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場中，薪資水平一直是一顆敏感的炸彈，拋下這顆炸彈，或許你會發現，有的人表面光鮮亮麗，其實銀行卡里的餘額還不到三位數。傳媒行業的薪資水平一直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尷尬境地，這份工資足以供養理想，但對於那些上有老下有小，要負擔車貸房貸的人來說，就顯得有些微薄。

今天，我們就想從這些國外同行的故事講起，與大家一起探討：理想和麵包，真的不可以兼得嗎？

以“生存”為第一要務的中產階級

2009年，Thomsen辭去了遊戲娛樂媒體IGN的副總編職務，從舊金山搬到紐約，正式成為了一名自由職業者。辭職後的生活並不像想象中的輕鬆愜意，他同時為《福布斯》（Forbes）、時尚雜誌Complex和IGN擔任專欄作家，時間幾乎都用來寫作。儘管如此，他的收入在支付每月850美元的公寓租金後，依然所剩無幾。迫於經濟壓力，Thomsen不得不求助信用卡借貸。但是，信用卡債務又加重了他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最終，Thomsen因壓力過大而患上了幽閉恐懼症。

散文家Michael Greenberg則將寫作定義為“對有償勞務的嘲弄”，他在2009年出版的散文合集中回憶了自己的寫作生涯。20世紀80年代早期，在第一部小說出版後，Greenberg發現，寫作並不能為他帶來生活條件的改善。“我決定在寫作之外再去找一份兼職工作，像化妝品銷售、出租車司機……我都去嘗試過。”Greenberg在散文中描述了自己作為一個年輕的父親，是如何不斷地尋找工作來補貼家用的，從打零工到投機炒股，他幾乎每一行都有所涉獵。和Thomsen一樣，Greenberg認為自己仍是中產階級中的一員，只不過，是以“生存”為第一要務的中產階級。

“被包裝成職業的職業”

Thomsen和Greenberg的經歷只是新聞業薪資水平走低的一個縮影。美國新聞研究所在2015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有四分之一的媒體從業人員在主職之外還會參加公關或營銷等社會兼職；12%的媒體人員選擇利用業餘時間到高校任教；另有五分之一的媒體人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同時為多家機構工作。

斜槓青年何以席捲新聞業？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節流：防患於未然的財務計劃

開源：斜槓青年與他們的“B面生活”

成為斜槓青年並接納自己的“B面生活”已經成為媒體界乃至文藝界的常態。芝加哥作家Peter C. Baker曾經兼職過長達兩年的家庭廚師；被聖安東尼奧快報解僱的Aissatou Sidime Blanton在告別新聞業後，依然兼職寫作。“在確保兼職不會對正式工作造成干擾的前提下，試著把兼職建立在你喜歡做的事情上。”Sidime Blanton表示。

加拿大作家Brin Jonathan Butler曾因工作需要，長期跟隨古巴拳擊冠軍和其他拳擊運動員生活。當他發現自己的薪水無法滿足生活需要時，他開始利用在採訪中學習到的拳擊技能，在中央公園舉辦拳擊課程。拳擊課為他帶來了每年超過1萬美元的額外收入。目前，Butler正在創作關於國際象棋的新書，或許在創作完成後，他還將開設國際象棋課程。談到這些“無心插柳”的副業時，Butler表示：“我並不希望做這些兼職，但我知道為了生存自己不得不這樣做，不得不去克服困難。”

被撬動的理想與現實

斜槓青年和自由職業者的興起，是勞動力市場佈局發展的必然趨勢。越來越多的公司希望藉助斜槓青年和自由職業者，來彌補自身在某一細分領域的人才缺口。從長期穩定的僱傭關係轉向短期合作或交易關係，勞動力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將在人工智能時代得到前所未有的顛覆和改變。據牛津互聯網研究所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範圍內大型企業對自由人才的啟用率同比增長26%，並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

媒體人的跨界同樣被外界看好，牛津大學人類學研究員項飆教授曾在訪談中公開表示：“學者、媒體人、作家、藝術家、搞教育的、搞社會運動的，要更緊密地合作，要打成一片。藝術有力量，是因為它吸取了學者的思考，它以直觀的方式把思想傳遞出去，這樣又激發新的思考。這些工作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都是在拷問人生的意義。過去是人為地把它們隔開了。人的感知、人生的意義一定是多個面向的，所以只有打通隔閡、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讓我們覺悟人生。”

“我們希望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並且有能力去應對生活中的經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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