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以战止战

中美“贸易战”:以战止战

理性应战 以战止战

“贸易战”将影响全球价值链

“全球一共有三个价值链中心,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亚洲地区主要是中国,欧洲地区主要是德国。如果三大价值链中心的其中两大发生‘贸易战’,将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余南平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战”对全球贸易将产生连带性影响,“比如在美国生产的汽车,除了有美国公司生产的美国车外,还有设在美国的德国公司、日本公司生产的汽车。这些在美国设有生产基地的其他国家生产出的汽车也要受到关税制裁。这就是连带性反应,也就是贸易战会波及到第三方甚至第四方,这种‘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是目前全球产业分工下的普遍现象。由此可能推算出,中美‘贸易战’全面打响导致的最极端情况就是全球产业链的断裂。”

余南平表示,现在虽没有数据证明影响程度将会如何,但从统计学角度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做过一个测算,即每提高1%的关税,就会影响贸易总量的3%-4%。“根据克鲁格曼的估计,如果中美全面打响‘贸易战’,那么全球贸易总额将下滑70%,相当于回到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测,因为假设的前提是‘贸易战’全面开打。但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规模是500亿美元,只是局部领域,还没有升级到全面的领域。美国选择征税的项目基本是中间产品,而不是终端产品。对中国的产品进行贸易制裁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设备这一端。而中国选择的是传统思路,打击美国的票仓,对农产品、水产品,包括汽车等征收高关税。这是双方目前第一个阶段的征收清单,现在美方在评估第二阶段,未来态势并不乐观。”

中美仍有谈判空间

在6月21日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美方失去理性的行为无益于解决问题。并再次强调如果美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采取扭曲国际贸易的做法,中方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型工具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举措,以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他还透露,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于6月25日在北京举行。届时刘鹤副总理和欧委会副主席卡泰宁将共同主持对话,继续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全球经济治理、贸易和投资、创新驱动发展、互联互通等议题展开讨论,发出中欧携手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信号。

余南平指出,如果美国继续提高关税征收规模,中国将采取商务部所说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进行反制。“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规模达到约130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约5060亿美元。根据今年初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绍,据海关统计,在2017年的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出口规模大约2.91万亿元人民币,自美进口规模大约1.04万亿元人民币。从统计看,双方的进出口额存在较大悬殊,这样就没办法只用数量上的同等规模进行反制,而是要结合质量来达到同等的效果,质量主要指关税税率的比例,也就是提高关税水平。”余南平认为,若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还有可能采取一些关税以外的其他手段来应对美国的措施,如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手段。“美国也曾提出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手段,比如采取限制出口,单向征税等各种限制条件,包括对投资领域也会有特别措施。非关税壁垒的手段较复杂,不在通常的贸易争端范围当中。”

余南平同时指出,就中方来讲,本不希望打贸易战。打“贸易战”不仅对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目前较疲弱或复苏较有限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好事。若美方不步步紧逼,那么中国也可尽量不采用反制措施。余南平认为,从理性角度讲,随着中美双方博弈的展开,即使到7月6日真正开始加征关税后,也仍有继续谈判和各自妥协的空间。

中国国内改革亟待加速

余南平认为,中国的短期应对主要是调整国与国贸易层面的关系,但由贸易问题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如何加速内部的改革。他指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理由来自其301调查,目标直接对准“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中国制造2025”计划怎样继续进行,如何通过内部改革促进科技创新来推动中国的工业水平、制造业水平以及科研水平的提升,这不是局部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制度框架改革的问题。“可能改革的速度会加快,中国历来会产生一种‘撞击式反应过程’,即来自外部的压力越大,内部的改革动力越足,应对也会更加认真。所以面对贸易争端的压力,中国可能产生这种内部改革红利效应。”

但余南平也指出,目前中国改革难度不小,经济模式亟待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房地产和投资出口等模式,未来消费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但从消费的角度看,这两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支付能力也会出现问题。因此比较有效的方法可能是结构性减税以及压缩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包括精兵简政。”余南平表示,在减税方面,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就是一种改善。余南平还认为,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由于中国的流转税较重,如何有效压低流转税从而进行一些结构性的大规模减税,使企业获得创造动力,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余南平表示,要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就要营造自主创新的环境。“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强调的那样,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在6月21日发表的流动性观察报告中预计,在外部冲击下国内政策将面临调整。“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持续升级,初步宏观影响有限,但磋商路径难以预测,将对生产投资活动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我们维持今年6.6%的GDP增速预测,但该预测面临下行风险。如外需大幅放缓,政策有可能会放松以提振内需,包括偏紧的信贷政策以及PPP和基建相关的紧缩政策。我们仍预计年内央行可能继续降准200个基点,下次降准时点可能就在未来几个月。”

中美“贸易战”:以战止战

以“贸易”为名的战略性竞争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早已有之

“中美贸易战难道起源于今年吗?起源于特朗普吗?非也。”某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近日指出,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贸易争端长期存在,而且不断增多。他称,广义的贸易争端或者贸易战会持续地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远没有得到解决。

陈凤英指出,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贡献度都可以体现出这一点。直接原因则是美国正处于政治周期,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要谋求连任,必须要得到更多民意支持。

“需要意识到的是,从2018年新版《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上一份报告是2008年,对中国态度仍友好),到特朗普内阁成员整体对华偏鹰,美国对中国定位的转变,乃至美中两国关系格局的转变,可能都是中长期的。”兴业证券分析师王涵、王轶君指出,因此,本轮的中美贸易问题可能只是一个缩影,需要重视中美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全球治理体系生变

特朗普上任后,在美国与他国发生贸易争端时,频频舍弃WTO争端解决机制,而是诉诸于双边谈判,这在唐建伟看来,主要是因为近年来WTO的多边贸易体系进展陷入停滞。“2006年以来多哈回合谈判的屡次受挫也使各国意识到,多边贸易体系的协调和统一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各国虽不至于抛弃多边贸易体系,但肯定会产生失望情绪,从而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同时,WTO现有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也因流程过长、现有规则惩罚违规者的力度不够等原因,使得美国等国开始寻求双边谈判或使用其国内法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如301条款调查等。”

陈凤英指出,由于某些制度安排本来就是双边的,所以只能诉诸双边谈判,如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两个双边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与欧盟的关系。事实上,过多的双边谈判对美国不利,会分散美国的精力。在她看来,美国已经重新将重点转向多边解决机制,4月派贸易代表到WTO就是明证。“美国贸易代表到WTO后,马上以保护知识产权之名提出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日本和欧洲也表示支持。所以,美国不但不会放弃多边机制,反而会将其当作‘第二战场’,因为他可以联手欧、日,甚至新兴市场国家。”陈凤英表示,中国外贸的“下一场硬仗”就在WTO。

美国以退出TPP和《巴黎协定》等为标志的频频“退群”事件,被广泛视为逆全球化之举。但陈凤英指出,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部分舆论以偏概全了。“美国‘退群’是有选择的,退出的是对他不利的。很多国际组织是美国发起成立的,也是其主要出钱‘养着’的,组织投票表决的时候没有按美国的意志,还反对他,违反了他的意志,他就不干了、退出了。”陈凤英指出,事实上,美国希望的是改造这些组织,而非放弃,例如,美国对重返TPP留了一条路,但前提是TPP能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

以战止战 边打边谈

“美国也认识到,无法像当年遏制日本一样遏制中国,中国总是要发展的。中国制造的产业链是完整的,需求也提升起来了;资源并不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欠缺;作为一个国家,也不像欧洲那样不平衡。所以,美国要与中国竞争,在竞争中遏制中国,在竞争中使中国倒退,使中国出错,使中国阵脚大乱。”陈凤英强调,贸易问题只是美国的幌子,是其竞争博弈、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

陈凤英认为,未来中美双方势必将“边打边谈”,“以打的方式谈”才是美国的目的。“美国想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入他的圈套,使中国更多开放市场,推出他所需要的政策。”她说,“哪一个战役是打的时候就告诉对方,‘我要跟你打了,可能会往哪打’?真要打人的,谁会叫?”她指出,中方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唐建伟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而且目前中国还不具备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实力。所以,在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还是要尽量避免全面冲突,争取谈判解决争端。”

唐建伟进一步表示,中国应做好四大举措:“一是积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可以在部分领域适当让步,从而增加和解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要做好多种预案,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好全面的应对措施。要认清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真实意图,充分了解美国推行贸易保护的工具抓手,制定有针对性的组合策略,有序采取应对举措。”

“二是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贸易顺差或只是中美贸易冲突的表层原因或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由头,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要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仅靠缩减贸易顺差规模并不足以实现美国这一目标。从当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历史来看,持续的时间很长,涉及的领域众多,美国使用的打压手段多样。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这次贸易纠纷得以平息,未来美国全力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全面崛起的意图不会改变。除了贸易领域,美国未来还可能通过汇率、金融、知识产权等各种手段来打压中国,贸易战仍会有反复,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唐建伟指出,“三是要坚持以我为主,不自乱阵脚,埋头苦干,‘做好自己的事’,确保我国经济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以持续提升中国经济软硬两方面的实力,淡然面对外部环境的风起云涌。”

此外,唐建伟指出,中国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逐步形成全面贸易伙伴关系。具体而言,“继续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利用国内市场大的优势,与东盟、欧盟、其他新兴国家等经济体加强经贸往来,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国际性的贸易自由化氛围。加快贸易结构调整,进一步降低对少部分国家过高的出口依存度,实现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市场多元、区域与产业结构平衡的贸易新格局。针对受冲击行业,要基于产业划分及行业特性分别采取措施,力争将受影响程度降至最低。并以此为契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促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图片均来自网络


分享到:


相關文章: