，第二天就到監獄看我，說這個方案好，我們是不是寫個報告。我說，我不同意。我要的就是我不欠科龍的錢，是科龍欠我錢。

人生有很多東西，妥協了是一輩子，不妥協也是一輩子。我已經坐完牢了，今天看來，再抓我的幾率也不大了。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現在要妥協。錢拿得回來就拿，拿不同來就算了。重新回到1989年我剛剛出國時候的狀態，也沒什麼好說的。那時候我就是一個科學家，也沒想到會發財。

現在我無話可說。你知道，美國的魚是很傻的，因為沒人釣。那個年代真的是無聊之至。那時候，我的大兒子剛剛出生，還不會走路。我星期六開著車，往大西洋的方向拐過去，一個度假村接著一個度假村，每隔四五十公里就有一個度假村。你不想走了，就停下來，隨便找個地方住。第二天，再沒有目的地往前開，然後再找個地方住下來。碰巧路上有個嘉年華，你就熱鬧一下，沒有的話，你就往回走，反正你晚上總可以回來的。

美國的高速公路很安全、很方便，但是過於無聊，就決定回國來，幹一番。回來我也沒做成什麼事——也做成了很多事。很短的時間裡，我畢竟有了那個局面。

雷曉宇：值得嗎？

顧雛軍：花5年時間，能夠做出一個局面來，我認為還是值得的。人活著就該是個故事。也許將來有一天，你會跟兒子孫子講這個故事。

雷曉宇：講過嗎？

顧雛軍：現在還小，沒法講。我大兒子上高中，小兒子上初三，馬上畢業。我現在教我兒子拓撲學。要做個工程師、科學家的話，這個是逃不掉的，晚學不如早學。

雷曉宇：會建議他們從商嗎？

顧雛軍：我建議他們當科學家，不要去從商。從商太無聊了。

雷曉宇：物是人非，如果你現在再去美國，過當年那種生活，還會覺得無聊嗎？

顧雛軍：不一定。現在我也沒什麼好的。人生走過的經歷就是一個財富。這個經歷對我來說不值錢，我可以像扔一箇舊鞋子一樣把它扔了。

雷曉宇：這些東西不是要扔掉，是要放下。你放得下嗎？

顧雛軍：我現在已經沒什麼東西了。

雷曉宇：我不是指形而下的東西，我是指精神上的東西。

顧雛軍：精神上的東西是最難談的。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並不沉重——當然，坐牢是很沉重的。

但是你說，這個沉重的坐牢生活，我能放下嗎？還是放不下。在那種環境下待過7年的人，他是完全放不下的。他說放得下，那他是騙你，他一輩子都放不下。很多人問我，希望我有一天以物理學家的身份寫自傳。但我想過，我真的能夠在這個自傳裡面不寫我坐牢7年的故事嗎？我真的能放得下這一段嗎？放不下。遠遠放不下。

雷曉宇：真寫自傳的話，你會用哪一天開頭？

顧雛軍：這就是我一直問自己的，我能夠放下坐牢這7年嗎？寫還是不寫？不寫，你就真放下了。

雷曉宇：現在回頭看，2004年“郎顧之爭”，你和郎鹹平的爭論，後來已經演變成對國有企業改革路徑的爭論。你成了“國退民進”中的既得利益者。

顧雛軍：我不同意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如果買的都是很好的企業，比如國資投的壟斷行業，那你可以說我勾結政府。可我買的都是政府幹不了的，政府已經沒招了，然後找了我，讓我買。我含辛茹苦，把企業從破產拉回來，我對當地政府是有功的。我是幫你的忙，本來是你玩不了了給我的。

雷曉宇：面對尖銳矛盾和關鍵選擇，你說的話，做的事，經常很強硬。為什麼就不能柔軟一點、妥協一點。

顧雛軍：你不覺得，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嗎？

雷曉宇:你最推崇的歷史人物是誰？

顧雛軍：楚項羽。就是這樣，你失敗了就失敗了，回去以後再面對江東父老，去求爺爺告奶奶，說我被劉邦那小子騙了，怎麼樣怎麼樣，就不要回去丟臉了。帶8000子弟兵出來橫掃天下，最後由於自己的原因失敗，無臉見江東父老，這是最好的。

項羽在我心目中已經活了2000年。我從小時候起就喜歡項羽這樣的人，破釜沉舟，我就帶我的人，憑一杆機槍，縱橫天下。所有的陰謀詭計、無恥小人，我瞧不起他。如果你把楚項羽當英雄的話，如果你崇拜他一杆機槍縱橫天下的話，那你就不會在意輸贏了。

我坐牢的時候，經常想到李清照的這首詞。“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個時候我就覺得，人生很短暫，如果我因為高血壓糖尿病死在裡面的話，在我心裡，我就是楚項羽。但我相信，所有人都不會這麼評價的，我就是個小人物，沒死已經很不錯了。

為何要重新談論顧雛軍？一個已經消失的人。

圍繞顧雛軍三個字，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

2005年，關於“國退民進”的大討論成為壓倒顧和科龍電器的最後一根稻草。

7年後，顧出獄，恰逢十八大，大家談論的東西則恰恰相反——是“國進民退”。

進退之間，顧雛軍的個人命運有了超越性的解讀。30年來，“國”和“民”，猶如公平和效率的雙生子，始終在進退中尋求改革、探索和平衡。這個過程裡，顧雛軍成為某種象徵——他和他麾下的公司，正是本世紀之交那一輪改革探索的半成品。

在科龍，顧雛軍的前任叫做潘寧，曾與周其仁教授有往還。周很佩服他，為他可惜。周還透露，潘寧當年因為不得已的原因離職，出走加拿大，多年來，除非清明掃墓，再不回鄉，亦絕口不提科龍。

潘寧是顧雛軍的參照物。他們曾經走進同一個房間，最後，一個從前門出去，全身而退，另外一個從後門出去，成了階下囚。

無論潘寧還是顧雛軍，無論褚時健還是王石，他們都是永恆的雕像。另外，聽說，2016年，牟其中要出獄了。

一、捲土重來：顧雛軍還活著

當顧雛軍捲土重來的時候，很多人不禁感到訝異：原來他還活著。

沒錯，在經歷了整整7年的牢獄生活之後，顧雛軍沒有死。他到底還是扛過來了。

不過，從2005年到2012年，他身上的確發生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

他53歲，看起來卻比這個歲數老得多。他中風過一次，左眼經常眨得飛快，可左嘴角又經常不聽使喚。他瘦了30多斤，當年的西服和風衣如今穿起來直晃盪。他幾乎失去了所有的個人財產，包括那些股權、土地、房屋和存款。據說，他成了個窮光蛋，靠當年的下屬們接濟維生。他住在望京的一間小公寓裡——這是租來的房子，連被子也是臨時買的。他不再有任何隨從，唯一的陳姓助手是當年在科龍的手下，幫他接電話和安排採訪，卻並不領取任何薪水。他一口回絕，不願再和當年商場的朋友們有任何聯繫，不論是通電話還是見面。

“做人總要有點骨氣。”他說，“再見面的時候，我要麼已經是個成功的物理學教授，要麼已經回到當年那種氣場。”

當年？

當年，顧雛軍的“格林柯爾系”曾經擁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企業，橫跨家電和汽車兩大產業。作為當年中國第二大冰箱企業“科龍”的董事長，他掌控著年產800萬臺冰箱的生產基地，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僅次於伊萊克斯。這還不算，一旦華東和揚州的生產基地投入使用，這個數字將上升到1300萬臺。這就是說，他麾下的冰箱產能將達到世界第一。

當年，顧雛軍曾經不止一次地對人說：“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聽到有人喊：看，那個老頭就是冰箱大王。”

當年，顧雛軍曾是“中國第三代民營企業家領袖”。他以青年發明家和海歸企業家的身份，不僅運作了格林柯爾公司的香港打包上市，還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花不到10億人民幣的資金，完成了對一系列虧損國有企業的收購。其中，包括科龍、美菱、亞星客車和襄軸這樣的上市公司。

當年，顧雛軍的終極夢想曾經是“收購百家公司，僱傭百萬員工”。更有甚者，他曾經在自己最後的法庭陳述裡聲稱：“我的夢想是在我有生之年，能把中國五個行業都做上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驅動命運的軸承在動力最強盛的時候戛然而止。

2005年7月29日，顧雛軍被捕。

7年過去，一切都不一樣了，但顧雛軍的自尊心一點兒都沒有變。他還是那麼驕傲。不久前的一天，他去美國銀行詢問自己當年的存款。工作人員問他，你怎麼7

顧雛軍就是以這樣驕傲又憤怒的姿態重新回到公眾視野的。

總的來說，顧雛軍既無願意他出面的人證，也無直截了當的物證，亦說不出邏輯強大的事實。他的指控被認為是捕風捉影、憑空揣測。我們不能夠直接談論他這段經歷中的怨恨和弔詭之處，不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顧雛軍的命運起伏竟然如此跌宕。數年前，顧雛軍成為“國退民進”時期的改制英雄，甚至被冠以“中國第三代民營企業家的領軍人物”的美名。緊接著，他又成為改制受阻時期的反派角色，被嘲諷為“超級掮客”、“資本大鱷”和“職業說謊家”。其中的進退曲折，到了今天，總算可以大大方方地加以議論了。

這時候，剛好是顧雛軍出獄的第9天。

二、被捕：特務般地接頭

2005年7月28日，夜晚，北京五洲大酒店的停車場。

顧雛軍打開車門，鑽了進去。車裡有其他人。不到一個小時，顧推門離去，看不出表情。

7年以後，顧雛軍形容這是一次“特務般的接頭”。車主是北京一家公關公司的老闆，此前，他收了顧雛軍300萬元人民幣的佣金，幫忙打探消息。在車裡，他對顧雛軍說：“你可能要被抓了。你趕緊籤個字，把你的公司委託給我。”

“我當時根本不相信，肯定是來騙我的。”顧雛軍同憶說，“第二天我被抓了，我就知道，這哥們兒還是有點神奇的。”

7月29日，第二天一早，按照原定的安排，顧雛軍從北京飛往上海，和浦發銀行高層會面，為了科龍的貸款做最後的爭取，未果。中午，顧雛軍即刻乘機返回北京。下午三四點鐘左右，飛機降落在首都國際機場。顧雛軍沒來得及下飛機。他發現，有二三十名貌似便衣的男子第一時間上了飛機。他們徑直走到顧雛軍面前，出示了相關證件，表示將依法以虛報註冊資本罪和虛報財務報告罪對其實施逮捕。

“荒唐！”顧雛軍喊。

“荒唐不荒唐，和我們又沒關係，我們只是履行職責。”

顧雛軍被捕了。至此，從2005年初開始，持續了長達8個月的“科龍大戲”總算告一段落。對於顧雛軍來說，他此前為了力挽狂瀾所做的—切努力，則全都白費了。

顧雛軍的2005年開局不利。

2005年1月，香港聯交所以關聯交易為名對顧雛軍進行公開譴責，科龍股價應聲大跌。

1月20日，顧雛軍登上了第二屆“胡潤資本控制50強”名單榜首。第一屆的冠軍是德隆唐萬新——他在上榜後不久就進了監獄。

不祥之兆。

3月，科龍公司總裁劉從夢在從深圳皇崗口岸前往香港的時候被告知限制出境。

3月底，顧雛軍被告知，中國證監會將對科龍進行立案調查。

4月5日，中國證監會派出20人小組，進駐順德科龍，展開調查。

迫在眉睫。

顧雛軍很清楚，一旦科龍被立案調查的消息公告出去，科龍就完了。對於一家正處於產銷旺季的家電企業來說，一旦傳出這樣懲罰性的負面消息，公司股價會一路下跌不說，銀行會調整風險評級，縮緊銀根，只收不貸，就連供應商也會逐漸停止供貨並加緊追討欠款。總之，脆弱的資金鍊一旦斷裂，又找不到人施以援手的話，公司就垮了，萬劫不復。

但顧雛軍並不清楚，為何科龍會被盯上。功勞都明擺著。在已經過去的2004年，科龍完成銷售額128億，上繳稅收5.6億——2001年，在他收購這家公司的時候，這兩樣數字則分別是43億和2.1億。就在半年前的科龍20週年廠慶大會上，他還公開宣佈說，科龍已經進入了“快車道”。他說：“已經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困難能阻止科龍做到3000萬臺冰箱了。做到3000萬臺冰箱，我就可以退休了。”

顧雛軍自我感覺良好。他並未意識到危機的到來。一直以來，他最愛跟媒體反覆提及的一連串數字是：“收購科龍三年來，這家公司的稅收從2.1億上升至5.6億，銷售額從43億上升至85億，出口額從6700萬美元上升至4.17億美元，員工人數則從2萬人上升至3萬5幹人。”

然而，一切並非毫無預兆。2004年，德隆系崩盤，引起相關部門對“一拖多”公司的關注。早在2004年七八月份，國家審計署就曾進駐科龍電器，展開調查。11月，深交所和香港聯交所又一起進駐科龍總部，對其財務問題進行集中核查。更早些時候，中國證監會派出的調查小組在科龍待了小半年，進行例行巡查，直至11月才結束。

從1989年辭職下海算起，顧雛軍有長達十餘年的從商經歷。對於環境和氣氛的變化，他不可能遲鈍到一無所知的地步。不過，此時的顧雛軍正處於人生的巔峰時刻，而成功則是最偉大的隔音器。

“他膨脹了。”一位顧雛軍的好友分析說，“我見過太多企業家了，在他們最成功的時候，一呼百應，追隨者眾。這種氛圍下，很難不被衝昏頭腦，覺得自己無所不能。”

“實際上，當他開始把手伸到汽車行業的時候，就已經從做實業開始玩資本了，很危險。”他又說，“隔行如隔山，汽車的技術、渠道、市場、週期和家電完全不一樣，他哪來的自信？”

直到科龍開始接受立案調查的時候，顧雛軍還在出言不遜。他對媒體說：“簡直莫名其妙。”

顧雛軍如夢初醒，亡羊補牢。從6月起，他奔赴北京，常住新僑飯店，試圖進行政府公關。他一方面找錢，希望能夠恢復生產，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夠尋找渠道，勸說中國證監會把立案調查改為例行巡查，向市場傳遞正面信息。

一切都對他不利。顧雛軍被捕前一個禮拜，中國併購公會會長王巍曾經在國貿飯店見過他。當時，王巍正在主持一個論壇活動，顧雛軍找到他，要求面見參加活動的某位證監會領導。“領導不願單獨見他。”王巍回憶說，“但我考慮到這是關鍵時刻，就帶他一起去了。他差點給領導下跪。”

“團隊回來以後，給我彙報的消息很不樂觀。”李肅說。

7月底，顧雛軍也曾經前往朝陽門的中國人壽大廈，約見“中國刑辯第一人”、京都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田文昌。一週之內，顧雛軍找了田文昌三次。最後，田給他兩個建議：第一，一塊錢打包賣掉科龍。第二，你隨時可能被抓，已經非常危險，趕緊找候補班子。

在田文昌看來，顧並未積極回應他的建議。“我想，他找了不止我一個人。一定有人跟他說好的。他就願意從好的方向走。他這是僥倖心理，保財不保命。”

不要說一塊錢賣掉科龍，就算是到了被捕當日，顧雛軍仍然在進行爭取貸款的積極努力。從6月下旬開始，他已經決定賣掉科龍。但是，他仍然在好幾家買主之間逡巡，試圖拿到一個最合心意的價錢。他的底線是11億元人民幣。

“我承認挪用了科龍電器的一些資金，但是，只要再給我一點點時間，我把我持有的科龍電器股票賣出去一部分，錢就能徹底還上了；很可惜的是，形勢發展的惡劣性似乎已經不允許我這麼做了……何必苦苦相逼呢？等我把錢還上再處理我不是更好嗎？股民要的不是錢嗎？難道是想要我顧雛軍的命？”

這是顧雛軍被捕前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話。

很快，隨著掌門人的被捕，他旗下的公司紛紛易主。美菱賣給了長虹，襄軸賣給浙江一家合資企業，科龍賣給海信，作價6.8億元人民幣，幾乎只是顧雛軍當年心理價位的一半。

2007年5月18日，曾經轟動一時的格林柯爾在香港退市。這時候，顧雛軍獲刑十年，正在廣東省肇慶市四會監獄服刑。他念念不忘，跟老資格的獄警說，將來出去以後，一定要搞個新聞發佈會喊冤，戴上個“文革”時候的高帽子，上面寫：“草民完全無罪。”

這是一個不肯接受現實的人。

2012年11月13日，顧雛軍穿著跟新聞發佈會那天—模一樣的西裝。他打開牛皮紙袋，一頁一頁地翻著他的舉報信。他還是不能夠相信，自己的商業帝國就這麼滑稽地在半年之內化為烏有。“可是，沒有人搭理我。”

這一天，是顧雛軍出獄的第77天。

三、宿命：為牟其中平反

2002年初，北京香格里拉飯店。

顧雛軍剛剛收購科龍不久，正是整改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倒有閒工夫，又是出錢，又是託人，在這裡開了個研討會，主題是“中國民營企業的安全問題”。

“你們媒體，為什麼不給牟其中翻案？”顧雛軍說到激動處，聲音大了起來，“他做的信用證的事，國有貿易公司都在做，不能因為他是民營企業就抓他。你可以讓他破產，但不能動不動就把他送進監獄。如果動輒就把企業家送進監獄，誰敢做企業家？”

早在為自己翻案的十年前，顧雛軍就試圖為前輩翻案。簡直宿命。

2000年7月，顧雛軍創立的格林柯爾科技控股在香港上市，融資5.5億港無。之後，顧雛軍著手開始收購科龍的談判。2001年10月，顧雛軍宣佈收購科龍，作價5.6億元人民幣（後調整為3.48億元人民幣）。一個月後，以《財經》為代表的媒體相繼發表文章，質疑格林柯爾製冷劑的產量和財務狀況。財報顯示，這家因為收購科龍而嶄露頭角的新公司，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裡，銷售收入竟然從11萬元增至3.64億元，約合3300倍之多。這樣一個超常規的瘋狂數字，實在叫人難以置信。2005年，在顧雛軍入獄以後，經過媒體的調查，他在入住科龍之前的“擦邊球”行為得到了證實。

“6年了，所有生產時間加在一起不到兩個月，純粹裝樣子。”

“假訂單多得可以用麻袋裝。”

媒體的質疑，導致格林柯爾科技控股兩天之內市值縮水10億港元。

顧雛軍吃了虧，對於商場上的遊戲規則，開始有了諸多顧慮。他曾經對操辦安全論壇的組織者吐苦水，說：“我是今年最倒黴的人。幸虧我沒用財產作抵押，否則我早就破產了。”

顧雛軍得到的教訓是，做事情要考慮後果，不能懷著僥倖心理貼線運行，否則就有可能付出代價。不過，他也覺得不服氣，虛增利潤、信息披露不實這種事情，就跟當年牟其中的信用證問題一樣，大家都這麼幹，幾乎是上市公司的通病。一句話，法不責眾啊，

財經作家孫燕君在《顧雛軍的巴別塔》一書中分析說：“雖然顧雛軍通過虛增利潤成功實現了格林科爾的上市，但當他入主科龍後試圖故伎重演時，卻撞上了國內股市監管非常時期的槍口。”

從2001年到2005年，遊戲規則已經變了。

其實，如果顧雛軍足夠敏感的話，早在2004年，他就應該意識到，一張大網正在籠罩下來，越來越低，越來越緊。

2004年8月10日，郎鹹平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發表演講，指責顧雛軍使用“七板斧”伎倆，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席捲國家財富。接下來，國內媒體將郎鹹平的演講內容廣為刊登，輿論一時沸騰。

郎鹹平是一名會計專業出身，長於財技分析的學者。他對顧雛軍的指責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第一，在收購科龍的過程中，顧雛軍的格林柯爾與科龍原來的控股大股東容聲集團之間存在關聯交易。“收購當年大量拔高各項費用，造成上市公司鉅虧，第二年壓低各項費用．使公司一舉扭虧”。第二，動用科龍電器強大的現金流來完成包括美菱、亞星和襄軸在內的大量國有企業收購，僅用9億資金就換走了價值136億的國有資產。

從履歷來看，顧雛軍當然不像個騙子。他雖然出生在江蘇泰縣農村，但他父親是城裡的幹部，母親是會計，有小知識分子背景。他雖然做過返鄉知青，也種過田，但恢復高考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學，並一直攻讀到工科碩士。連讀書帶留校，他在大學裡待過7年。他有科學家情結，發明過顧氏循環理論和格林柯爾製冷劑——儘管受到質疑，但仍然不乏技術含量。

然而，回想起來，“郎顧之爭”已經遠遠不是顧雛軍的誠信第一次遭遇質疑了。1989年，顧雛軍從江蘇工學院辭職下海。據說，離開學院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同事一起吃飯，說過這麼一句話：“中國做生意，80%靠吹，20%靠幹。”1990年，顧雛軍遠赴英國。不過，直到他1998年回國，這段海外經歷始終備受質疑。吳曉波甚至在《大敗局》一書中指出，顧雛軍的英文口語連日常交流都成問題，也說不出任何一個證人的名字。

以上種種，再加上之前對格林柯爾財報的虛假包裝，實際上，顧雛軍的公眾信任已經被透支，非常脆弱。郎鹹平的指責成了壓倒顧氏話語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郎顧之爭”開始後，網民立即積極參與。根據當時新浪網的統計，有4萬網民參加了網上調查，認為郎的文章“一針見血，分析精闢”的超過90%。在辯論中，郎鹹平儼然是中小股民利益和國有資產的保護者。網民則在某種程度上和郎鹹平達成共識：同有企業改革導致國有資產被瓜分。這樣一來，百姓長年以來對於不徹底改革的後遺症、官員腐敗、權錢勾結、社會分配不公的不滿總爆發。不知不覺地，“郎顧之爭”演變成為一場“全民戰爭”。除了郎、顧本人和大量網民，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家紛紛參戰，自組陣營，發表觀點。

最終，“郎顧之爭”成為了一場對國有企業改革路徑的反思。一年以後，科龍陷入全面危機之中，他曾經感慨說：“在全國的家電行業中，我已把所有的棋子擺好，郎鹹平跳出來掀翻了棋盤。”

顧雛軍一面通過法庭和各種論壇應付郎鹹平，一如既往地強硬，另一面，他收購英法汽車配件和設計公司的談判也同步進行。他真的很自信。走在他前面的唐萬新並未被他看作前車之鑑。在緊張的社會輿論和政治氣氛下，他也沒覺得企業多元化道路算個變數。

就這樣，顧雛軍一直走到了2005年。

好了，現在可以論及根本，顧雛軍到底是不是一個罪人。

在最後的法庭審判中，顧雛軍以三個罪名獲刑：虛報註冊資本罪、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上市公司資金罪。這三樣跟財務有關的罪名，全部在2004年郎鹹平的指責中提到。郎鹹平畢竟是吃財務飯的。

依法論罪，顧雛軍有罪。但是，也有為顧雛軍鳴不平的。

“虛報註冊資本，這在中國法律裡本來就界定模糊，有時候人就不知不覺陷進去，被抓了才知道犯罪。”田文昌說。

“挪用上市公司資金，可能是有的。”李肅說，“不過，這種財務往來，最多算違規，哪裡到抓人判刑啊。”

換句話說，別人都在乾的事，顧雛軍也幹了，但是，別人可能沒有因此被抓，他顧雛軍卻撞槍口上了。他沒搞懂潛規則，自然要完蛋。

這一天，2012年12月3日，距離顧雛軍出獄就快90天了。

四、迷茫：不知道做什麼才有用

2012年9月14日，下午l點50分，北京北四環安徽大廈。

顧雛軍把紙糊的帽子戴好。他知道自己看上去有點滑稽，卻並沒有照鏡子。推門之前，他回頭又交代了助手一句：“我的論文放在電腦邊上。萬一今天我被抓了，文章你要收好。”

迄今為止，又有兩個多月過去了，顧雛軍出獄90天。他開了新聞發佈會，他接受了若干媒體的採訪。他一次又一次地往返於安徽大廈和望京之間。每當要接受採訪的時候，他就在這裡租一個月租800元人民幣的套間。他承認，就連這筆錢也是別人資助的。“我住不起。”他說。

顧雛軍並未被抓。沒人為難他。他鬆了一口氣，又有些莫名其妙的遺憾，彷彿失去了一個扮演心目中悲劇英雄的機會。

也沒人搭理他。顧雛軍高調接觸媒體，也不斷寫公開信，但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涉及的人以任何方式和顧雛軍取得任何聯繫。唯一看起來像樣的進展是，他的一個朋友，在跟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吃飯的時候，輾轉得到一句“他這個事情，立案動機不純，應該做不起訴處理”。這話叫顧雛軍興奮了一會兒，但又一想，這話早在庭審的時候，也就聽說過，算不得新鮮。

“我很迷茫，不知道做什麼才有用。”他望著腳下的地毯，說。他沒想到會有這種一腳踩空的感覺。原來，出來之後，跟出來之前一樣，都這麼寂寞。

一開始，當然是意外和憤怒。

2005年7月29日，被捕當晚．顧雛軍被押送到北京炮子樓派出所（注：顧本人語）。同一個看守室裡，還關了另外兩個人。顧雛軍也不跟他們講話，只是一個人想心事。“想了一夜，也想不明白。”這時候，他還不知道，有7名常年追隨他的下屬也在同一天被捕。

夜裡，小警官在外而走來走去，顧雛軍就破口大罵。小警官說，別罵了，跟我也沒關係。

第二天一早，2005年7月30日，顧雛軍和押送人員一起，坐飛機頭等艙回到廣東。下飛機的時候，鎂光燈把他閃得頭暈。他知道，這件事已經在媒體上公開了。

從此以後，顧雛軍彷彿進入了一個異度空間。他在順德看守所、南海看守所和肇慶市四會監獄之間輾轉。7年裡，他沒有收到過任何一封信。一開始，除了律師和全國工商聯的人，他見不到任何熟人。終審判決之後，已經4年過去了，他才被允許和自己的親人見面。他的接見名額只有兩個，一個是爸爸，一個是弟弟。按照這種說法，他應該一直沒有見過自己的小女兒一一女兒在他被捕的那一天，出生於美國。

顧雛軍學會了靠聲音和光線的變化來判斷時光的流逝。早上5點45分，鐵門咔嚓一下拉開，新的一天開始了。他和同監室的27名犯人一起起床，其中，總有七八個是殺人犯。三餐永遠一樣，是米飯搭配一種“餵豬的菜”。吃完飯，其他人打牌下棋，顧雛軍就開始看書。老實說，這是唯一讓他覺得世界還和以前一樣的方式。一開始，他看法律書，想著能早點翻案。後來，他開始看數學和物理書。在一個能量守恆的世界裡，他獲得了一點平靜和力量。

顧雛軍沒有朋友。有時候，他也跟別人一起，到門外頭放風。那是個臥室一樣大小的院子，走上20圈，也不到一公里。有時候，會有人拿著財經雜誌來問他，他就敷衍，說，我自己的事還搞不清楚，搞別人的事。也有人拿著英文書，問他英文單詞，他一聽，人家發音都發不好，也不想同答。晚上，看完雷打不動的《新聞聯播》，其他人都看《星光大道》和《我要上春晚》，他從來不看，就又開始看書。一開始，很多人用髒話罵他，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他把每個月300塊錢零用錢省下來，花上一條煙，就能僱個“保鏢”。他不怎麼跟人說話，跟犯人不說，跟獄警也不說。說話也麻煩，他是重點犯人，獄警要跟他說話，必須同時有兩名獄警在場。

有時候，生病反而讓他突然感覺到，原來自己還活著。在看守所的時候，他中過一次風。後來，他每天都要吃6種藥。他的高血壓很嚴重，低壓130，高壓240。他的糖尿病和心臟病也不輕。總之，他是個重病號，雖然不必參加監獄工廠的日常勞動，但是醫生警告他說，你只要再犯病，申請就醫總要4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第一年和第三年很不一樣，第三年和第五年也很不一樣，等到第六年、第七年的時候，顧雛軍慢慢發現，自己的身體和頭腦所感受到的痛苦竟然減輕了。痛苦變成了一種麻木，不再能夠感知周遭的一切變化。

監獄是個荒島，顧雛軍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自己的荒島圖書館上。慢慢地，他積攢了70多本書，其中絕大多數是數學和物理，也包括一本《資治通鑑》。有些東西死了，有些東西則在慢慢復原。上世紀80年代，顧雛軍在江蘇工學院和天津大學上大學的時候，他曾經的夢想是做科學家，拿諾貝爾獎。後來，從30歲到40出頭的時候，他的夢想變成了做企業家，做收購。現在，他眼看快要50了，隱約又覺得，只有科學才算得上是種救贖。

2012年9月6日，清晨。鑄鐵的大門緩緩打開，顧雛軍合在800多名減刑獲釋的犯人裡走出來。他走向面前的3輛小轎車，平靜地迎接自由的到來。等他的是一群格林柯爾和科龍的舊部，大概提前兩天左右，他們得到了老顧減刑獲釋的消息。

汽車並未多做停留。想象當中久別重逢的煽情段落也沒有出現。這群人徑直從肇慶趕往廣州白雲機場。機票是早就買好的，飛往北京首都機場——也就是他7年前被捕的地方。

在接下來的90天裡，顧雛軍一直努力維持著一個受盡磨難卻漠視金錢的高人形象。他的老部下們勸他，別告了，早點走出來，否則還不是落得個自我折磨。他不聽。他的老下屬們甚至害怕再受牽連，在他舉辦新聞發佈會的那一天，紛紛買機票去了上海、廣州和成都避世。他不為所動。有一個和他一起被判刑的前下屬，只比他大一歲，在緩刑期間已經患病身亡。他很沉痛，但是初衷不改。

12月3日，天色慢慢暗下來的時候，有那麼一小會兒，顧雛軍似乎不吝於展示他脆弱的一面。顧雛軍嘆了一口氣，說：“我會等到明年春天，換屆三四個月後。”

言下之意，到了那個時候，出獄就該有200天了。到了那個時候，如果還是不能夠獲得他想要的平反待遇，大約就要啟動他的B計劃了。從5月到8月，他在監獄裡寫了一篇4000字的物理學論文，名為《時空量子化的數學證明》。就在前天，他剛剛託人翻譯完，把文章寄了出去，希望在美國的專業雜誌上發表。

“如果能發表的話，在美國申請個教授噹噹，問題不大。”他說。

“要是再去美國，我肯定選馬里蘭州。”他又說，“我在那裡待過好幾年，最熟悉。”

1989年，30歲的顧雛軍本來就是江蘇工學院的講師。如果沒有辭職下海，他應該早也是個能源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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