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小米集團宣佈撤回發行CDR的申請。此前，為了讓小米CDR在港股上市之前發行，證監會對小米一路“大開綠燈”，但到了19日這個原定上會的日期，小米的CDR之旅仍然按下暫停鍵，反映出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複雜性。
小米在最後時刻放棄CDR，估值是極為重要的原因。過去一段時期，新股發行改革屢經反覆，尤其是23倍市盈率定價發行之後，A股市場的參與方，基本上喪失了在IPO一級市場的定價能力。小米在國內上市，在發行定價上又受到諸多限制，一方面，證監會不希望小米CDR的估值過高，但另一方面小米在香港的上市又需要滿足此前私募投資人的關切，歡迎新經濟元素的制度設計雖然已經成型，但在許多技術路徑的探索上困難猶在。
小米是一家急需融資而利潤規模又相對較小（未經調整2017年在財務上還有虧損）的企業。對小米而言，不論如何融資都是頭等大事，它在上市過程中不得不高度關切融資規模和定價的因素。然而，給一家這樣的成長期企業定價，這對於A股一級市場來說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兩重因素的疊加，讓監管層和小米的選擇空間都極為逼仄。從表面上來看，這似乎只是小米的個案，但從深層次來說，卻叩問CDR改革乃至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終極目標，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資本市場，應該如何去建設這個資本市場？
上市門檻應該如何設定，上市公司結構應該如何優化，上市融資的功能如何進一步完善，上市定價的機制如何進一步健全，CDR改革的全過程，是回答前述問題的過程。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中國資本市場才能如決策層希望的那樣，成為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平臺，而非進行零和博弈的“賭場”。顯而易見的是，這一改革絕不可能輕輕鬆鬆完成，只有更多社會力量的參與，才能夠真正趟出CDR改革可行的道路。
中國的資本市場需要適應中國自身國情，但也需要借鑑海外市場的先進經驗。怎樣讓中國資本市場的規則適應那些原本為海外上市而設計的企業的需要，需要監管者和參與改革的相關公司的智慧乃至勇氣。或許，已經在海外上市經歷過嚴苛海外市場檢驗的公司，在這一改革攻堅中，會以更從容的姿態給監管層帶來有益的幫助，對此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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