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兩百餘年的西漢歷史中，自漢文帝劉恆之後，最能關注民生，順應民意的，當數漢宣帝劉詢了。他的選賢任能，法正其本，慎用邊兵，無不與此相關。因而，班固稱頌“孝宣”之治，“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
選賢任能
劉詢原名劉病己，劉詢是他自己改的，為使民間容易避諱。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代帝王中，大概沒有或極少有像劉詢這樣出生幾個月就成為孤兒並陷於牢獄之災，此後又曾流落民間的。劉詢也因此而深知人生艱辛、世態炎涼、民間疾苦，因此具有那種“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的皇家子孫沒有或難有的政治品格，這就是關注民生，順應民意。
劉詢在大將軍霍光去世之後開始親政，他常說：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家鄉，沒有嘆息、怨愁，主要就在於為政公平清明，處理訴訟之事合乎情理。這需要他和那些優秀的郡太守和封國丞相等二千石官員齊心協力才能做到。因此他非常重視選賢任能，廣泛延攬賢能才俊,下詔各郡、國舉薦“賢良方正”和“直言極諫”之士,注重對他們的問責考核，“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用現在的話說，也叫述職與考核罷。對於刺史、郡守及封國丞相，劉詢往往“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必然”，並做到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賞罰分明。因此，史家稱：“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漢宣帝劉詢用人，有其自己的特色。
一是注重公論民意。在他即位及親政之前，基本沿襲漢武帝時的嚴刑峻法，官員大多以用法嚴苛來顯現自己的才能，河南太守黃霸卻以為政寬和著稱於世，以至史家評說，自漢朝建立以來，治理百姓的官吏，黃霸當居第一。劉詢在民間時，就知百姓苦於官吏的執法峻急，聽說黃霸執法平和，便將其召到長安，任命為廷尉，多次裁決疑案，朝野公認黃霸執法公正。
二是注重品格操守。張安世由御史大夫魏相上密奏提議，併為劉詢認同出任大將軍。他是很有品位與操守的君子，經常與劉詢一起商議國家大事，作出決策後，從不向外洩露。即使是朝廷大臣，也無人知道他曾參與某事之決策；他舉薦人才出以公心，不市私恩。曾有一個被他舉薦的人前來道謝，他憤然作色說“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並從此與他斷絕交往。有郎官認為自己“功高不調”,感到委曲，要張安世為之美言。他說“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劉詢看重的，正是他的謹慎周密，公私分明。
三是注重實際才幹。龔遂原是故昌邑王即廢帝劉賀的郎中令，劉賀被廢之時，他身邊的官員大多因失職而被處死。龔遂對劉賀已盡到諫諍之責，因而得以免死被貶去看守城門。他在“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之時，由丞相、御史推薦而被劉詢任命為渤海太守，時年70，形貌短小，很不起眼，但一番交談下來，劉詢便看中了這個小老頭。龔遂認定所謂“盜賊並起”只是“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因此，“單車獨行至府”,使所謂“盜賊”“棄其兵弩而持鉤鋤”，不用一兵一卒，大動干戈，就達到了平亂維穩的目的。
劉詢用人，注重歷練考察。蕭望之為人持重，善於籌劃，擅長分析，想予以重用，卻不知其行政能力，劉詢便任命他為左馮翊（與京兆尹、右扶風並稱三輔）。本為少府的蕭望之誤以為這是皇上聽了什麼人的讒言後對他的貶黜，便以病為由上書辭職。劉詢特地派員向他解釋：你當平原太守時間太短，調你到三輔地區任職，是為了考察你的治理能力。
公元前51年,漢宣帝劉詢因為四方戎狄臣服，想到“良臣”們的功勞，命人在麒麟閣上繪製畫像的“良臣”,就有霍光(只寫“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以及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等人。
法正其本
公元前67年,即漢宣帝劉詢親政後的第二年，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漢宣帝說，“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那些酷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的“執法”氛圍。“治獄之吏皆欲人死”，將此當作一種“自安之道”。因為刑訊逼供者比比皆是，就有屈打成招者以及冤假錯案頻頻出現。於是，死於非命者不計其數，苛法苛吏成為民之大患。他希望漢宣帝省法寬刑，以改前世之失，興太平之風。
路溫舒此言或有“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之嫌。因為他所說的“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不僅是亡秦之失，也是孝武之失，更是於今（即宣帝之時）猶存之弊端。
自幼就在民間的漢宣帝劉詢，深知這種苛法酷吏之可惡，他認為路溫舒說得很好，真心實意地接受了他的意見，那年十二月專門為此下了詔書，首先作了自我批評，將“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歸結為“朕之不德”，同時指出“決獄不當”之惡果，使有罪者愈發作惡，無辜者遭受嚴刑,由此造成諸多家庭之不幸。詔書中還有具體措施：派廷尉史參與各郡的司法事務，增設廷尉平四名，增加俸祿至六百石，改變他們“任輕祿薄”的處境，希望他們公正執法，“以稱朕意”。此後每年秋天，對當年之案獄做最後決定時，漢宣帝經常親臨宣室，親自裁決。凡此種種，對於扭轉“治獄之吏皆欲人死”的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
涿郡太守鄭昌在這種背景下直言上書，他說：“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按即廷尉平)，獄將自正。”然而，僅僅這樣做是靠不住的，設置廷平，只能“以理其末”，皇上親自裁決，也只是眼前有效；若為“後嗣”著想，“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鄭昌意在法正其本，他說“今不正其本”，萬一哪天“政衰聽怠”了，這些廷尉平將攬權弄法，成為禍亂天下的元兇首惡。
對於鄭昌這番直言，劉詢如何反應，《資治通鑑》未曾提及，《後漢書·刑法志》記有六字，曰:“宣帝未及修正”。從此後的行動看，漢宣帝卻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鄭昌之諫言。
公元前66年，漢宣帝下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這意思與孔子所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正相吻合。
公元前64年，漢宣帝下詔：二千石官員要督察自己的屬下奉公守法，不得任用玩弄法令，決獄不公，瞞上欺下的官吏。
公元前62年，漢宣帝下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可見劉詢在廢除苛法，拒絕酷吏，倡導人性化執法方面建章立制，有所作為。不僅如此，他在下詔之後，更注重落實，在官吏的使用與賞罰中體現省法寬刑，法正其本的導向。
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其禁。每年冬月集中處決囚犯，流血數里，號曰“屠伯”。連其母都譴責他“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此人看不起以為政寬和著稱於世的黃霸，對黃霸受到劉詢褒賞，內心不服，口出怨言。一位叫義的府丞以死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於公元前58年，經查實後被“棄市”。
東海太守尹翁歸為人廉明，執法公正，對郡中吏民之賢與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皆知之。碰到下屬處理事務過於苛急，便命其稍加平緩；稍有懈怠，則親自查閱有關記載督促。他逮捕罪犯，目的在於以一儆百。被懲罰的吏民全都敬服，心懷恐懼，改過自新。因為治理郡務政績卓著，被調入京擔任右扶風（與京兆尹、左馮翊並稱三輔））一職。
劉詢有一句名言，叫做“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這話原是不滿太子劉奭“奈何純任德教”說的。當然，在他的法治之中，本身就含有德治。他任用的官吏，也並非都是法家，例如曾任廷尉的黃霸與曾任廷尉史的路溫舒便都信奉儒學。他還曾專門下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 並親自出席作出裁決。倒是“亂我家者太子也”，卻是被劉詢不幸而言中。若非劉奭懦弱，怎會使王政君及王氏外戚四世擅權並導致王莽篡政？
慎用邊兵
漢武之時屢興兵事，天下虛耗，百姓流離，劉詢深知輕率動用邊兵之禍害。公元前67年冬，他因地震而下詔說：“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即張安世）、右將軍（即霍禹）屯兵！”將這兩支屯兵的部隊撤了回來，以減輕百姓負擔。同時下詔，未使用過的皇家池塘和禁苑借給貧苦百姓從事農耕生產，返回原籍的流民，由官府借給公田，貸給種子、糧食，免除他們的財產稅和徭役，各郡、國的宮室、別館，不要再進行修繕。可見，劉詢親政之初，就將慎用邊兵與關注民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當然，他能保持這種清醒，離不開“賢良方正”和“直言極諫”之士的不斷提醒與勸阻。
公元前64年，匈奴多次派兵襲擊在車師屯田的漢人，企圖併吞車師國。鄭吉率領在渠犁屯田的漢兵七千餘人前去救援，卻被匈奴軍隊圍困。鄭吉派人向朝廷求援，希望增派屯田軍隊。漢宣帝劉詢與後將軍趙充國等商議，打算乘匈奴國力衰弱的機會，出兵襲擊匈奴西部地區，使其不能再騷擾西域各國，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諫阻。他將用兵分為五種：“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他說，近來，匈奴曾向漢朝表明善意，得到漢之百姓馬上就將他們送回，未曾侵略漢之邊境。雖圖車師屯田，卻不足介意。於是提出：“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魏相還提出各郡、國治理的諸多問題，包括官吏不廉、風俗不正、災害不斷、邊郡睏乏，用孔子的話“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勸告劉詢，請他分清輕重緩急。劉詢接受了魏相的勸告，只派常惠率領張掖、酒泉的騎兵前往車師，接鄭吉及其所率將士還回渠犁；立前車師國太子軍宿為王，將車師百姓遷徙去渠犁居住；任命鄭吉為衛司馬，負責鄯善以西地區的安全。
公元前61年，因為騎都尉義渠安國召集先零部落首領30餘人，將其中最為桀驁狡詐者全都殺死，又縱兵襲擊先零人，斬首一千餘級，導致已經歸附漢朝的各羌人部落和歸義羌侯楊玉的憤怒怨恨，不再信任並臣服於漢朝，劫掠弱小種族，侵犯漢朝邊塞，攻打城池，殺傷官吏。義渠安國防備羌人的二千騎兵遭羌人襲擊，於是率兵撤退，奏聞朝廷。雖說是義渠安國處事不當，但畢竟人家已經大動干戈，一場戰爭已難避免。年逾古稀的老將趙充國主動請戰。劉詢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即今甘肅蘭州），圖上方略。”於是朝廷“發兵詣金城，……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因為“兵難遙度”，趙充國的作戰“方略”，是他到了金城之後上呈的。劉詢既沒有以君命或聖旨遙控指揮，硬要趙充國不折不扣執行，也沒有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當甩手掌櫃。他與趙充國書信往來不斷，足見用兵之“慎”。
趙充國的“方略”,歸納起來說，就是不搞全面出擊，而行重點打擊；不搞長途征討，而搞屯兵守護；不以重兵相逼，而重分化招降。他先後五次上書，總旨是重謀略而輕拼殺。史書記載：“充國奏每上，(宣帝)輒下公卿議臣”,最初贊成趙氏意見的十有三人，以後十有五人，最後十有八人。宣帝詰問“前言不便者”,其中包括魏相，他們“皆頓首服”。宣帝於是回覆趙充國，全盤肯定他的方略。如此這般，雖然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卻是大獲全勝，使漢朝“信威並立”。於是，劉詢“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趙充國班師回朝後，鄭吉接班。公元前60年，鄭吉首任西域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公元前54年，匈奴單于向漢朝稱臣，派其弟右谷蠡王到長安來充當人質。漢朝因邊塞地區沒有了外族入侵的戰事，便將屯戍兵卒減少十分之二。劉詢下詔表彰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封他為安遠侯。
班固則稱劉詢“推亡固存，信威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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