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關於避免人才項目異化使用的公開信（以下簡稱《公開信》），刷遍了科學界的朋友圈。
《公開信》還指出：人才項目之原意，並非為負責人貼上“永久”標籤，科技界應關注負責人在資助後的進步。基金委鼓勵有關部門和單位，設置更全面的人才評估標準。
中國科技界的“帽子”滿天飛問題，近年來頻頻遭遇詬病。此番基金委表態之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也多次談到科技界的人才問題——
“項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現象仍較突出；
人才評價制度不合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的現象仍然嚴重，名目繁多的評審評價讓科技工作者應接不暇，人才“帽子”滿天飛……
要通過改革，改變以靜態評價結果給人才貼上“永久牌”標籤的做法……
顯然，“帽子”現象凸顯了人才管理制度不適應科技創新需求，不符合科技創新規律的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基金委率先表態，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改革的先聲。
“帽子”帶來的問題
“帽子”問題的實質是人才評價和科技資源分配問題，反映在科學界最容易被人詬病的地方在於，“帽子”一旦戴上，極易產生贏家通吃的效果。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星系宇宙學部副主任、“百人計劃”項目負責人陳學雷提到，現在評項目往往是把不同學科，或者不同學科的不同方向放在一起混著評，導致評審的專家實際上是外行。由於不同學科的差別極大，不能數論文，所以最後就數“帽子”。“這樣執行下來，就不會有人去考慮如何更準確地評審。”陳學雷說。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謝宇也提到關於“帽子”的其他一些問題。一是這些頭銜更多是來自官方，而非學術共同體承認。第二，“帽子”偏愛國外博士後，以及評審中有對年齡的限制，其實都屬於歧視。“我們應該鼓勵在工作中拋棄年齡、學歷、居住地，自由公平競爭崗位。”謝宇說。第三，有的學者在獲得“帽子”之後，因為“帽子”所帶來的一些特權，不再或較少受到約束，甚至不產出、造假，卻沒受到懲罰、被追究責任。
“帽子”的合理與不合理
廣東某大學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行政管理者表示，他從《公開信》中看到，基金委明確了資助的目標是項目本身，而不是負責人；人才稱號不是永久標籤，而是階段性考核。“這是合理化的進步。對我們科研工作者來說也是更公平的，更有激勵性的。”他說。
“發這樣的公開信出發點是好的，但更期望基金委自己從此以身作則。”原上海科技大學教授、現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子工程與計算機系教授馬毅說。他認為，現在“帽子”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沒有“帽子”的人，無法憑能力拿到重要的科研項目。如果評項目是靠能力，那“帽子”自然不會那麼重要，大家也不會去爭“帽子”了。“任何好的制度和標準的建立，主管部門自己必須以身作則。”他強調說。
謝宇也表示，“帽子”在人類社會構成中不可避免，對政府的管理和決策也非常重要。他解釋道，當社會規模越來越大，我們便沒有時間去充分了解某一個人，此時就要依靠名譽、頭銜這樣的線索來推斷關於某人的信息。“帽子”畢竟也是經過專家評審，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管理者們更是需要這些線索來輔助決策。同時，以“帽子”引才，成了高校看得見的政績，比如學科評估、申請項目等等都需要看“帽子”，某種程度上，“帽子”成了機構學術能力的表徵，由此導致各類考核考評中數“帽子”的簡單化做法。
謝宇還強調，要警惕對這些線索的濫用。“帽子”在統計學上有意義，但不能精準地反映個人的能力和貢獻。因此，對個人的評估手段必須多元化。
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原中科院物理所“百人計劃”入選者戴希，也認為目前人才評估標準單一。
他表示，中國大學教授的待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普遍偏低，為了吸引國外人才迴歸，也為留住自己培養的部分優秀人才，必須給予少數人特殊待遇。“但如何公平地鑑定誰是人才呢？這些國家層面上評選出來的‘帽子’們，就成為天然存在的客觀標準。”戴希說，“但問題是，用全國統一的標尺去衡量不同學科，不同地域和不同單位，也許可以做到客觀，但很難做到合理。這對科技界內部生態多樣性的建立也很不利。一個創新社會的建立，離不開這種多樣性，千篇一律是創新的天敵。”
在科技界，有“帽子”的人往往資歷較深，對於資源分配的話語權更大，而初出茅廬的青年科學家為了爭取資源，不得不在追逐“帽子”的過程中，分散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成為受害者。
中國科學院大學卡弗裡理論科學研究所所長張富春說，當前引進和激勵青年人才的獎勵政策有“四青”——中組部的青年千人計劃、基金委的優秀青年、教育部的青年長江、以及萬人計劃中的青年拔尖人才——這些計劃在過去一定時期都起了正面作用。現在來看，名目太多，擠佔了青年學者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一位人大朋友告訴我，過去一年人大僅申請長江學者或青年長江學者就有90位，每位申請者平均花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材料，結果是百分之十的人取得了榮譽。”張富春說，很多青年獲得了青千，還要申請其他的人才計劃，學校和研究所也鼓勵他們再申請，因為學校視四青數目為學校質量的重要標準。
張富春對此感到可惜：建設創新型國家，應該大力鼓勵創新，讓年輕人集中精力創新，而不是花太多時間申請這些。
“帽子”問題如何改
廣西大學校長趙躍宇此前發表文章認為：“人才計劃問題的異化看上去是‘帽子’、票子、位子的問題，歸根結底卻是分配製度的問題。”
他認為，現在高校、研究院所的績效薪酬制度既不適應高校、也不適應人才市場。同時，國家對機關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實行大一統的薪酬政策。高校、科研院所難以形成體現本行業特徵和具有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薪酬制度，這就迫使著“帽子”不斷演變為位子、票子的砝碼。
陳學雷表示，各種人才計劃一開始都是以引進人才為目的實施的，現在國內研究水平會越來越好，我們就需要考慮這種針對部分學者的激勵政策是否合理。
“現在收入差距變得很大，低的非常低，高的非常高，而且收入高的還經常被挖來挖去，跳來跳去。”他說。
張富春也建議：把“四青”整合為“一青”，平等對待國內培養和海歸青年人才。“青千計劃總體是成功的，引進了成千上萬名優秀學子從海外回國。但是這個政策把國內和海外的青年人才截然分開。我們有一些研究所、大學已經是國際水平了，擬應同等對待。”張富春說。
陳學雷還提到，我們缺乏備用的評估標準。他說：“我們國家現在的特點就是管理權和經費都在管理部門手上。如果從長遠來說，應該是逐漸淡化管理權限，把一些決策權下放到研究所或者是一些專門的科學家，比如說通過制定規劃，成立學術委員會，通過這些方式來逐漸改善評估。當然，從目前來說，權力基本上都還是集中在政府層面。”
戴希也認為“帽子”問題的根源是體制上的。他認為主管部門對基層單位的各類評估和檢查過於密集。這些活動導致了按照“帽子”大小和多少，來進行利益分配的格局。“不在根本上改變這一點，科技界的‘帽子’問題就跟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一樣，很難得到根治。”戴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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