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郭秉文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先驅者之一,也曾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最為活躍的教育家,早在二十世紀20年代,郭秉文就曾連續三次作為中國政府的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會議,並連續三次當選世界教育學會副會長,他的這一歷史殊榮,至今無人能出其右,既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郭秉文

郭秉文被譽為“東南大學之父”,在國立東南大學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郭秉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當時的國立東南大學曾被世界教育界稱之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大學”,也是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國立東南大學,都與郭秉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南高”和“東大”之所以業績輝煌並聲名遠播,都與執掌“南高”和“東大”校政的郭秉文密不可分,郭秉文曾擔任這兩所著名大學校長達10年之久。

郭秉文於1914年就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留學生中第一個獲得教育學博士的人,其博士論文為《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此文當為中國教育制度史上的開山之作,這在當時中國是絕無僅有的

郭秉文(1880—1969)字鴻聲,江蘇江浦人,1880年出生於上海青浦一個醫生之家。1896年,16歲的郭秉文畢業於上海清心書院。

上海清心書院是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範約翰和夫人於1860年2月在上海創辦的教會學校,郭秉文在這所教會學校裡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和英語的全面訓練,畢業時被留校任教一年。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郭秉文(右二)與家人合影

郭秉文在上海郵電和海關等涉外場所工作了10餘年,他對中國的社會狀況有了一定的體驗和了解,其視野也逐漸開闊起來,毅然放棄了收入不菲的職位,於1908年選擇赴美國留學。

郭秉文與所有留美學子都不同,他是一個具有10餘年工作經驗和社會閱歷的人,以這樣的履歷留學,在中國還是非常罕見的,直至今天也是如此。

郭秉文進入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理科,以圖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梅貽琦也曾在這所學校就讀機電工程專業,但梅貽琦是郭秉文的學弟,郭秉文於1911年獲得伍斯特理工學院理學學士。

1911年,郭秉文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攻讀教育學,這次專業領域的轉換,也是郭秉文思想轉換的結果,他把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抱負,定位在“教育救國”上,他潛心學習和研究美國教育學理論,同時開始思考中國現代教育問題。

郭秉文深得導師杜威教授和孟祿教授的親授和青睞,並與他們建立起良好的師生關係,若干年後杜威和孟祿都曾來華訪問和講學,郭秉文都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郭秉文還充分展示了其過人的組織能力和領導才能,鑑於他在留美學生當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郭秉文被推舉為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主席,全面負責留美學生組織與服務工作,而這也為他全面瞭解美國各大學中國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以及結交留美學生提供了便利條件,與留美學人建立了人脈聯繫。

郭秉文的留學經歷,使他進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構建了他獨特的中西合璧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在杜威和孟祿等導師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薰陶、教誨和影響之下,建立起西方教育模式和教育體系的框架,為他能在中國進行高等教育實踐和教育改革,尤其在教育理念、知識結構、組織能力和人脈關係等方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郭秉文在美留學時留影

1915年1月,郭秉文回國後,積極協助江謙籌備建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謙年長郭秉文4歲,時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教育家,其人國學功底深厚,而郭秉文通曉西方現代教育,二人珠聯璧合辦學,致使學校迅猛發展,很快就在中國有了相當高的知名度。

1918年3月,江謙因病長期修養,由郭秉文代理校長,1919年9月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此時正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之下,郭秉文對“南高”進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他首提開放“女禁”,積極倡導男女同校,為了衝破社會各階層的阻力,郭秉文與執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蔣夢麟和胡適等人商定,“南師”和“北大”一致行動,共同開放“女禁”。

1920年暑期招生時,“南高”開始招收女生,並錄取了8名女生,50多名旁聽生,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朝野和輿論譁然,甚至連老校長江謙都極力反對,可見這項改革措施阻力之大,但開放“女禁”這一功在千秋的歷史功績,郭秉文可謂是功不可沒,從此開啟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第一次招收的8名女生合影

1920年4月,郭秉文正式提出建立國立東南大學的建議和構想,經過與北洋政府教育部溝通和協商,教育部同意以“南高”的教育、農、工、商等四個專修科改建為國立東南大學,各本科仍由“南高”繼續辦學。

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掛牌成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國立東南大學實際上是雙軌運行,都由郭秉文出任校長。

1923年6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正式併入國立東南大學,學校辦學規模迅速擴大,全校共設5科31系,教職員工300餘人,在校學生1500餘人。

郭秉文模仿哥倫比亞大學教學體系,在中國首次將師範教育納入綜合性大學之中,而國立東南大學也從此具備了現代綜合性大學的一切特徵,學科覆蓋面之寬,居全國各大學之首,很快就在社會上聲譽鵲起,成為國內一流的大學,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蹟。

科舉制度於1905年被廢除之後,教育方式開始由私塾向學堂發展,而學堂所需的中小學教師則由專門的師範院校培養,這一模式竟一直延續至今,當代中國綜合性大學都已經不設師範學院了,而郭秉文的教育理念則是“寓師範教育於大學之中”。

哥倫比亞大學是綜合性大學辦師範教育的成功典範,郭秉文對此推崇備至,他認為中學以上的教師必須有寬厚的基礎知識,必須是雙料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在學科單一的師範院校裡,很難從根本上提高教師的質量和水平,而在學科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裡,就能夠很好地協調通才與專才的關係,通才不致空疏,專才不致狹隘,綜合性大學的優秀人才,經過一定的師範教育和訓練,一定會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

郭秉文的這一教育理念,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目前中國師範教育確實存在著許多可商榷之處,首先是高水平的師範大學非常少,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低水平的師範院校卻又大量存在,導致所培養的師資水平低下。

而師範院校的入學門檻要比綜合性大學低很多,由於單一的師範類院校層級不高,社會影響力不大,許多優秀學子都競相報考綜合性大學,報考師範類院校的學生都是一些低層次的考生,進而形成惡性循環,致使中國師範教育長期處於一個低水平狀態,這也是制約中國教育水平提高的重大問題。

從1909年起,每年都有一批官費生赴美留學,自費留學美國的學子也不在少數,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才漸漸開始影響中國。

而郭秉文是將美國大學模式引入中國的第一人,而且是將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模式引入國立東南大學的辦學之中,可謂是起點甚高。

國立東南大學實行選科制、評議會和董事會,處處可見美國大學模式的痕跡,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設置學校董事會,在大學的職能定位上就是——面向社會,服務社會。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南高”和“東大”校門

讓我們認識和了解一下董事會的作用吧,《國立東南大學董事會簡章》規定:“董事會決定學校大政方針,審核學校預算決算,推選校長於教育當局,決定學校科系之增加或廢止、變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財產,決議學校其他之重要事項,董事會是全校立法和決策機構,地位與校長並列甚至更高。”

國立東南大學這種領導體制在中國國立大學中當是首次建立,當時董事會成員如下:張謇、蔡元培、王正廷、袁希濤、聶雲臺、穆藕初、陳光浦、餘日章、嚴家熾、江謙、蔣夢麟、榮宗敬等人,當時報紙評論道:“此次所舉諸董事或為耆德碩學,或為教育名家,或為實業鉅子,於社會事業均極熱心。東南大學得此助力,此發達之速可預卜矣。”

國立東南大學董事會不僅加強了學校與政府和社會的廣泛聯繫,也極大地提高了國立東南大學的社會知名度,而且為學校在解決資金、物資供給以及與地方融洽相處等各方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國立東南大學籌建之初,郭秉文就借鑑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建立經驗,積極倡導社會捐資助建,若有人獨資捐建,圖書館就以其別號命名;若有人集資興建,就將其芳名刻於銅牌,懸掛在圖書館內正廳。

現在國內許多大學都建有“逸夫圖書館”或以“逸夫”命名的教學設施,這些都是由香港大亨邵逸夫捐資興建的,並以“逸夫”冠名,這種捐資方式就來自於美國捐建傳統的影響,邵逸夫老先生一生慈善濟世,不愧是中國最偉大的慈善家之一。

郭秉文曾親自遊說江蘇都督齊燮元,勸他獨資捐建圖書館,齊燮元以其父親的名義捐資15萬元,建設了“孟芳圖書館”,以後又陸續籌資17000餘元,圖書近3000餘種,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極大地改善了學生的學習條件。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圖書館舊址

穆藕初獨資興建了農學院房舍,並捐資66000兩白銀,資助教師出國進修深造,生物館也是校董籌集資金興建的,郭秉文所實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做法,也曾被其他大學所效法,對整個近代中國大學的管理體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所謂面向社會,就是大學的辦學資金必須從社會上籌集,儘管東南大學是國立大學,但政府的教育撥款入不敷出,不足以支撐一個大學的正常運轉,向社會募集資金是美國大學的通行做法,也是一個大學校長最主要的職責之一,如果大學和校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不夠的話,是很難募集到社會各階層的捐助,辦學資金也就很難得到保證,郭秉文以其個人的人格魅力和行資辦學的影響力,在社會上廣募資金,確保了國立東南大學的建設和發展。

郭秉文一向主張辦學經費需要“政府和社會合力並籌”,“非資群策群力不足以立”,學校建築項目都是通過社會籌集和贊助來實現的,而政府的教育經費只能保證教職員的薪水開支,學校的系科設置也都是根據社會需求來設置和調整,此為面向社會也。

所謂服務社會,就是讓大學生走出象牙塔,大學除了承擔傳授和研究學問的基本職能之外,還要具有服務社會的職能,這是現代大學的一個顯著特徵,郭秉文在辦學中積極遵循和倡導這一原則。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孟祿(左二)訪問中國時留影

國立東南大學成立之前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就以“科學明世”著稱,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科學社”的整體進駐。

中國科學社是任鴻雋、楊杏佛、趙元任、胡明覆、周仁等9人於1914年6月在康奈爾大學發起成立的,並創辦月刊《科學》雜誌,向中國國內介紹和傳播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後來又都轉到哈佛大學,正在哈佛大學的竺可楨也成為其中重要成員之一。

文理科(中文、歷史、哲學、外語、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地學等系):劉伯明、柳詒徵、王伯沆、張士一、樓光來、梅光迪、吳宓、吳梅、顧實、王易、蔣維喬、湯用彤、孫本文、林天蘭、蕭純錦、周鯁生、朱君毅、李瑪、凌冰、陳中凡、羅家倫、梁實秋、陳衡哲、任鴻雋、胡剛復、熊正理、竺可楨、孫洪芬、張子高、王璡、何魯、熊慶來、葉企孫、段調元。

教育科(教育、藝術、心理學):陶行知、陳鶴琴、徐養秋、汪懋祖、呂鳳子、李叔同、程其保、鄭曉滄、孟憲承、陸志偉、廖世承。

農科(生物、農藝、園藝、畜牧等系):秉志、鄒秉文、胡先驌。

工科(機械、土木、電機工程):茅以升、涂羽卿、沈祖瑋。

商科(普通商業、工商管理、會計、銀行理財、國際運輸各系):楊杏佛、馬寅初、潘序倫、李道南、沈蘭青、胡明覆、陳長桐、瞿季安、林振彬。

體育:盧頌恩、張信孚、麥克樂。

從這些著名教授名單中就可以看出,“南高”的文史教授絲毫不遜色於北京大學,除了雲集大批著名的文史教授之外,還有“學衡派”的形成。

1925年1月6日,郭秉文突然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解除校長職務,他自己也是在7日由滬返寧的火車上,從報紙上獲知這一消息的,感覺頗為突兀,甚至還有些莫名其妙,北洋政府教育部如此急切地宣佈免除一位大學校長之職,這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還鮮有先例。

郭秉文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學校長,而且在國內外都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郭秉文到底觸動了誰的“奶酪”,必欲除之而後快,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問題,且流傳多種說法,一說是受直係軍閥齊燮元的影響,一說是汪精衛欲染指東南大學校長,種種傳說不一而足,還有待學者探究這一歷史事件。

當時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時期,政局動盪不安,各種派系林立,彼此討伐,互相傾扎,政客之間的爾虞我詐,殃及到一所無辜大學和他的校長,東南大學開始進入動盪和蕭條時期,許多知名教授都在此間紛紛離校。

任鴻雋去了四川大學,竺可楨去了浙江大學,陸志偉則去了燕京大學,這三位東南大學的骨幹,後來都來都成為這三所大學的掌門人。

東南大學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校長,導致東南大學整體實力遭到嚴重的削弱,一直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羅家倫出任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時,這所知名的國立大學才漸漸恢復元氣,並煥發了勃勃生機,最終成為中國第一高等學府。

由此看來,一所大學的校長是多麼的重要,而遴選一位稱職而合格的校長也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郭秉文從此退出中國高等教育的舞臺,再也沒有機會執掌大學,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遺憾。

郭秉文所創立的國立東南大學,是完全效仿美國大學體系建立的,他所聘請的教授,也都是具有遊歷歐美頂級大學經歷且學有專長的學者國立東南大學的辦學模式,對中國高等教育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論是“南高時期”,還是“東大時期”,其中許多師生都成為中國教育界的翹楚,更有多人曾執掌著名大學校長。

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倡導和推動之下,南高和東大的附屬學校的教育模式也成為標杆和效法的對象,從而促成了中國整個現代基礎教育體系的形成,開創了中國“六三三學制”中小學學制的建立。

而由陳鶴琴主持的“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實驗幼稚園”的鼓樓幼稚園,也在全國得到推廣,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的幼稚教育事業,所有這一切,都源自於郭秉文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奠定了中國現代教育體系的基礎。

1926年5月,郭秉文、胡適與他們的老師杜威、孟祿在紐約共同發起創辦了“華美協進社”,這是美國第一個以美國社會為對象,專為美國人開設有關中國課程的教育機構,也是一個非營利的民間文化機構,旨在通過各項教育與宣傳活動,來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與文明,以此增進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瞭解,郭秉文出任首任社長,一直到今天,“華美協進社”依然存在,並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發揮巨大的作用。

郭秉文:引入“美國大學模式”第一人

杜威教授

郭秉文還有過兩次出任國民政府官員的經歷,這兩次任職經歷都與孔祥熙有關,1931年,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長時,郭秉文出任工商部國際貿易局局長,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時,郭秉文出任財政部次長兼中央貿易協會主任。

郭秉文還曾在四十年代初擔任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兼秘書長一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是一個福利性質的機構,這個國際組織的任務是負責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害國家的善後救濟工作,於1943年11月在美國華盛頓成立,發起人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當時有48個國家參加。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受害最為嚴重,也是最需幫助的國家之一,而施予幫助的國家,主要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的聯合國,與1945年在舊金山成立的聯合國,不是一個概念,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的參戰國家,因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立時,還沒有聯合國這一國際組織。

1958年,已是78歲高齡的郭秉文倡導成了“中美文化教育協會”,由美國著名漢學家恆慕義博士擔任主席,郭秉文擔任副主席,曹文彥擔任執行秘書。

恆慕義是一個傳教士,曾在燕京大學任教,是一個“中國通”,其子恆安石曾於1981年至1985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這個學會的活動主要依託臺灣駐美國大使館文化參事處,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活動,郭秉文經常事必躬親,策劃安排周詳,每逢活動都親自出席,與大家見面,為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奔波忙碌。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國逝世,享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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